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厂的纱线总带着一种刺人的白，像冬日未化的霜。长姐的手指在里面穿梭，十二个小时站下来，指尖被磨得通红，连指甲缝里都嵌着洗不掉的棉絮。她比我只大五岁，本该是爱穿碎花衣裳、追着巷口戏班跑的年纪，却早早扛起了家里的担子。
那时她住集体宿舍，灯光昏黄得像浸了水。我趴在她的床边，看她在灯下缝补我的旧衣服，针脚歪歪扭扭，却比商店里卖的还暖。她总说：“辉儿，姐给你缝个书包，以后上初中用。”
我记得那个书包的颜色，是她攒了半个月的夜班钱买的藏青布。她把我的名字绣在书包带上，“辉”字的“光”旁绣得歪歪扭扭，针脚有些地方还露着白。送我去县城读书那天，她把书包挂在我肩上，手轻轻拍了拍，说：“路上别跑，到了写信回来。”我走了很远，回头还看见她站在路口，挥着手，像风中摇晃的书包带。
如今那个书包早已用旧，边角磨得发毛，我却一直没舍得扔。它现在挂在阳台的茉莉花盆边，风一吹，书包带轻轻晃着，像她当年挥着的手。我伸手摸了摸那个歪歪扭扭的“辉”字，仿佛还能摸到她指尖的温度——那是工厂的纱线磨过、宿舍的灯光烘过，却始终滚烫的温度。
她没穿过几件新衣服，没看过几场热闹的戏，却把所有的光，都缝进了这个小小的书包里。风吹过茉莉，带着淡淡的香，书包带轻轻晃着，我知道，她从未离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