吾日三省吾身：我，无我，我自然！
教育生活寻“美”：关于小学就应该“搞活动”，这样才能提升学生素养一说，满脑子是打问号的。诚然好的活动是能激发学习兴趣、提升学生素养的，但是“盘景式”“宣传式”活动次生灾害很大，别以为小孩儿小，当他们知道“摆拍”“喊口号”……这些形式能取得“荣誉与表彰”时，这时形成价值观就被扭曲了！！！那么小学里好活动朝向什么呢？沉浸式读书、卷入式运动等等，既有长远目标，又有当下行动，还要有持之以恒的意志与定力。
阅读咂摸悦美：再论整本书阅读的观念和方法——以《三国演义》解读为例
原创 孙绍振 语文建设杂志 2025年12月17日 16:35 北京
一
诸葛亮与周瑜的再次较量，是借东风。周瑜与诸葛亮讨论策略，其实是智谋的较量。周瑜觉得自己先说妙计就会吃亏，故提出双方写在手心里。结果两人都写了个“火”字，英雄所见略同。后来，周瑜检阅部队，旗角被风一吹，在他脸上一刮，周瑜突然晕倒了。因为刮的是西风，用火攻曹军只有东南风才行，西北风都吹到自己船上了。于是他就病倒了。诸葛亮去探看周瑜，给他开了个药方：“欲破曹公，需用火攻。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周瑜病就好了。这一轮斗智，诸葛亮又是棋高一着。接下去一轮，诸葛亮筑起法坛，把东风借来了。周瑜的妒意更强了，喟然叹曰：“此人有夺天地造化之法、鬼神不测之术。若留此人，乃东吴祸根也。及早杀却，免生他日之忧。”周瑜步步为营，对诸葛亮都是致命危机的递增，但是都被诸葛亮轻松化解。赤壁之战的主线层层深入。《三国演义》与《三国志》不同，在军事三角的斗争里面，安排了超越军事三角的心理三角。心理三角不但斗力、斗智，而且斗气、斗情。这三角之战，不完全取决于军事力量，而是取决于智力，甚至不完全取决于智力，而是取决于感情。人活一口气，输了一口气，就不想活了。
对诸葛亮的多智，鲁迅说近妖，问题有二。第一，应该是神化、仙化，不是妖化；第二，孤立地评价小说中的人物，脱离了人与人之间特别是盟友之间的心理错位关系，就看不出艺术的奥秘来了。关键在多智是被盟友周瑜逼出来的。周瑜是个好人，但他有个心理毛病——多妒。虽然是战友，你的才能超过我，我不把你整死，我就不想活了。《赤壁之战》的伟大就在于多妒逼出了多智，多智到“近妖”的程度，很不符合科学的真，但这是民间传奇文学的想象。在这以前已经表现了曹操，从主动行刺奸贼董卓不成，在被捕以后又大义凛然，视死如归。他本是个热血青年，在逃亡过程中，因为“多疑”误杀了好心招待他的吕伯奢一家八口。曹操从一个热血青年变成一个嗜血屠夫，转化的关键乃是“多疑”。赤壁之败就是由于多疑中了反间计，在水战即将开始之时，杀了水军将领蔡瑁、张玧。最后又因多疑神医华佗，导致自己的头疾不治而亡。《三国演义》的艺术气魄就在于写诸葛亮与周瑜作心理搏斗时，又把曹操的多疑整合进来。这样一来，周瑜的多妒逼出了诸葛亮的多智，诸葛亮的计谋又因曹操多疑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以致多妒的更加多妒，多智的更加多智，甚至到可以借东风的程度，于是多妒的盟友就又设计加害，但每一计都因诸葛亮的更加多智而以失败告终。这个心理搏击愈演愈烈。
赤壁之战在艺术上的伟大，就在于突破了历史，把诸葛亮和周瑜的心理搏斗贯穿到底。多妒的用美人计招亲，企图把刘备杀了，结果赔了夫人又折兵。赤壁之战后，多妒的周瑜浴血奋战夺来的土地，被多智的诸葛亮在后边轻而易举地占去了。这也是历史文献上没有的，而是从元杂剧《两军隔江斗智》中借来的素材。斗来斗去斗不过他，最后多妒的就不能活了，临死口吐鲜血，留下了名言：“既生瑜，何生亮？”这句话并不是《三国志》里的，而是《三国演义》的伟大想象和创造。
多妒的周瑜有着一种智慧的优越感；失败了，智不如人，优越感没有了，就活不下去了。这里揭示出来的，不仅仅是周瑜，而且是人类的妒忌心理的普遍规律。妒忌只发生在同等人之间，因为近距离，有现成的可比性。有人说，周瑜要害诸葛亮，不是为自己，而是为了不给东吴留下奇谋强敌。这有一定道理，但是，如果真完全是为东吴，打了败仗，就应该吃一堑长一智，像曹操赤壁之败，司马懿为诸葛亮空城计所败，胜败乃兵家常事，即使屡战屡败，还要屡败屡战。这样的逻辑是理性的实用逻辑，可是《三国演义》里的周瑜遵循的是情感逻辑。这种逻辑是不实用的，因为不实用才是审美的。
妒忌并不是坏人才有的，好人、杰出的英雄也有。这是人性的弱点。一个以二十万不到的人马打败了号称八十三万大军的英雄，居然这样小肚鸡肠到把自己气死了。应该说，民间的想象，大众文化的趣味，并不完全是幼稚的，在心理上，其真实和深刻的程度远远超过了《三国志》。
赤壁之战之所以不朽，原因不但在于心灵奥秘的揭示，而且在于人物心理错位结构的丰富。
周瑜和诸葛亮的心理错位堪称精绝。大敌当前，作为盟友，只有齐心合力才是生存之道，可以说是生死关头。然而，在智力的竞争上双方不能相容，无异于你活我死。这种关系的特点，不是简单的矛盾，而是情志部分重合，部分拉开距离，也就是“错位”。在这个错位结构当中，周瑜处于主帅地位，诸葛亮是客卿，周瑜反复处心积虑要置诸葛亮于死地。但是，矛盾一直没有激化到二元对立的程度。如果一味二元对立，那就可能简单化了，就是战场上公开杀伐的关系了。
瑜亮关系之精彩，除了大敌当前的制约，在小说的人物错位结构的丰富上，作者在他们中间安排了一个鲁肃。这个人物看起来是多余的，但是，由于增加了错位，显得非常重要。在历史上，鲁肃很有战略眼光，联刘抗曹就是他首倡的。他个子高大，而且武功高超。他家境富有，也很慷慨，曾经把家里一半粮食捐给周瑜练兵（《三国志·鲁肃传》）。而《三国演义》把他塑造成忠厚老实、心地宽厚的长者，其实赤壁之战时他才三十多岁。他是周瑜忠实的部下，也是诸葛亮的朋友，不主张周瑜杀害诸葛亮。他知道，在长远战略上，打败了曹操，诸葛亮会成为东吴的敌人，只是目前不能破坏统一战线。他与周瑜的心理是错位的，眼下他竭力保护诸葛亮，只是为了利用诸葛亮的才智，心态也是与诸葛亮错位的。这个“第三者”的功能，与张飞出现在三顾茅庐中、王甫出现在关羽败走麦城之前对关羽的劝说，其错位功能是一样的。从鲁肃的双重错位心态中，结合周瑜和诸葛亮的错位，构成了复合的多重错位。这就显示出小说艺术的一种规律，多方面的错位不但比单纯的对立要精彩，而且比单一的错位也要精彩。更精彩的是，错位不是静止的，而是运动的，由错位派生出错位来。
二
对于关羽华容道放了曹操前后诸葛亮的表现，鲁迅的评价是“叙孔明止见狡狯，而羽之气概则凛然”［1］。
《三国演义》先是强调赤壁大胜之后，为扩大战果，诸葛亮分派众将皆有任务，唯独关羽没有，关羽不平。诸葛亮说，有任务你也完不成。关羽生性多傲，就立下军令状，若失败就军法从事。诸葛亮派他到华容道去擒拿狼狈溃逃的曹操，关羽以为此事手到擒来。诸葛亮与关羽的心理错位引出了曹操与关羽的心理错位。此时，曹操处于束手就擒的境地。曹操的谋士程昱建言，关羽此人“傲上而不忍下”“欺强而不凌弱”，不如装出一副弱者的样子，他可能就放手了。曹操就对关羽说：今日兵败，将军当以昔日之情为重。关羽说：昔日关某虽蒙丞相厚恩，但是我立了功，斩颜良，诛文丑，解白马之围，报答你了；现在公事不能营私，原则性问题不能退让。曹操说：关羽出走时，过五关斩六将，众多将士都要追杀，曹操以各为其主为由不让追了，这笔人情账没有还。这就引起了关羽的心理错位：他是个“义重如山”之人，忠于刘备匡扶汉室的事业，曹操是匡扶汉室的最大敌人，杀了他就是最大的忠，放了他就是最大的不忠。但是，《三国演义》的魄力就在于：第一，在关羽与曹操的关系中，把“义”置于“忠”之上，见曹军惶惶，动了悲悯之心，长叹一声，并皆放去。第二，这造成了关羽与诸葛亮之间关系的错位，使关羽的生命处于风险之中。这个片段是虚构的，赤壁之战没有关羽的事，他当时在武昌。而《三国志平话》的素材是曹操对关羽说当年的恩情，关羽强调“军师严令”“曹军撞阵”，突然（关羽）“面生尘雾，使曹操得脱”［2］。这个因果关系连情节的合理性都谈不上。《三国演义》将之改为放走曹操的原因在于关羽的“义”的性格逻辑。毛宗岗在第五十回的回前总评这样说：
虽其人之大奸大恶，得罪朝廷，得罪天下，而彼能不害我，而以国士遇我，是即我之知己也。我杀我之知己，此在无意气丈夫则然，岂血性男子所肯为乎？使关公当日以公义灭私恩，曰：“吾为朝廷斩贼，吾为天下除凶！”其谁曰不宜？而公之心，以为他人杀之则义，独我杀之则不义。故宁死而有所不忍耳。［3］
在理性与情感的错位中，情感占了主导方面，“义”是最高的原则，是他骄傲的底线，哪怕要掉脑袋，也要“义”无反顾。《三国演义》把关羽这种“傲上而不忍下”的义气强化到完全不顾大局，不顾生死，性格逻辑才是独特的，对于同情关羽、为关羽担忧的读者的心理冲击是很强的。与周瑜感到智不如人就没脸活下去一样，关羽不能为义而骄傲地活着，生命也就失去了意义。后来的情节证明，他就是因为这种多傲而葬送了自己的性命。
关羽归来后，诸葛亮表示要军法从事。他明明知道，关羽和刘备是结义兄弟，不可能真正拿他来祭刀。刘备说情，又增加了与刘备、诸葛亮的错位。诸葛亮就“狡狯”地顺水推舟了。从整本书阅读来看，诸葛亮这样“狡狯”一下，其实更加突出了他的多智。这里涉及的不仅有审美价值，而且体现了审智价值。当胜利到来之际，诸葛亮主要应对的不仅是曹操仍然强大的军力，也不仅是与盟友周瑜的较量，而且是刘备集团潜在的内部矛盾。大敌当前之时，内部的团结是紧密的，但是在胜利关头，资深成员之间的矛盾就会突出。
从资历来说，关羽、张飞都是刘备的老干部，诸葛亮参加刘备集团才一年，居然就成了除刘备以外的最高领导。加上诸葛亮才不到三十岁，而关羽和张飞则是四十多岁，在资历上、年龄上高于诸葛亮，但是在地位上是诸葛亮的部下。这些老干部以心高气傲的关羽为代表，不可能很服气。诸葛亮的多智，就在于把握分寸，既不激化矛盾，又要让老干部心悦诚服，抓住关羽犯错误的小辫子，并放他一马，借此树立自己的权威。此外还有一层更大的战略考虑，如果真把曹操抓住，曹氏集团崩溃，刘备与孙吴的统一战线失去了存在的必要，则东吴的军事优势必然是压倒性的。而刘备此时连自己的根据地都没有，故放曹操，抑制东吴强大，赢得取得荆州为立足之地的窗口期，诸葛亮此举可谓一智多得。
诸葛亮在刘备集团中明确了政治路线，在组织上树立权威以保证政治路线的贯彻。诸葛亮把相当的精力用在控制关羽身上。关羽镇守荆州，这是蜀国的门户。他太骄傲了，一听说新投靠的马超居然被刘备重用，他就要离职前往成都去与马超比武。这样傲慢的资深将领谁能挡得住？诸葛亮只给他一封信，把他热捧了一下，说马超这个人“兼资文武”“雄烈过人”，可谓“一世之杰”，但是，他不是一流人才，而是二流的，如汉高祖手下的彭越、黥布之类，只能跟张飞比，跟你这个美髯公的“绝伦逸群”差得很远，你去与他比武，不是抬举了他吗？关羽很高兴，把这封信“以示宾客”。这一笔表现了关羽骄傲到忘记了北方还有曹操的大军，政治军事责任有多么重大。这就用诸葛亮的多智反衬了关羽的幼稚。
三
在中国古典小说史上，《三国演义》的特殊成就不仅是情感的审美价值，而且也在相当程度上结合着实用的军事斗争的“审智”。
夏志清说关羽总是在诸葛亮眼皮底下。实际上，周瑜也一样在诸葛亮眼皮底下。毛宗岗说《三国演义》的三绝是曹操、诸葛亮和关羽，我觉得还有一绝，那就是周瑜。这四绝中，其他三绝是在诸葛亮以柔克刚的智慧控制之下的。特别是关羽，一旦违背了诸葛亮的制约，对刘备匡扶统一天下的大业就会带来致命的危害。
对于《三国演义》的整本书解读，既要看到情感的审美价值，又要看到其中奇才高于武夫的智慧。在《三国演义》中，决定胜负的乃是奇谋，不讲谋略赤膊上阵的许褚是受到喜剧性调侃的。而有些论者甚至声称《三国演义》中的谋略乃是“精神地狱之门”。其实，审智与审美相结合正是《三国演义》比《水浒传》《西游记》更为精绝之处。在《三国演义》中充满了以诸葛亮为中心的奇谋的精彩。奇谋能以弱胜强，刘备走投无路之时，诸葛亮“舌战群儒”，与孙吴结成统一战线，在赤壁之战中以少胜多。反之，奇谋也可能由胜而败。奇谋高于战力最鲜明的表现，关羽镇守荆州，诸葛亮定下的外交路线是“北拒曹操，东联孙吴”。孙权方面也曾主动提出与之联姻。但是关羽不但拒绝，而且用语极其傲慢“虎女焉嫁犬子”，侮辱了对方。在战略上，破坏了刘备和孙权对抗曹操的统一战线。他从荆州北伐，曹操有大将曹仁英勇无比，被他打得大败。曹操派于禁去支援，正好“秋，大霖雨”，汉水泛溢。关羽水淹七军。于禁的七方面军全军覆没，只好投降。关羽又斩了曹操的大将庞德，端的是横扫千军如卷席，连那些强盗、土匪、恶霸都不得不服，都认关羽为正统，接受他的任命，成为他的羽翼。《三国志》中用“威震华夏”来形容。［4］曹操的政治中心许都受到威胁，曹操要迁都。这时，奇谋又一次化弱为强，转敌方之强为弱。司马懿和一个谋士蒋济说不可，越逃越怕，还不如釜底抽薪：刘备和孙权一直在争夺荆州，关羽跟孙权的关系搞得很僵，他在前方打我们河南，我们不如联合孙权从江浙一带打过去，把他的荆州根据地抄了，他没有了战略后方，两面受夹攻。曹操采用了这个计谋，关羽这个威震华夏的战神就败走麦城了。
即便司马懿碰上诸葛亮，在多智上也略逊一筹。诸葛亮在《三国演义》中，固然也有神化的地方，但更多的还是人。他在驾驭人才方面也有失误，主要就是误用了马谡导致战略要地失守，导致自己身处险境，不得不使出十分冒险的空城计，看准了司马懿对他的畏惧和多疑，以心理战的奇智化险为夷。事后他不得不挥泪斩马谡，而且自我检讨没有遵循先帝刘备的遗言。
奇谋的奇不但在于化险为夷，而且还在于即使胜利了，也不以强示弱。孙权知道破坏了与刘蜀的统一战线，东吴单独对抗曹操的综合力量不足，乃转移矛盾，把关羽的人头送给曹操，而曹操却厚葬关羽，认为孙权让他称帝是把他放在火炉上烤。这些深刻的宏观战略思想，诸如此类的奇智，在《三国演义》中比比皆是，这就使得《三国演义》不但有深厚的审美价值，而且有相当丰富的审智价值。
鲁迅评定诸葛亮的形象“多智而近妖”，是因为忽略了审美虚拟在不同形式中有不同的规律，其根源在于把诸葛亮当作一个单独的人物。实际上小说特别是长篇小说，与诗歌表现一个人的情志不同，小说写的是人物与人物之间的情志错位的奇妙变化。多智并不是孤立的，而是在应对多妒和多疑的凶险环境中不断衍生的。
正是因为这样，诸葛亮、曹操、关羽还有周瑜的形象之不朽并不仅仅在于其独特的性格逻辑，而且在于这种性格逻辑交叉错位，其中蕴含着人类心理的普遍性：人物皆有自尊和自傲的心理，其生命质量取决于某种在同等人物中的优越感。《三国演义》中武装搏斗的胜负，很大程度上由谋略特别是奇谋决定。故诸葛亮与周瑜才智的优越感乃是生命的基础。周瑜的多妒，就是嫉妒与自己同等的人，因为具有现成的可比性。关羽的“傲上而不忍下”，其特点乃是不但与同位者，而且与上位者在资历上有比较大的优越感；就算是被妒忌被轻视的诸葛亮，也对强大的对手有稳操胜券的优越感。故《三国演义》中的多智、多妒以及多傲，在人性上是共通的。这种共通性表现得最为淋漓尽致的是周瑜被气死以后，诸葛亮去吊唁，哭得很伤心，历数周瑜一生的辉煌业绩，原因在于：只有你才是我的对手，你死了，我就没有才智相当的对手了。毛宗岗在第五十七回的总评中引诸葛亮悼周瑜的祭文中的“从此天下，更无知音”，认为《三国演义》中的群才有两种关系：一是“并生而相济”，“天生一非常之人，必更生非常之人以济之”；二是“相难”，“而天生一非常之才，亦必更生一非常之才以难之”。
因为有了强大的对手，才显得“我”的智慧更强大。这些英雄人物，为什么要把优越感看得如此重要呢？原因在于，人生苦短。《三国演义》第四十五回，蒋干奉曹操之命，前来策反周瑜，周瑜将计就计，佯作醉态舞剑作歌。歌曰：“丈夫处世兮立功名，立功名兮慰平生。”什么叫“慰平生”？第四十七回孙权与黄盖商量派阚泽去向曹操捐献诈降书。对于多疑的曹操，这是一个风险极大的使命，阚泽欣然应诺曰：“大丈夫处世，不能立功建业，不几与草木同腐乎？公既捐躯报主，泽又何惜微生！”建功立业，就是因为生命苦短，不能青史留名，就如草木一秋，活着也没有价值。此言与诸葛亮的祭文中赞美周瑜“忠义之心，英灵之气，命终三纪，名垂百世”息息相通。
《三国演义》成书于14世纪，当时欧洲最好的是短篇小说，比之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的经典西班牙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和法国拉伯雷的《巨人传》要早出两百年，堪称当时世界文坛上最伟大的长篇小说经典。在历史场面和人物的刻画方面，西方文艺复兴以前的所有短篇小说是望尘莫及的。中国的长篇小说，除了《红楼梦》以外，在刻画政治人物的复杂性方面，都没有一个形象赶得上《三国演义》中的曹操、关羽、刘备和司马懿。
要把《三国演义》整本书阅读提升到克罗齐所说的经典作家的水准上，难度已经很大，但是作为语文课本不能满足于停留在古典作家的水准，更重要的是立足于当代的思维高度，对《三国演义》的历史局限和作者个人的局限进行批判。这就不是孤立地阅读《三国演义》所能胜任的。我们不能满足于一个经典文本的解读，而对多个经典文本之间的联系和发展完全忽略。我们要创造中国式的整本书阅读模式，则不能不对其局限性进行勇敢突破。如果把《三国演义》与其他三大名著联系起来加以比较，发现差异，抓住矛盾，进行逻辑的、历史的分析综合，就不难发现《三国演义》最明显的两个缺点：一是对女性的歧视，貂蝉、孙权的妹妹是心甘情愿地作为政治工具，毫无男性英雄那样自己独特的感知行为逻辑；二是所有的人物语言都是同样的半文言半白话。这两点孤立地看是不明显的，但是与《水浒传》一比较，就不难看出中国古典长篇小说在艺术上递进的历史逻辑了。
参考文献：
［1］鲁迅.鲁迅全集：第九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136.
［2］三国志平话［M］.上海：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5：86.
［3］陈曦仲，等，辑校.三国演义会评本：上［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622.
［4］陈寿.三国志：蜀志［M］.裴松之，注.北京：中华书局，2005：698.
（孙绍振：福建师范大学闽台区域研究中心、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中文系资深教授）
[本文原载于《语文建设》2025年11月(上半月)]
（微信编辑：张兰；校对：苟莹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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