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宋代是中国科举的发展期， 处于上升阶段， 具有一定的活力和生机， 不像明清时期科举较为刻板。 正因为这样， 宋代关于科举的争论也非常激烈， 学校科举之争、 科举德行取士与考试取士之争、 考试公平与区域公平之争、 经术文学之争， 而且这些争论还常常交织在一起。 此波争论时间旷日持久， 参加争论的人士非常多， 上至皇帝、 下至一般官员都曾卷了进去， 因此影响重大。 对于这些争论， 我们选择科举德行取士与考试取士之争、 考试公平与区域公平之争这两个对后世影响最大的争论来讲， 我们先讲宋代的科举以德行取士与考试取士的争论。
我们前面讲过， 以察举制度为代表的推荐制度， 德行的优劣是录取与否的最重要标准之一。 而科举制度则不同， 主要是依据考试成绩来决定是否录取， 而基本不考虑考生的德行。 对于这两种选拔文官的制度， 确实是各有优劣， 各有利与弊。 北宋神宗时期， 朝廷的有关部门讨论时， 有人提出是否恢复察举取士， 而取消科举。
对于这一提议， 唐宋八大家之一的苏轼在上疏中极力为科举辩护， 指出科举考试有一定标准， 远远优于无客观标准的察举德行， 也比直接从学校中取人更为可行。 他有一段非常有名的话， 来反对以德行作为录取标准的做法， 他说： “若欲设科立名以取之， 则是教天下相率而为伪也。 上以孝取人， 则勇者割股， 怯者庐墓。 上以廉取人， 则弊车、 羸马、 恶衣、 菲食， 凡可以中上意， 无所不至。 德行之弊， 一至于此！” 这句话的意思是……人的道德品质是很难客观评定的东西， 只有通过言行加以考察。 而一个人的言行又不完全代表其真实思想品德， 当不带有功利目的时， 言行较具有真实性； 当他为胜过他人求取被举入仕时， 便很可能矫言饰行， 弄虚作假， 人们却难以断定其真伪。 苏轼深知此道理， 而一般人只看到以德行取士好的一方面， 往往忽视了另一方面，即采取的改革措施是否会出现比原来的办法更大的弊病， 所以苏轼认为那些贸然提出变更现行做法的人是“知其一不知其二”。
其实， 早在唐代， 唐代的大文豪柳宗元就提出了类似的观点， 苏轼的观点是与柳宗元是一脉相承的。 柳宗元在《送崔子符罢举诗序》 中， 曾简略谈到即使以孝悌、 经术等取代进士科， 并不见得就能更好地选拔人才。 但苏轼的论述更为深刻， 这是在考察多次科举改革的经验教训之后得出的精辟见解。 特别是“设法取士， 不过如此” 一语， 道出了考试选才是有其局限， 但却找不出更好的办法的道理。 这次争论因为苏轼的反驳有理有据， 故没有人再直接进行辩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