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瑞金遇敌

（1）

离开抚州后，刚成立的二十军第三师与朱德的第九军军官教育团都成了先遣队。这样，第三师党代表徐特立就与朱德走在了一起。此外，还有郭沫若和彭湃，也加入了先遣队的行列。郭沫若的政治部需要沿途宣传，而彭湃，也是需要尽快与东江那边的农民运动领导人联系上，所以得跟着先遣队了解信息，以便派出多路从赣南回东江。

徐特立是湖南长沙人，一八七七年出生，比革命委员会秘书长吴玉章还大一岁，是这支南下队伍中年龄最大的人，那年他刚好五十岁。五十岁的人，在今天这种和平环境中已经是快退休的人，就身体而言，精力也不比从前，且各种不适的症状已开始显露。可是，此时徐特立却没有这些感觉，有的却是使不完的力气。

如果我们把人生当着一次旅游，就会发现，有的人匆匆而来，匆匆而过，有的人却慢慢游走，尽量欣赏沿途的风景；有的人路径不对，旅途辛劳，有的人却坡度较缓，一路顺风。而徐特立却是那种慢慢游走又一路辛劳的人。这看起来有些矛盾，但是知道他的人就会发现，他本来可以平淡清闲过日子，生活完全有保障，但是为了追求理想与进步，他甘愿受苦，一心要跟着大伙儿走艰辛之路！

在前五十年的岁月中，徐特立就经历了许多鲜为人知的事情。如果不知道的人，还以为共产党真是找不着人了，把一个老头都用来充数。如果真这么想，那就错了。我们曾听说过这样一句话，那是斯大林说的，他说“共产党人是用特殊材料制成的”，这话的确不假。这在徐特立身上，就能得到最好的诠释。因为在人格修养和精神境界上，他一直都是一个领先的标杆式的人物。

徐特立从小就过继给自己的伯祖母，后来就继承了她只有几亩薄田的家业。在二十岁的时候，一直偏瘫在床的伯祖母给他完了婚，是一个早就娶在家里的童养媳。从此，这个媳妇就相伴终身。从二十八岁起，他离别了媳妇和孩子，开始走向社会，面临新的人生挑战。

徐特立的一生，是伟大人格的具体体现。他从小酷爱读书。伯祖母逝世后，他为了买书，可以卖田，媳妇却没有意见，一直支持他。为了教学生，他坚持每天走几十里山路。后来他在长沙附近兴办学校，当上了长沙女子师范、长沙师范和省立第一女子师范三个学校的校长。凭他的名望和身份，他完全有生活保障，是用不着拿起枪杆起来革命的。

但是为了追求进步，徐特立从“教育救国”的初衷出发，开始了艰难探索。四十一岁时，他居然和年轻人一起，去法国勤工俭学，到比利时、德国深入考察当地的教育，成了当时年龄最大的中国留学生。他的事迹被许多留学生传颂，其影响力之大，激励和鼓舞了很多年轻人！

袁世凯“称帝”很不得人心，使徐特立不得不关心政治。所以在理念上，他积极支持孙中山“讨袁护国”，并加入了中华革命党。但是后来此党纪律涣散，使他失去了希望，也就脱离了。到了国共合作时期，又在朋友何叔衡的介绍下，他加入了国民党。在大革命高潮时，他又受到学生毛泽东的直接影响，亲自从事湖南农民运动的考察活动，考察的结果使他大开眼界，得出的结论和毛泽东一样，依然是“好得很”。

在大革命失败后，徐特立同样遭到“马日事变”的围攻，和许多中共党员一样，从长沙逃到武汉。在政治中心武汉，国民党对共产党开始“屠杀政策”时，许多人都退出了共产党。而此时，徐特立还不是共产党员，却在学生李维汉的介绍下，毅然加入了危难中的中国共产党，真是大浪淘沙始见金！

现在，徐特立和朱德，两个从小就过继给别人的人，居然走在了一起，真是一种巧遇。朱德年纪虽大，却还比徐特立小九岁，所以处于小弟的位置，因此俩人除了聊天关心国家大事，还相互关心。但更多的时候，却是朱德时时处处都得把这位“徐老哥”照顾好，特别是他行走山路的时候，还给他找了一个挑夫，既帮他挑行李，又照顾他行军。但是，徐特立除心里感激外，却不希望他被如此照顾，而是自己拄着一根棍子，慢慢走。

（2）

宣传委员会主席郭沫若和农工委员会委员彭湃走在一起。自从把总政治部成立以后，李一氓、阳翰笙等几个原政治部的骨干都去部队当党代表了，郭沫若只得重新组织一班人马，此时他很想把学生安琳，作为重点对象来培养。

但是安琳已经在财政委员会工作，而且干得很出色，他要去调可能主席林伯渠不会放，看来只得另找一批人。当时，参加南昌暴动南下的女兵，有三十多个，她们大都从事沿途的宣传工作，郭沫若只得在这些女兵中去挑选。

根据史料可查，这些女兵，主要来自中央政治军事学校武汉分校。当时，参加南下的三十多人中，留下事迹记载的只有七八个人，除安琳在，有彭援华、胡毓秀、谭勤先、杨庆兰、陈觉吾、王鸣皋。而谭勤先、杨庆兰、陈觉吾、王鸣皋，因表现勇敢且积极，还被称作女兵中的“四大金刚”。

政治部把许多会写字的文人秀才组织起来，当然也包括那些能干的女兵，一路走一路刷标语，在必要的时候，还得现场演讲。他们每走进一个村子，就让江西籍的同志进行演讲，或者走进老百姓的家访贫问苦，因为赣南人听不懂外地人的话，只有江西同志“开道”。

遗憾的是赣东南一带，一直是北洋军阀时代赖世璜的地盘，这里的老百姓对路过的兵呀匪的，都已经见惯不惊，你说什么，他们都未必相信。怎么办呢？最后他们想了一个办法，就是从实际行动开始，帮老百姓做事，扫地、挑水，甚至下地干一阵子。当然，这只是套近乎便于宣传，达到效果也就罢了。这毕竟是路过，没那么多时间逗留。宣传队常常和征粮队配合，这样就会收到实效。

在行军路上，郭沫若有时也遇到徐特立，然后俩人就有话题了。他们边走边谈诗歌。郭沫若讲究的是写新诗，而徐特立却擅长古体诗。按理说，模仿欧美写作风格的那种新体诗，在擅长写中国古诗的人看来，那哪里像诗，简直就是大白话。但是徐特立却是见过大世面的人，对这种新体诗并没有表现出多少反感，而是兴趣很浓。

这应该归功于徐特立在国外留学的那几年，不然对他这个把校园的规章制度都要写成古诗体的校长来说，是绝对不会承认郭沫若写的《凤凰涅槃》就是诗，说不定俩人碰见一谈到诗歌就会打“口水仗”。但出人意料的是，他们没有“打”起来，而是在共同探讨中西文化的“衔接点”。他们谈完诗歌，又谈古文字，从甲骨文到金文的演变，乃自篆书、隶书到行楷的演化。总之，俩人一直有说不完的话题。这样，在不知不觉中，一段山路却被抛在了后面。

彭湃是典型的东江人，为了和东江的农会组织先联系上，他已经在抚州秘密派出了专人，提前绕近路回东江去了。在中国共产党内，彭湃被称为“农民运动之王”。他出生在广东汕尾海边的海丰县，是比毛泽东都还早就开始重视农民运动的共产党人。准确地说，他还是一个共青团员的时候，就开始从事起农民运动来。那时他刚从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回来，时间是一九二二年。

想当初，为了获得农民们的信任，他穿着西装天天站在自家村头，每天发表各种演说。但许多人都不理他，认为他神经有毛病。后来，他把衣服换了，穿上粗布，在田间地坎帮农民做工，然后再交谈，就收到了“奇效”。当时有五个人坚决支持他，他就以五人为基础，加上自己，成立了中国第一个农民协会。

后来，彭湃把自家的田地无偿分给了农民，使当地的村民更加信任他，认为他勾画的理想与蓝图的确是真的。这样，就一传十，十传百。不几年工夫，彭湃的农民运动像雨后的春笋，已遍布于海丰、陆丰、普宁三个县，农会会员发展到了十万人。但是，他的举动却遭到了家庭的抛弃与围攻，被身为地主的父亲骂为“陀衰家”，意思是败家子，并坚决与他脱离父子关系。

再后来，在成立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时，彭湃当上了第一任主任。在湖南农民运动还没有发动起来的时候，彭湃已经能在海丰、陆丰、普宁一带“呼风唤雨”了，所以被毛泽东称为“农民运动之王”。现在，部队要南下，去东江建立革命根据地，就需要彭湃在那里搞了四五年的“农运”做后盾。那里群众基础极好，所以周恩来要彭湃先把部队南下的消息传递给那边的党组织和农会，待部队到达后，就会“鱼入大海”。

（3）

二十军第三师，是在抚州正式组建起来的部队，按师长周逸群所叙述，行军一周“将近损失一半”。那是因为在暴动后准备把二十军的直属队一千五百人成立为教导团，再把第六团一千人拉过来，以二千五百人为基础成立一个师，以后再慢慢补充。但是时间已经来不及，要急于行军，只好暂时搁置，等到达东江再说。

哪知才行军三天，或者就周逸群所说的“一周”，就掉队、病倒或者逃亡许多，细算起来只剩下了一半人。这对军长贺龙来说，却遇到了一个新问题，因此他还得依靠政治部主任周逸群来解决这个麻烦事。征得周恩来的同意，周逸群把在抚州新招收的近千人全部补充了过来，这样就凑够了原来的二千五百人，这样就在抚州成立了第三师。

在行军中，周逸群主要和新兵在一起，关于这段时间史料里没有任何记载，我们可以推测周逸群这个师长肯定很忙，就一千多新兵在行军中要学会“打枪”这件事，也是个大难题。招来这么多新兵蛋子，对周逸群来说，感到的肯定是一种压力。

这些兵需要集中训练，才能上战场，因为有的人连枪都不会放。怎么训练呢？现在是急行军，只有等停下来休整时，才有时间，行军时可不行。看来只有边走边教边练了，也就是后来毛泽东总结的，在战争中学会战争。

第三师终于又凑到了二千五百人，依然把它编成第六团和教导团两个团。参军的这批人中，有萧志戎带领的抚州农民自卫军，剩下的就是一些青年学生。后来在大青山建立抗日根据地的李井泉，就是这批学生中的一个，他当时才十八岁，满怀激情地参加了革命。

离开抚州后，贺龙的坐轿也不要了，只留下那匹战马，轿夫全部遣散。他知道了共产党人讲究的是“官兵平等”，自己再也不能搞特殊。既然选择了这条道，就要一直走到头。就像四川人说的一句话，既然变了黄鳝，就不要怕泥糊眼。此时他才三十一岁，人家朱玉阶四十一岁都不怕，他怕什么？

在刚到抚州那天晚上开的通宵会，他也参加了，其心境与叶挺没多大区别。如果没有参谋长陈浴新的“叛逃”，以及被带走了他的第五团，也许此时他有可能“呼”地一下站起来，然后慷慨激昂地说，此事他早就提醒过，可是却没有人听。但是，由于他自己的队伍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还有什么脸面去说别人呢？

再说，他刚刚参加共产革命，对革命队伍内部有什么纪律有什么规定，哪些话该说哪些话不该说，他贺龙还真拿不准，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沉默，然后在自己发言的时候，还得学叶挺，必须当着大家伙儿，检讨自己的“不是”，也就是他们说的“自我批评”。

以前贺龙对部队的管理，都是以“袍哥”的规矩去约束人。这个规矩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当兵的犯了事，只要是“袍哥人家”，那他的直接官长就得一并受罚。曾经有几次他的几个师长和他闹别扭，他都是以惩罚自己来获得他们的谅解和同情，然后放弃他们的想法。

多少年来，贺龙都是以江湖上那种“义气”来获得将士们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可是现在，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新入伍的几乎是有文化的青年学生，剩下的就是一些吃粮当兵的“老兵油子”，这两种人靠“袍哥”规矩都不管用，所以该开“杀戒”的时候还是得开。不然，后果不堪设想！

（4）

在抚州驻扎的时候，贺龙就遇到过一次开“杀戒”。为了严肃军纪，他下令杀了一个司务长。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当部队快到抚州时，有一天晚上，有一个连队的司务长，为了给长官做吃的，到处找鸡，市面上不能买到，于是就想了一个办法，半夜三更出动，去民宅“偷鸡”。

哪知运气不好，却偷到了总指挥贺龙借宿的宅院。当时贺龙听见有动静，马上起床拿着枪来“捉贼”。本来司务长已经听到有人来捉他，却不以为然，觉得没人敢管他，殊不知这一下就撞在了枪口上。

听见黑暗中鸡的叫声，还有杂乱的脚步声。贺龙马上叫道：“什么人胆敢如此放肆，来偷老百姓的鸡？”

“老子是特务长，你敢怎样！”司务长趾高气扬地说，仿佛他不是在偷，而是在自家鸡窝里抓鸡来杀了吃。司务长当时叫特务长，意思是除了打仗的，干杂务的都被称为“特务”，而此人却是特务中的“长”，有权。所以他大胆，认为没人敢管他，况且偷一只鸡算什么，那是平时司空见惯的事。

但贺龙听见他的答话，一股火马上从串了出来，大喝一声：“老子是总指挥！”接着，就是“啪”的一枪打了过去。司务长一听是喉咙里“总指挥”，还以为是谁在冒充，和他开玩笑，哪知对方却动了枪，看来是真的，于是保命要紧，一溜烟跑掉了。

司务长回去后并没想到大祸临头，以为就算是总指挥，大不了挨上司一顿臭骂，也就过去了，所以就没在意。哪知第二天早上，却被政治部派来的人抓走了。原来，贺龙正在整肃全军纪律，准备就此次偷鸡事件进行“重处”，以儆效尤。就这样，这个司务长被当场枪决。

这件事，二十军教导团第八队队长赵輖，在十月二十二日，写过一份报告给政治部主任周逸群，报告里是这样写的：

“在八月五日奉革命委员会及军部的命令出发，由南昌至抚州，这一段真是糟糕极了，军队因为多时不开差，一经动身，自然在军纪上、精神上都显出一种堕落的现象。同时第三师的新兵又没有尝过这种滋味，受不起这种痛苦，于是丢毡子丢东西的简直是多到极点，甚至因为疲倦的关系，把子弹都丢了许多，同时又因钱票的关系，老百姓都不开门，因此沿途连一个人都看不到，唉！在这一段中真是糟糕到极点了，有许多不肖的官长（司务长副官之类）及学生，腹内饥饿的时候即将老百姓的瓜果鸡鸭拿来充饥，因此更是十室十空了。唉！唉！……这样现象过了两三天后，贺军长异常愤怒，于是枪毙了一个司务长（捉鸡吃），并宣布如有发现无故鸣枪及乱入民室者，就地枪决。”

（5）

八月十八日，南昌暴动的前锋部队到达广昌。意外的是，居然有人出城来迎接。原来是抚州地方党组织通过地下交通站已经把消息传到了广昌，而广昌的县长又是国民党左派，名叫汤武。他听说后，马上带领黄匡华等农协会员和学生代表一百多人，到距县城十五里的长生桥来迎接。接着，朱德马上找到县长，就部队粮草问题进行交涉。汤武表示，全力支持。

好不容易到了广昌，按理说应该休整一下后再走。但据可靠情报，朱培德的追兵在两三天内就会赶过来，而盘踞在广州的李济深已经派了七个师的兵力，越过韶关、南雄前来赣州、会昌一线，堵截暴动大军进入广东。这样的形势，是不允许部队在广昌作短暂停留的。很明显，敌人是想通过“两面夹击”，把革命军消灭在赣南一带。

情况越来越严峻，如果在路上过多地拖延，就有可能被敌人的重兵包围，这样，后果将不堪设想。因此，以周恩来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决定，马上把那些从南昌带出来的炮车、迫击炮和重型机枪等全部毁掉，就连随身所带的弹药也要抛弃一些，这样部队就可以轻装上阵，以赢得更多时间，不然会贻误战机。

其实，在没有这个命令之前，一些连队早已把那些不便携带的重型武器毁掉了。因为在山高路险的进程中，那些笨重的武器碍手碍脚，无端拖延时间，所以只得把它毁掉。看起来，他们好像有先见之明，其实那也是被逼得没办法，谁愿意这样做呢？没了重型武器，战场上不知要牺牲多少人，这个道理带兵的都知道。

当然，还有一些人，是在部队刚出南昌城后就扔重武器。那是吃不了长途搬运这个苦，丢下重武器就逃的那种情况。这些人是无组织无纪律的“兵渣子”，对他们的行径是不能原谅的！事情发生后，没有人扛重武器，也只好把它毁掉。不然，落在敌人手里，岂不更糟！因此，这种情况算是特殊。

为了解决眼下部队中出现的情绪不稳现象，以及应对很有可能就要发生的大战，以周恩来为首的前敌委员会在广昌特意召开了连以上军官会议。

周恩来的意图是想将这次会议开成一次战前动员会。他决定在会上一定要晓谕各部队，革命军要摆脱敌人的尾追堵截，可能会面临一场恶战。他要向各部队申明，眼前的困难是暂时的，只要打败了拦在前面的敌人，跨过筠门岭进入东江，情况就会有好转。

按照周恩来的意图，贺龙的二十军与叶挺的十一军要在广昌分成左右两路齐头并进，在敌人还没有“合围”之前，抢先占领赣东南重镇会昌，然后从寻乌方向直插广东，到群众基础极好的东江地区去，站住脚跟后，再夺取广州。

作为暴动革命军的总指挥，贺龙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自离开抚州后，贺龙的那个代总指挥已经去掉了“代”，被正式任命为中共领导下的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了。

贺龙从嘴角拿出那支黑色的大烟斗，在自己的皮靴上敲了敲烟灰，然后顺手插在靴筒里，这才说：“弟兄们啦，我贺龙今天走到这一步，并不是草率的行为，我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早年我加入孙先生的中华革命党后，就一直在寻找一条救国救民的路。”

“我和在座各位的家境都差不多，十七八岁的时候，就开始在江湖上混，而且还是一个走南闯北的骡子客。在这个过程中，我走过很多地方，最看不惯的就是富人欺负穷人。所以我一直都在寻求一条能够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今天我算明白了，要解决这个问题，只有跟共产党走！

“不过，要走上这个路，也是不容易的，因为我们每个人的经历与境遇是不同的，明白事理的时间就会有先后。比如我吧，开始加入过反清复明的‘哥老会’，因为它主张杀富济贫、打倒贪官。后来我发现天下的贪官污吏也太多了，光靠‘哥老会’是不行的，又加入了孙先生反对袁世凯的中华革命党。孙先生主张平均地权、天下为公，很吸引人。

“十几年来，我走南闯北，还算见了点世面，最后发现，有的人说得好听，只挂在嘴边，而要真正行动起来，他们就开始犹豫和退缩，甚至会反目。蒋介石和汪精卫就是这样的人！

“在这个问题上，只有共产党说话算数，所以我才认识了共产党。一句话，共产党的主张就是我们劳苦大众的主张，而且一直都是言行一致。现在我虽然不是共产党员，但我是铁了心要跟共产党走！

“眼下我们的后面有朱培德在追击，前面有钱大钧的堵截。我们的出路只有一条，那就是在朱培德还没有追上我们之前，我们一定要尽快地冲过钱大钧在会昌一带设置的封锁线，然后直插广东！我的话完了。”

贺龙的话打动了会场很多官兵，他们在边听边思索，最后产生了“共鸣”。当贺龙讲完后，居然还没有人反应过来，以为贺龙还要说什么，因为他们很想听下去。可等了几秒钟，忽然才明白贺龙的话已经完了，于是有人开始鼓掌，接着就是雷鸣般的掌声。

（7）

过了广昌，彭湃离开了先遣队，和郭亮一起带着农工委员会四十多人随右路军行动。郭亮原来担任过中共湖南省委书记，主要从事工人运动，是湖南总工会的委员长。在长沙的各种工会中，他的名字几乎家喻户晓。过去闹“罢工”的时候，他的一声令下，可以成为一股旋风，会把长沙大街小巷的人力车刮得干干净净，让市面上根本看不见一辆在奔跑。

在走到宁都一个村落歇脚，彭湃发现队伍里来了陌生人，于是对其进行了监视。按理说有这么多人在行军，互不认识走在一起的纯属正常，可此人却显得心事重重。农工委员会的人都没有枪，有的是靠两张嘴皮子到处搞宣传，所以彭湃找了几个人，把此人监控起来。

晚上睡觉的时候，彭湃则睡在此人不远的地方，并暗自派人“围捕”。大家睡得正酣时，那人却爬起来想溜。这时彭湃一声口哨，四周马上出现几个黑影，向那人扑去，接着就是一阵扭打声，然后就被捆起来推到了彭湃面前。

彭湃打开手电筒，看了一下被捆的人，问他是干什么的。那人说：“我是找一个姓彭的人，不知道这里有没有？”彭湃问他彭什么名字，那人却不说。

半夜三更在树林里吵嚷，会把声音传得很远，此时郭亮还没有睡，他马上跑过来问：“出什么事了？”彭湃说：“抓到一个‘古惑仔’！”“古惑仔”是广东话，意思是“奸细”。

郭亮走过来看，却不认识。但一问，对方依然是那几句话。郭亮听得出，此人是湘南口音，于是就觉得奇怪，湘南人怎么会到这里来，如果真是AB团分子，应该是江西人。

郭亮灵机一动，指着彭湃说：“他姓彭，你认识吗？”那人疑惑地看了彭湃一眼，说：“不认识！”郭亮说：“你认识我吗？”那人依然说：“不认识！”又问：“你认识长沙的郭亮吗？”

那人突然眼睛一亮，马上问：“你们究竟是什么人？”郭亮说：“我们是郭亮的朋友！”那人说：“真的吗？那我总算找到你们了！”

原来此人是我们在前面讲过的躲在花瓶里，最后在花瓶老板的帮助下，通过南昌城内的下水道逃出来的唐天际。他此时说的找姓彭的人，不是彭湃，而是彭干臣。白天他遇上了这支没有拿枪的杂色队伍，真不敢判断是不是自己人，加上彭湃他们又都说广东话，根本听不懂在说什么，这样就造成了误会。

现在他和郭亮对话，终于搞清楚这些人正是自己人，那个高兴的劲头，真想和郭亮拥抱一下，但是发现还被捆着。彭湃马上叫松绑，松了绑后，唐天际才说出一路的艰辛。

钻出下水道后，他满身脏臭，只得先换了衣服再说，可哪儿有衣服换，只得走到赣江边，找个僻静处，把衣服裤子脱了，用清水洗，好在是夏天，不存在寒冷问题，等晾得半干后就穿着上路。可是身无半文钱，该怎么办呢？

好在那位花瓶老板早就想到了这一层，给了他一个地址，是老板家的亲戚，就在城外不远的一个村庄。他一路找去，这才吃上了饭，还拿了那家几天的生活费，才上路追赶部队。

可是由于路径不熟，沿途又有许多溃兵到处抓夫，他只得边走边躲，这样就耽误了时间。当走到抚州时，部队已经出发了，他只得继续追。当走到宜黄时，部队又不见了，于是又奔广昌，结果还是没赶上。

好在过了抚州，沿途都能看见一些标语，使他心里有数了，于是就顺标语来到了宁都附近，终于发现前面有伙人，非兵非民。为了搞清楚这些人是干什么的，好打听消息，但是他们的广东话像外语，根本没法听清，还被当做“奸细”抓了起来。

（8）

在一个天不亮的清晨，许德华、黄怡等六人终于在宁都附近追上了队伍。当他们听见有军号声时，心里感到异常的亲切，这军号的曲调正是北伐军的。他们终于听见了自己部队的起床号，几个人心里未免有些兴奋，正在高兴之时，突然却听见有拉枪栓的声音。接着，就有人喊叫：“什么人？口令！”

这下可糟了，谁知道他们的口令呢？突然有人急中生智，应了一声：“打野外！”

“什么打野外？那是什么口令，你们是什么人，举起手来！不然我要开枪了。”哨兵吼道。

在清晨的微光中，许德华终于看见了那边的哨兵，他们脖子上都系着红领带。于是，他对黄怡说：“快把你的红领带拿出来，我们终于有用了。”

“同志，别开枪！”许德华马上喊道，“我们是武汉来的，只知道打野外的口令！”

哨兵听了后马上跑过来，边跑边叫：“什么打野外，早就改了。你们真是从武汉来的，有何凭证？”原来，在南昌暴动中，口令是“山河统一”。识别标志为，白天“脖子上系红领带”，晚上“臂膀上扎白毛巾，或者在马灯和手电筒上贴红十字”。但是，现在的口令又改了。

许德华把自己的《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的毕业证拿了出来，哨兵一看，这才相信了他们说的话，于是说：“口令已经改了，不叫‘打野外’，叫‘打倒蒋介石’，记住了吗？进城吧。”

许德华他们一听，心中悬着的石头终于落了地。原来他们是到了二十五师七十五团驻地，他们进了城，直接找到了七十五团的团部。在团部，许德华居然遇见了黄埔军校时的同学廖运周。原来廖运周是副团长。这一下可好了，终于有人会证实他们的身份。

二十五师师长周士第、党代表李硕勋听说许德华、黄怡等人是一路追着来参加革命的，心里都很高兴。因为队伍中掉队叛逃的实在太多，这种“义举”真叫人惊奇和敬佩，于是就把许得华等人安排在七十五团第三营，许德华为第十一连见习排长。

原来，许德华等人在渡过赣江后，杨实人是高安人，距家近了，就不愿再往前走。有人也主张等几天，看看动静再说。可是许德华却说：“红旗都打出来了，我们必须跟上，否则就晚了。大老远的跑来，总不可能就这样散伙吧？”

这事本来该黄怡定，因为他是组长。但是许德华说得有理，他也就无从可说，只得听许德华了。此时许德华才十八岁，就很有主见且信念坚定，这说明此人将来前途无量。

他们听说革命军南下抚州，就沿着抚河一路追来。追了好长一段路，还是许德华发现，路上隐隐约约能看见标有路标的箭头。当然，那个箭头是模糊不清的，只有认真研究和思考，才能做出正确的判断。

今天看来，这个画箭头的人可能考虑不周。因为这得给敌人透露行踪，但是此举却帮了许德华等人的大忙。他们就是沿着这个箭头追到了抚州，结果却在半路被卷进来溃兵队伍，许德华还被抓去当了书记官。待那伙人睡着后，他才利用机智带着同伴巧妙地逃了出来。

好不容易到了抚州，但此时抚州已经被杨如轩重新占领。他们中有人提议回南昌，但是许德华却认为只得继续追，才是出路。他说：“事情已经到了这步了，我们没有退路，追到天边也要追！”

（9）

广昌会议后，左路军以二十军第三师的一个营为前卫继续南下，直向石城、瑞金，准备在瑞金一带与叶挺的右路军会合。而第九军副军长朱德把他的军官教育团带着，也随第三师行动。前委把指挥第三师的大权交给了朱德。

过广昌后，张国焘依然随二十军行动，这时贺龙给他和纪功都配上了一匹白马，成了二十军军部的两个“白马王子”。张国焘年龄不大，才三十出头就有些老态龙钟，其实他只是有些胖，走起山路来显得有些吃力，所以贺龙还是给他找了一匹马。

至于那个纪功，苏联军事顾问，对他也不敢怠慢，也得让他骑上马。但是纪功由于个子高，腿很长，骑在马上，两脚离地面也不远，看起来好像不是在骑马，倒像是在骑猪。每到一地，都会引起许多战士的观望。

八月十九日午后，第三师第六团一营营长陈赓，带领前卫营，在瑞金以北的壬田附近发现了敌人。午后的阳光白亮亮的，像是要把整个大地烤成枯壳，而热度却比上午多了一倍。这夏秋之交的赣南，可是又烤又蒸，没一点意志力的人，是坚持不了多久的。

太阳像一个火球在头顶滚动，把战士们烤得憋不过气来，许多人都没精打采地走着。陈赓骑在一匹红棕色的马上，他用手扶了扶快要滑到鼻尖的黑圈眼镜，然后抓下帽子在脸上扇了扇风。

空气很沉闷，用帽子扇的风是微弱的，根本不起作用。于是，陈赓把本来就挽得老高的袖管又向上挽了挽。正在这时，前面一个通讯兵骑马来向他报告，他老远就在喊：“营长！营长！前面发现了情况！”

一听说前面有情况，无精打采的战士马上打起精神来，沉闷的空气也变得紧张起来。是呀，这可是南下半个多月来第一次听说前面有情况，无论哪一个听见都免不了有些兴奋和紧张。陈赓马上向身边正在行走的队伍传达了停止前进的命令，然后在马屁股上抽了一鞭，向通讯兵奔去。

他们终于在一个高坡上相遇，陈赓不等马站定，就急迫地问：“怎么回事？”

“二连正在向前疾走，突然发现远处有几个拿枪的人正在向他们走来，于是就隐蔽起来，然后派我来报告！”通讯兵气喘吁吁地说。

“好，你回去告诉二连长，要他们继续监视敌人，等候命令！”陈赓向通讯员说。通讯员又一溜烟似的向来路跑去。

这时，陈赓从腰间抽出德国造二十响驳壳枪，然后有力地向空中一举，大喊一声：“同志们，操起家伙抢占高地，准备战斗！”

这时，又一通讯兵骑着马从后面跑来。陈赓一看，这是从团部来的，于是他拨转马头，又向团部通讯兵奔去。

团部通讯兵是来向陈赓下达作战命令的，因为据团部派出的侦察人员回来报告，前面已经是瑞金以北的壬田，那里早驻扎了敌军近两个团的兵力。根据师部的意见，得先把这股敌人消灭，才能占领瑞金。

陈赓一听，立刻从马背上跳下来，然后察看周围地形，脑海里开始了排兵布阵。

（10）

终于，战斗在午后两点被打响。前卫营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干掉了前来探路的几个敌人，接着抢先占领了几个高地。

原来，这里的敌军是广东军阀李济深所派的北路军前敌总指挥钱大钧的两个团。钱大钧的部队主要集中在会昌，共有两个师八个团，加上在瑞金的两个团，一共是十个团的兵力。另外，他又命令驻扎在赣州一带的桂系军阀黄绍竑，马上向会昌靠拢。黄绍竑接到命令后已经带领近七个团的兵力向会昌赶来，前锋已经到达白鹅圩，与会昌构成了犄角之势。

这样，国民党广东省主席李济深在赣南一线阻击革命军的兵力就有近十七个团的兵力，而革命军只有十四个团两万余人。这在数量上已经处于劣势，而这些，革命军领导们并不知道，只以为前面遇到了小股敌人，先把它消灭了再说。

战斗进行了两个小时，壬田这个弹丸之地居然没有攻下，这让前敌总指挥朱德很着急。他认为起义军在壬田的战斗不能拖得过久，否则敌人的援军如果源源赶来，那个处于战略要点的瑞金就有可能被敌军占领，这在军事上是十分不利的。于是，他马上把这个情况向后面的总指挥贺龙报告。贺龙知道后，把整个二十军全部投入了战斗，准备在最短时间内消灭这股敌人，然后抢占瑞金。

二十军一共有五千六百多人，加上朱德带领的军官教育团，一共有六千五百人之数，这样，钱大钧的这两个团终于抵挡不住了，于是纷纷溃退。他们向后逃窜，准备固守瑞金。二十军第二师第四团团长贺文选冲在最前面，不幸头部负伤，顿然倒下。

（11）

瑞金，本是一个毫不起眼的赣东南小镇，此时马上就显得重要起来。原来这里依山傍水，风景还算秀丽。绵水河从北向南在这里拐了一个弯，然后向西流去，地势并不险要。

但瑞金的地理位置相当重要，因为这里是南来北往、东西穿梭的十字路口。西边可以通于都、赣州，南边直插会昌、寻乌，然后进入广东的梅县，向东翻过武夷山可进入福建的长汀。所以，这在棋盘上来说，简直就是一个“活眼”。

钱大钧的溃兵从壬田败走后虽然退到了瑞金，但他们知道号称五万之众的“叛军”是根本挡不住的，于是纷纷逃向会昌，向钱大钧报信去了。

二十军占领壬田后，准备趁敌军逃窜之机，来个一鼓作气攻下瑞金。这时，叶挺所率的右路军正好赶到壬田，于是两军合兵一处，向瑞金发起了冲锋。

叶挺的十一军和贺龙的二十军在广昌分手后取道宁都、长胜一线，原计划在瑞金会合，现在可好，敌人把重兵布防在壬田，而且已经被打垮，十一军也就只好跟着二十军去攻瑞金了。他们以为瑞金已经有重兵。

其实，瑞金城里只象征性的留下一些保安队和地方警察，这些人哪里经得起压倒多数的革命军强攻硬打，战斗不到二小时，就结束了。革命军终于占领了瑞金。

接着，富有作战经验的朱德带着他的第九军军官教育团，一直把溃敌追至瑞金以南五十里的地方，然后选择了几个制高点，作为向南布防的阵地。二十军第三师的那个前卫营也开到了那里，营长陈赓一下马就开始察看地形，安排战士们抢占有利地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