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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咂摸悦美：丨基于“大概念”谈整本书阅读的观念和方法——以《三国演义》解读为例
原创 孙绍振 语文建设杂志 2025年11月5日 15:58 北京
（本文约7079字，阅读大约需要19分钟）
【摘要】整本书阅读列入课程是百年来语文教学的重大突破，但目前存在两个问题。第一，有限的课时不足以保证开展全面而有深度的阅读。当前流行的方法是教师选择片段，适当梳理，在对话中做到充分尊重学生的独特体悟，但难免放任言不及义，甚至天马行空。第二，对经典阅读的难度缺乏思想准备，特别是对学术复杂性掉以轻心，以其昏昏使人昭昭者并不罕见。本文在梳理欧美国家整本书阅读经验的基础上，以《三国演义》为例，结合胡适，特别是鲁迅对诸葛亮形象“多智而近妖”的评价，分析诸葛亮与周瑜、曹操、关羽在多智、多妒、多疑、多傲的系统较量中居于主导的原因，认为否定诸葛亮的形象不啻否定《三国演义》的艺术成就。
【关键词】整本书阅读；《三国演义》；生命价值；优越感
一
中学语文教学提出整本书阅读，特别是把四大名著等经典长篇小说列入课程，而不是课外阅读，是百年来语文教学的重大突破。从本质上说，仅靠课本上那些单篇文章，对提高学生语文素养和人文精神是绝对不够的，叶圣陶说“课本只是个例子”，意思是对于海量的课外阅读，包括报刊、专著、广告等来说，单篇课文只是大海中的一朵浪花。对单篇和整本都要有具体分析，但是，对单篇分析是以微观为基础的，而对整本的微观分析更加需要宏观的综合，难度更大。目前流行的做法是把一部经典作品分成几个部分，教师进行梳理后让学生说出自己的看法。但如果满足于阅读经典中的几个部分，仍然是变相的单篇阅读，而没有内在联系的单篇，则是“大概念”论者所不屑的碎片。就目前来看，“大概念”论者仍然停留在单篇与组合的关系上，长篇经典整本书阅读尚处于其理论涵盖面之外。这是因为引进“大概念”时，对“大概念”的外延和内涵缺乏最起码的认识。“大”是相对于“小”而言的，“大概念”就是外延“大”于单篇之“小”，内涵“大”于单篇之“单”。对于整本书阅读而言，“大概念”当为众多人物不同性格逻辑的错综复杂的统一。
我们引进欧美国家的“大概念”，将之作为先进模式，但缺乏实际情况的全面调查。美国各州立法不同，不存在统一的教科书，单篇组合为单元，大抵是初中以下的母语课程，而高中以上则是以长篇整本阅读为主。教师先列出数种名著，由学生选择，如加利福尼亚州硅谷一中学九年级读莎士比亚的《暴风雨》、桑德拉·希斯内罗丝的《芒果街上的小屋》，前者的大概念为“殖民主义的理由和要素”，后者的大概念是“阶级和性别的划分”。十年级教师只告诉学生这学期要分析（analysis）哪几本书，重点是《弗兰肯斯坦》和《奥赛罗》，其核心主题也可以说大概念为“语言与力量”（language and power）。学生以选定某一著作分组，每组三四人到七八人不等，每周更新学习内容，每一名著阅读课时在一个月以上。基本方法是将核心主题作为指导原则，对不同主题进行分析。在英国，高中同样是列出莎士比亚、狄更斯等作家的经典作品由学生选择，然后在整个学期阅读研讨。在德国高中有类似的选修课，如阅读歌德的《浮士德》，四到八人一组。教师事先布置学生阅读几章，然后进行课堂讨论。讨论中提出问题和发言的程度，占成绩的60%，期末笔试占40%。法国没有统一的国家教材，学校根据教育部制定的大纲自主选择课本。法国高中阅读首先是哲学经典原著，高考哲学如果没有通过，则失去进入高校的可能。同时非常重视文学经典的深度阅读，学生选择的专业方向如文科、理科等不同，但都要阅读16世纪至20世纪的经典纯文学作品，如雨果的《悲惨世界》《巴黎圣母院》、巴尔扎克的《高老头》《欧也妮·葛朗台》、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司汤达的《红与黑》，以及加缪、莫里哀等的作品。对于篇幅特别长的作品如《悲惨世界》，采取精读与泛读相结合的方式。但无论如何，文科生必须完成整本书阅读，否则难以参与课堂讨论、撰写论文和通过考试。近年来，中学生对传统文学课兴趣下降，乃将经典电影引入文学课程。通过分析电影中的主题，如浪漫、反叛精神等的“大概念”理解审美价值和哲学思想。法国高中教育非常强调对经典的深度接触，培养学生人文素养特别是哲学思考能力。所有这些核心主题都是从整本经典中分析综合出来的，而不是像“大概念”论者那样到著作以外确定某种概念，或者离开经典文本，实用主义地设置学习任务群。在欧美国家，对经典阅读是很彻底的。安排的课时是一个月以上甚至是一学期，对纷纭的历史资源，学生要作出批判性的分析和评价。
我国把四大名著等经典列入整本书阅读，如何借鉴欧美国家的经验，构建中国式的整本书阅读模式，这是一大历史性课题，故对于课程的性质以及如何实施作全面研究和讨论应是当务之急。
二
“大概念”论者对国内阅读长篇经典的难度和实际水准缺乏调查。意大利哲学家克罗齐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话：“要了解但丁，我们必须把自己提升到但丁的水准。”［1］而在我们的课堂上，对于长篇经典阅读还处于粗浅的摸索阶段。比如，对《三国演义》，教师们大多选择三顾茅庐、草船借箭、华容道义释曹操、失街亭/斩马谡等几个片段让学生阅读，教师则适当梳理，然后让学生谈自己的看法。尊重学生的独特体悟，难免放任言不及义，甚至天马行空。对经典阅读的难度缺乏思想准备，特别是对学术复杂性掉以轻心，以其昏昏使人昭昭者并非罕见。整本经典仅是分析片段就相当困难，更不用说综合梳理了。不可回避的难题是，现代文学的先驱者们对《三国演义》的负面评价甚多。第一个把这部“稗官野史”、难登大雅之堂的白话小说与诗歌散文并列进文学殿堂的胡适就认为，这本书只可算是一部很有实力的通俗历史演义，不能算是一部有文学价值的书。理由是：第一，从历史角度说它不真实。它歪曲了结束百年血腥混战，奠定统一基础的英雄曹操。第二，从艺术上否定。胡适说得很直白——最后定稿的人是一群“陋儒”，他们拘守历史故事太严，而想象力太少，创造力太薄弱。全书的大部分都是严守传说的历史，不会剪裁，搜罗一切竹头木屑，破铜烂铁不肯遗漏。至多不过在穿插琐事上表现一点小聪明，所以只能成一部通俗历史，而没有文学价值。他们极力把诸葛亮理想化，但只晓得足智多谋是诸葛亮的大本领，所以诸葛亮竟成了一个神机妙算的道士。他们又想写一个神武的关羽，然而关羽竟成了一个骄傲无谋的武夫。而把一个风流儒雅的周郎写成了妒忌阴险的小人。［2］
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引用清代章学诚《丙辰札记》病其“七实三虚惑乱观者”评《三国演义》。①其实从汉末三国纷争到元朝末年《三国演义》最后成书，经历了差不多一千年。这期间，戏曲、话本、笔记等积累的资料颇多。作者主要参考的是陈寿的《三国志》，涉及将近一百年的历史。可是《三国志》是几百个人的独立传记，互相并不统一，《三国演义》将之与话本、戏曲等融为一体，形成了一套有机的情节，构成统一的主题，成为一部史诗性的巨著。在多线索情节交织中，突出了一系列人物，其中诸葛亮、曹操和关羽被最后为《三国演义》定稿的毛宗岗称为“三绝”。
鲁迅认为《三国演义》的第二个缺点就是“至于写人，亦颇有失”“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3］，鲁迅对诸葛亮持有不屑的态度，相反，对于关羽则十分赞赏。在《中国小说史略》第十四篇《元明传来之讲史（上）》，论及《三国演义》不足五页，分析关羽华容道义释曹操一事，占了四页半。不惜引《全相三国志平话》中有关文字与《三国演义》作对比，得出结论是“此叙孔明止见狡狯，而羽之气概则凛然”［4］。其实，鲁迅和胡适的观点隐含着矛盾，一方面说它不符合历史事实，另一方面又说它缺乏想象力。华容道义释曹操在历史上根本不存在，赤壁之战时，关羽在江夏，与曹操并没有交集，这一情节完全是想象和虚构出来的。在鲁迅看来，虚构的诸葛亮很失败，而虚构的关羽则很成功，这就隐含着在根本价值上的混淆。首先，历史和价值是真，不真就完全没有价值。其次，艺术的价值是情志的美，虚构是艺术的特权。最后，并不是一切虚构都是成功的，在《三国志平话》中，诸葛亮在孙权军帐中把曹操的来使杀了，这就不符合具体环境，也不符合诸葛亮的人设，为《三国演义》所不取。
其实，鲁迅说诸葛亮“多智而近妖”评价不及整本，可以说，只说到诸葛亮草船借箭、借东风和处理关羽华容道义释曹操那几个片段。对于诸葛亮许多的亮点如《隆中对》等则视而不见。如果拘泥于对鲁迅所说不分析的基础上，提出问题而没有一点批判性思维的自觉，则不可能完成《三国演义》整本书阅读的任务。
诸葛亮是个战略家。当刘备处于败军之际请他出山时，才二十七岁的他在《隆中对》中的表现极具战略眼光。刘备问诸葛亮，“奸臣窃命，主上蒙尘”，自己缺乏德行，屡遭挫败，“欲申大义于天下”，该怎么用正统道德收拢人心，统一天下？诸葛亮的回答可以说是给了刘备一记当头棒喝：
今操已拥百万之众，挟天子而令诸侯，此诚不可与争锋。孙权据有江东，已历三世，国险而民附，贤能为之用，此可以为援而不可图也。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国，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资将军，将军岂有意乎？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业。刘璋暗弱，张鲁在北，民殷国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将军既帝室之胄，信义著于四海，总揽英雄，思贤如渴，若跨有荆、益，保其岩阻，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百姓孰敢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诚如是，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
诸葛亮短短的一席话，为刘备指点了迷津。不要一门心思专注于逐鹿中原，盯着中央王朝所在地，现在曹操拥百万之众，挟天子以令诸侯，具有王朝正统的合法性，不能硬碰。就是孙权的江南地带，守着长江天险，已经有三代基业，组织力量也很巩固。纵观全国，只有荆州可取，也就是湖北的襄阳、武汉，还有湖南，那里的地方官没有什么作为，可以先取荆州，然后向四川发展。诸葛亮这个二十七岁的书生指点四十七岁的刘备：硬石头不要碰，向薄弱地区发展，到四川去建立根据地。诸葛亮高瞻远瞩，以宏大的战略眼光仅用几个小时就转变了刘备长期专注中原的思维定式。刘备的回答很干脆，只一个字“善”，战略决策和总路线就这样决定了。这样居高临下的视野，俯视九州的胸襟，是货真价实的多智，跟“妖”根本沾不上边。在取得蜀地之后，一方面七擒孟获，又怀柔释放，巩固了后方；另一方面定下了北拒曹操、联合孙吴的路线。鲁迅完全忽略了诸葛亮胸怀大志，将腹内良谋付诸实践的成就。
三
鲁迅还批评《三国演义》与历史，也就是与《三国志》不符。陈寿这个记载是不是可靠呢？从当代哲学史观来看，任何一种叙述都是一种回忆，《三国志》于陈寿而言，连回忆都不可能。任何一种叙述都经过主观的价值观念的同化、过滤和增补、增值，故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历史跟小说有很严格的区分。但是，也不见得没有相通之处，并不是所有历史是绝对的客观真实，小说全是主观想象。其实《三国志》中写得很明白，二人对话前“因屏人曰”，是秘密的。对比《隆中对》发生的时间，陈寿还要等26年才出生，他47岁才开始写作《三国志》，57岁完成。就算他47岁就写成了《隆中对》，也差不多是在三顾茅庐故事发生的70多年后。而且陈寿批评诸葛亮为蜀相没有立史官，故《三国志》中，蜀书最单薄。现存诸葛亮文集中，均无《隆中对》。②而《三国志》中，居然有这么详细的记录，这有多大的可靠性？在这一点上，钱锺书先生倒是比鲁迅更通达，他有个说法，小说和历史固然有所不同，但是在一点上是相通的。他说：“与其曰：古诗即史，毋宁曰：古史即诗。”［5］这就是说，从文体功能来说是历史纪实，然而从作者的情志表现来说，却无不具有审美价值。钱锺书以《左传》为例还指出“史蕴诗心、文心”，特别指出“史家追述真人实事，每须遥体人情，悬想事势，设身局中，潜心腔内，忖之度之，以揣以摩，庶几入情合理，盖与小说院本臆造人物、虚构境地，不尽同而可相通”［6］。这就是说，古代史家虽然标榜记事、记言的实录精神，但事实上，记言并非亲历，大多并无文献根据，其为“代言”“拟言”者比比皆是。就是在这种“代言”“拟言”中，情志渗入史笔中，造成历史性与文学性互渗，实用理性与审美情感交融。这就是说，《隆中对》中那些诸葛亮的语言，与其说是诸葛亮的，不如说是陈寿的。这就值得深思，是文学绝对违背了历史，还是历史其实也具有文学的成分？
因此，用历史的真来否定诸葛亮的形象，在理论上至少有两个缺失：第一，没有整体性全面综合；第二，对历史与文学的矛盾统一缺乏具体分析，对审美价值的“美”和科学价值的“真”缺乏清醒的认知。
就以草船借箭中的借东风来说，表面上违背科学的真，但这是《三国演义》艺术的想象、虚拟的胜利。当然，并不是一切想象和虚拟都可能是艺术，在《三国演义》的雏形《三国志平话》中，诸葛亮被描写得非常鲁莽，甚至像张飞一样，在孙权军帐中当场就把曹操的来使杀了。这就不但不多智，而且愚蠢，不符合诸葛亮的人设。但《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就完全不一样，成了审时度势多智到极点的化身。草船借箭中的艺术虚构是积累了上千年的艺术因子，可以说是出神入化的创造。
从现有历史文献来看，其去芜取菁、提炼升华的艺术化创造过程是比较明显的。草船借箭原本讲的不是诸葛亮的事，而是与孙权有关。孙权乘船去曹操那边侦察，曹操的水军射箭，船的一侧中箭甚多，船有点歪了，可能要翻。孙权很机智，他把船调转头，使另一面受箭，船就平衡、稳住了。③且不说这个故事发生在赤壁之战以后五年，就是往前移五年，也只能说明孙权比较机智。后来《三国志平话》的作者把它换到周瑜身上，周瑜跟曹操水战不利就退，曹军追赶，双方都用箭来射。周瑜机智，把船用黑布蒙起来，曹操的箭都插在布里了，周瑜赚了“数百万只箭”还说“丞相，谢箭！”④这样的故事不见得有多精彩。到了《三国演义》，作者把这个素材集中到诸葛亮身上，增加了诸葛亮事先就预料到三天以后有大雾的情节。因为有了这个虚构，使得鲁迅很不舒服，却让本来两个平庸的故事变成了伟大的经典。草船借箭不仅表现一个人的机智，而且表现了两个杰出人物之间奇妙的、深刻的心理错位。
周瑜找诸葛亮研究军事问题，表面上是要战胜曹操，实际上是要合法地杀掉诸葛亮。后面的故事大家都知道，诸葛亮出色地完成了借箭任务。《三国演义》最大的创造，是在原始素材的基础上增加了诸葛亮料定三天之后有大雾。由此周瑜对盟友的“多妒”，逼出了诸葛亮的冒险“多智”，又因料定曹操“多疑”取得胜利。于是，多妒的就更加多妒，多智的就更加多智，将周瑜与诸葛亮的心理搏斗使诸葛亮形象从战略上的宏大视野，延伸到战术上的第二个层次。关羽义释曹操，年轻的诸葛亮放过其“多傲”的大错，巩固了自己的权威，强化了内部团结。沿着诸葛亮“多智”的逻辑看，周瑜层层推进的“多妒”都为诸葛亮递增的“多智”所败，直到周瑜意识到智不如人，就活不下去，发出“既生瑜，何生亮”的悲叹。“多智”主导着“多妒”“多傲”，层层推进的强大逻辑推演最后导致关羽走麦城的败亡。不但建构了宏大的心理较量的奇观，而且揭示了人性的深度。
在这部战争史诗中，所有叱咤风云的英雄都不是死于血腥的战场，而是死于自己的心理——曹操死于多疑，周瑜死于多妒，关羽死于多傲，刘备死于关羽之死后的意气用事。如此深邃的人类心理的深层悲剧性，都是在诸葛亮多智的逻辑前提下推进的。从这一点来看，鲁迅以“多智而近妖”否定诸葛亮的形象，等于完全否定了《三国演义》。这一切在整本书阅读中很值得深入探究的“大概念”，因字数原因只能用白话章回小说的套路按下慢表，下回再解。
注释：
①这种情况，鲁迅但举文人，但更严重的是清代雍正时，大臣奏折引《三国演义》中诸葛亮与马谡故事，雍正认为“甚属可恶，交部严审”，见陈翔华《诸葛亮形象研究史》，浙江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273页。
②《隆中对》作为篇名于古籍中出现，当在清代蔡志远之《古文雅正》，然其名为《三国志》。今人段熙仲、闻旭初编校《诸葛亮集》（中华书局1960年初版，2010年第6次印刷）内有《诸葛亮著作考》，收罗自唐至清之考证资料，未有涉及《隆中对》者。此集载有《草庐对》，即《隆中对》，文前文后均注明节自《三国志》卷三十五《蜀志·诸葛亮传》。据此则似可断定《隆中对》全文当为陈寿所作。
③《三国志·吴主传》裴松之注引《魏略》，记载孙权在濡须拒曹操时：“（孙）权乘大船来观军，（曹）公使弓弩乱发，箭著其船，船偏重将覆，权因回船，复以一面受箭，箭均船平，乃还!”
④《三国志平话》卷中：“却说曹操得知周瑜为元帅。无五七日，曹公问言：‘江南岸上千只战船，上有麾盖，必是周瑜!’被曹操引十双战船，引蒯越、蔡瑁，江心打话。南有周瑜，北有曹操。两家打话毕，周瑜船回，蒯越、蔡瑁后赶，周瑜却回。周瑜一只大船、十只小船出，每只船一千军，射住曹军。蒯越、蔡瑁令人数千放箭相射。却说周瑜用帐幕船只，曹操一发箭，周瑜船射了左面，令扮棹人回船，却射右边。移时，箭满于船。周瑜回，约得数百万只箭。周瑜喜道：‘丞相，谢箭’”。见《三国志平话》，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5年版第81页。
参考文献：
［1］朱光潜.朱光潜全集（新编增订本）：克罗齐哲学述评 欣慨室逻辑学哲学散论［M］.北京：中华书局，2012：34.
［2］胡适.胡适文存：卷一［M］.上海：上海书店，1989：52～53.
［3］［4］鲁迅.鲁迅全集：第九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135，136.
［5］钱锺书.谈艺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4：38.
［6］钱锺书.管锥编［M］.北京：中华书局，1979：166.
（孙绍振：福建师范大学闽台区域研究中心、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中文系资深教授）
[本文原载于《语文建设》2025年10月(上半月)]
（微信编辑：苟莹莹；校对：张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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