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园诗词汇稿》第六卷最后修订稿
2016-10-08 16:59:34A-A+
李白《清平调》三首探秘
【本文序要】李白的《清平调》三首，一千多年来都认为是写杨贵妃的，从无异议。但是在这一主旨之下，历代诗评家们却对其中诗句的具体解释争论不休，全诗亦不得通解。笔者因此对写杨贵妃一说，产生怀疑。于是近年来，先后查阅相关的史典和著述，仔细对此成说予以求证探索。发现这三首诗，原来是李白在沉香亭为唐玄宗追念他青梅竹马的表妹，即后来与他感情笃深的武惠妃而作。为此，即以此篇读书札记，就教于专家学者与同好，以求赐正。
【一】一千多年以来，对这三首诗令人疑惑丛生的解释。
先引原诗。李白《清平调》三首：
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若非群玉山头见，会向瑶台月下逢。
一枝红艳露凝香，云雨巫山枉断肠。借问汉宫谁得似，可怜飞燕倚新妆。
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解释春风无限恨，沉香亭北倚栏杆。
李白的这三首清平调，想落天外，音韵协美；笔下空阔，一咏三叹。一千多年以来历代的诗评家们，都认为是赞颂杨贵妃绝代风华之作。其中以清代学者沈德潜在《唐诗别裁》和而后的学者喻守真在《唐诗三百首详析》中所言，最有权威性和代表性，影响广泛。
沈德潜在《唐诗别裁》对这三首诗的注解中，认为此诗：“三章合花与人言之，风流旖旎，绝世丰神。或谓首章咏妃子，次章咏花，三章合咏，殊见执滞。”其中第一首写人，即是杨贵妃；第二首写花，即是沉香亭花园的牡丹；第三首人花合咏，那就是妃子和牡丹都见“绝世丰神”了。沈氏的阐释并无太多争议，《唐诗摘抄》《唐诗选胜直解》《乐府诗集》《唐诗笺注》等书，都作如是说。
但是，在颂扬贵妃的主题之下，对诗句的具体解释，却是历来争论不休。尤其是“巫山”“飞燕”两处用典，是有意为之还是不慎成祸，莫衷一是。《李杜二家诗钞评林》一书就说：“巫山妖梦，昭阳祸水，微文隐讽，风人之旨。” 李白诗中见讽，微言大义，似乎是故意而为了。但喻守真在《唐诗三百首详析》中对这三首诗的注解，却说巫山一典“以巫山云雨的虚妄，以衬妃子之沐实惠。” 后两句他的解释是飞燕一典，“意到笔随”“以飞燕比太真”，是“以飞燕徒靠新妆专宠，衬妃子之天然”。李白对杨贵妃是“极力揄扬而终成讽谏，并因此罹祸”云云。他认为李白用典不慎，无意中讥讽了贵妃，好心办了坏事。但是，云雨巫山无非是说两情欢会，贵妃也正侍奉在前，怎么就忽然枉断肠了？两句诗合为一处，也很难体味出以虚妄衬托实惠的那个意思来。
至于第三首最后两句中的“无限恨”“倚栏杆”，喻守真则自己也陷入满头雾水，不能确解。只是含胡地说“用意十分深刻，不易猜解”，或有“恨春风吹拂之不常，恨名花有零落之日，美人有迟暮之时”的意思。人是妃子，花是牡丹，但是这花终将零落，妃子也终将老去；所以就“无限恨”，去“倚栏杆”了。当着玄宗和贵妃的面说这些，颂扬妃子已经离题，同时也是太煞风景了吧。李白写诗，究竟是为唐玄宗助兴来了还是败兴来了呢？喻氏的解释真是令人生疑。
更有意思的是，还早在元代，就有一位专门研究李白的诗评家萧士赟，在其《分类补注李太白诗》一书中，则认为飞燕一典，讽刺的不是杨贵妃与赵飞燕能有一比，而是讽刺贵妃曾作寿王妃的事。而另有一位清代的诗评家王琦，在他编著的《李太白全集辑注》中，却反对上面的说法，他认为：“力士之谮恶矣，萧氏所解则尤甚。而揆之太白起草之时，则安有是哉！巫山云雨、汉宫飞燕，唐人用之已为数见不鲜之典实。（李白）乃敢以宫闱暗昧之事，君上所讳言者而微辞隐喻之，将期君知之耶，亦不期君知之耶？如其不知，言亦何益？如其知之，是批龙之逆鳞而履虎尾也。非至愚极妄之人，当不为此。”
他的观点是这三首诗，其意还是李白真心颂扬贵妃，并无刺讽在内。当代学者金性尧先生，在他写的《唐诗三百首新注》一书中同意王琦的看法，但他又对萧士赟和王琦两种不同解释作评判说：“就李诗的修辞用典来看，也难免使后人有些猜疑”。金先生这些话也是模而糊之，言无确解。不过，王琦的看法还真是很有见识的。如果李白确是讽刺杨贵妃曾做寿王妃一事，岂不是把玄宗本人也裹挟在内了。
遍查历代对这三首诗的评注，像这样隔代喊话、互相撕扯的例子真是不少。但是有一点却是惊人的一致，那就是都认为这三首诗是颂扬杨贵妃的，从来无人质疑，似乎铁定一般。事情的本原果真如此吗？说是写的杨贵妃，解释起来却有诸多障碍，磕磕绊绊不能通会。那么，是否有另外一种可能，当时写的就不是杨贵妃而是另有其人呢？
以常理论，就李白而言，他如果真的是承命赞誉贵妃，也真的是颂扬得够可以了，不免使人觉得有谄媚之嫌。李白当时已是供奉翰林，这是个清闲差事，虽并非李白所愿，但李白此时已是才名大噪，有诗必为人传。写这三首诗是李白第二次进长安的时候，当时他结交的都是达官显贵，比如玄宗的亲妹妹玉真公主，汝阳王李琎，朝中重臣名宿王昌龄、贺知章、崔宗之等等。李白如果想离职高就，有这些人从中斡旋就足够了，只是时间而已。李白没有借机巴结杨贵妃的必要。如果说，圣命难违，那就铺排华丽、四平八稳的来写几首应制诗来，岂不省事。况且李白本职工作就是干这个的，供奉翰林吗。他完全没有必要，也不应该，在这亟须审慎对待的应诏而作的应制诗上，如喻守真所言“意到笔随”地信马由缰，滥用典事。以致惹出很多麻烦害了自己，也让后人不得其解，聚讼纷纭。
再者说，当时，关于杨贵妃及其姊妹和这皇帝老头儿的种种情事，早已播散于坊间里巷。这也是后来一些关于杨贵妃野史小说的最初蓝本。对这些，李白安能不知？不止如此，李白结交的王公贵胄，朝臣文士，对此情事最为接近，也应当是私下里最直接的议论者。李白身在其中耳濡目染，加之心性高傲，应该说他对杨贵妃的恶见，应该更深切一些才对。不要说是李白，就是困守长安十年，不得官做的忠厚好人杜甫，也都写诗讽刺过杨贵妃。如写于安史之乱以前的《丽人行》，其中甚至说出了“杨花落雪覆白蘋，青鸟飞去衔红巾”这样刻薄的讥讽杨贵妃一家子兄妹乱伦的诗句。
由此可见，杨贵妃绝不是一位值得李白这样赞颂的妃子。尽管她花容月好，尽管她精通音律，尽管她也懂些诗文，还是一位大舞蹈家。李白在赐金还山离开长安后，曾写过《雪谗诗赠友人》一诗：
“彼妇人之猖狂, 不如鹊之强强; 彼妇人之淫昏, 不如鹑之奔奔。”
诗里所说的“ 彼妇人” , 就是杨贵妃，于中可见李白对她的厌恶。中国文人，历来有美人情结。有故事的美人一出，毁誉并至。有唐一朝，与杨贵妃相关的诗就有一百四五十首流传下来。誉之者以《长恨歌》为最，毁之者更不在少数。比如晚唐人张祜的这一首：
“虢国潜行韩国随，宜春深院映花枝。金舆远幸无人见，偷把邠王小管吹。”
诗中就把贵妃与邠王有私情，明皇吃醋，便将贵妃赶走回家一事端了出来。
【二】这三首诗，是在特定情境下，为唐玄宗特别定制的应制诗。
这三首诗，原本是李白在沉香亭应唐玄宗之诏而作，虽是歌词，类属却是应制诗。那就再从应制诗说起。
《奉和圣制经邹鲁祭孔子应制》张说
孔圣家邹鲁，儒风蔼典坟。龙骖回旧宅，凤德咏馀芬。入室神如在，升堂乐似闻。悬知一王法，今日待明君。
《蓬莱三殿侍宴奉敕咏终南山应制》杜审言
北斗挂城边，南山倚殿前。云标金阙迥，树杪玉堂悬。半岭通佳气，中峰绕瑞烟。小臣持献寿，长此戴尧天。
《奉和圣制从蓬莱向兴庆阁道中留春雨中春望之》王维
渭水自萦秦塞曲，黄山旧绕汉宫斜。銮舆迥出千门柳，阁道回看上苑花。云里帝城双凤阙，雨中春树万人家。为乘阳气行时令，不是宸游玩物华。
上面所引唐人的应制诗，都是出自大家手笔，是应制诗的范本。从中可以看出，应制诗大多都是就眼前事拿来吟咏，与皇帝老子的行止作为密切相关。或宴饮，或游赏，或猎狩，或祭祀，或封祝，或庆功，或记盛。。。君臣唱和也好，臣子单方奉进也好，题目都是君上所出，奉和者，顺着这个杆子往上爬。这种诗的体例，自初唐而下渐成气象。唐时以诗取士。应制诗也就因此成了读书士子的必修课。唐人写这种诗体最好的应该是张说，宋之问，张九龄诸位。应制诗是古诗中别具的题材，一个很大的学术命题。前几年，一位大学教授程建虎曾有专著《中古应制诗的双重观照》，洋洋三十多万字，对应制诗的写法立意、语言特点、政治功用，乃至在文学史中的地位和价值，做过深入的剖析和探讨。这里姑且不论。
倒是应该明确的是，应制诗总的要求是要堂皇富丽，雅正端庄。一定要写出山川俯仰，沐浴圣恩，四海一统，莺歌燕舞的大好形势来，实在是现今流行的老干体诗词的鼻祖。上面所举的几首，无一不符合这种规矩。写应制诗者，还必须把自己这个小我，幻化成一个替万方臣民代言的大我，完成两个字的主题：颂扬。要把皇帝老子奉承得晕晕乎乎，忘其所以；血压不高，腰背不痛，不咳不喘，通体舒泰为要。即便是有的重臣巨僚，要在应制诗里有所进言，也要说得含蓄而又含蓄，藏而不露。在这个总体要求下，应制诗也就有了一些避讳，虽是不成文的的规矩，但却是必须牢记的，不能违反。应制诗的避讳，大体应该有以下几处：
一是用典务必精切，尤其要用正面的典。
二是决不能随便把当今帝妃与以往帝妃作比。秦皇汉武都不行，因为他们不是完人。只有尧舜可以，因为那才是百分之百的圣君。
三是讽喻之言不能有，也绝对不能报忧。应制诗不需要这个。
四是即便有所期望，也要写的似有似无，微含不漏，慎之又慎。
五是恨言愁语、说悲诉怨的词，都不能用。涉嫌不够祥瑞、不够吉利的字眼儿也要避掉。
六是应制诗写法，无论前面怎样起笔，中间怎么铺排，最后结尾一般都要落到当今的圣德上，完成歌颂的主题。
按照以上标准，仔细推敲这三首诗，就更有很多疑惑在里面。
一是第一首起手，便连用了两个“想”字。想，从字面解，就是想起、想念、思念之意。这个字下得很是出奇，究竟该做何解？金性尧把“云想、花想”一句解释为“云想比作你的衣裳，花想比作你的容貌”，想字之下平添了“比作”之意，很是勉强。云想、花想，无非是以虚写实。作比之词定有所托，而所托的又是何人何事？第一首诗后两句，解释成赞誉妃子美貌，宛同瑶台仙女，世上没有，这个可通。如果是说人已不在世上，只能在瑶台相会，是不是也可通呢？况且第一句就连用”想“字。后两首又有“枉断肠”“无限恨”这样动情的句子，前后联系起来，就很有可能是写玄宗对某个逝去妃子的追念，而”花想、云想“即是所托之辞。
这不能说是没有道理。群玉山位于西方，是西王母的地盘；瑶台，则是传说西王母的居处，仙界也。晋朝王嘉《拾遗集 昆仑山》记载此山：“傍有瑶臺十二，各广千步，皆五色玉为臺基。”以瑶台形容某处好风景如同仙境，这很常用。如果说某某人去了瑶台，这就不是件好事情了。驾鹤西去，身赴瑶台，倒是平常用来说人仙逝的。一位活脱脱的贵妃，就在眼前。如果李白是真心要把她说成仙子一样美丽，可以设成比喻的取象多了去了，以李白的才气这有何难，为什么全无避讳，偏偏要这样来写？
二是第二首后两句，拿汉宫说事儿，拉出个飞燕来。飞燕因貌美善舞受宠，贵为皇后、皇太后，却因淫乱宫闱而被废赐死（一说自尽）。而贵妃当时正因受宠而红得发紫，随便就把当朝至高无上的杨太真，和前朝不作相的妃子相比，这也是绝对犯忌的事。写应制诗不许来这一套，谁也不敢这样造次。
三是诗中第二首已有”枉断肠“这样的动情之语，最后一首的又写“春风无限恨”，断肠为何？无限恨又是为何?如果玄宗此时如后来的笔记小说所言，有最宠爱的美人作陪，又有盛开的牡丹可赏，李龟年和梨园弟子笙箫鼓乐随同伺候，情绪兴致又是那样的春意勃发，又为何”断肠“，转而生恨，而且”无限“？李白为何用此极端的词语？全诗结尾两句，“解释春风无限恨，沈香亭北倚栏杆”，更是写尽孤独伤感之意，把前句的“无限恨”伸展成为具体的人物形象，完全没有归到歌功颂德上，而是写愁和恨的哀伤气氛。应制诗中从来不见这样反常的结尾，这不是正路子。
四是李白如此造次犯忌的诗作，却得到玄宗的极度欣赏，立即入谱成歌，反复吟唱。甚至如野史所说，还亲自吹笛伴奏。玄宗博学好文，在诗词方面也不是个糊涂人。所有这一切，都究竟是怎么回事？其他的疑惑都可以不论，单就“枉断肠”“无限恨”这两个很极端的情感用语来说，在有唐一朝，流传至今的七百四十余首应制诗当中，笔者逐一检验，就根本没有这样的词句，类似的词句也没有。这些疑惑，更是李白酒后醉写，有失检点所不能解释得了的。李白带醉到沉香亭不假，但是已经被一顿凉水浇醒了，他怎么还敢如此荒唐？
李白的应制诗，保留下来的还有《宫中行乐词》，这也是李白应玄宗之命而作的应制诗，一共八首连章，引录几首作为对比：
小小生金屋，盈盈在紫微。山花插宝髻，石竹绣罗衣。每出深宫里，常随步辇归。只愁歌舞散，化作彩云飞。
卢橘为秦树，蒲萄出汉宫。烟花宜落日，丝管醉春风。笛奏龙吟水，萧鸣凤下空。君王多乐事，还与万方同。
玉树春归日，金宫乐事多。後庭朝未入，轻辇夜相过。笑出花间语，娇来竹下歌。莫教明月去，留著醉嫦蛾。
寒雪梅中尽，春风柳上归。宫莺娇欲醉，檐燕语还飞。迟日明歌席，新花艳舞衣。晚来移彩仗，行乐泥光辉。
李白还有一首，《从宜春苑奉诏赋龙池柳色初青听新莺百啭歌》，也是在沉香亭花园里写的，一并引录：
东风已绿瀛洲草，紫殿红楼觉春好。池南柳色半青青，萦烟袅娜拂绮城。垂丝百尺挂雕楹，上有好鸟相和鸣，间关早得春风情。春风卷入碧云去，千门万户皆春声。是时君王在镐京，五云垂晖耀紫清。仗出金宫随日转，天回玉辇绕花行。始向蓬莱看舞鹤，还过茝石听新莺。新莺飞绕上林苑，愿入箫韶杂凤笙。
在这几首诗中，且不说那宫中的花鸟草木，池亭殿阁，是如何的沐日生辉。就连夜晚，也是那么与众不同。“晚来行彩仗，行乐泥光辉”“莫教明月去，留著醉嫦蛾”。写了愁，但愁的是“只愁歌舞散，化作彩云飞”；其中更多的都是“日出瞻佳气，葱葱绕圣君”，或者“仗出金宫随日转，天回玉辇绕花行。始向蓬莱看舞鹤，还过茝石听新莺”。这些都是颂圣的句子，都是出自李白之手，味道、色彩却与《清平调》完全不同。简直让人不能相信，《清平调》三首，还是应制诗吗？
结论只有一个。那就是李白上面的应制诗都是应制诗的正格，走的是平常都习惯并遵循的老路子；而《清平调》三首，确是在应制诗中的标新立异了。李白何以至此？那就只能说，这三首诗不是平常所见的应制诗，更不是群臣乌鸦一般的噪噪唱和。而是一对一的单挑。是在特定的环境下，按照玄宗的特定心思，为玄宗特别定制的应制诗。因此诗中遣词寄意，就与一般的应制诗大有不同。
【三】《新唐书》等正史中 ，所记载的写这三首诗的具体情景。
为探个究竟，不妨拿出点史料来，看一看当时写这三首诗的具体情形。《全唐诗》以及后来的《唐诗三百首》《唐诗别裁集》《唐诗举要》等历代唐诗选本，都辑入李白的这三首《清平调》。但都没有关于这三首诗写作的具体背景。有所记载的，是在下面的几部正史当中。
《新唐书 李白传》：
天宝初，南入会稽，与吴筠善，筠被召，故白亦至长安。往见贺知章，知章见其文，叹曰：“子，谪仙人也！”言于玄宗，召见金銮殿，论当世事，奏颂一篇。帝赐食，亲为调羹，有诏供奉翰林。白犹与饮徒醉于市。帝坐沈香亭子，意有所感，欲得白为乐章；召入，而白已醉，左右以水靧面，稍解，援笔成文，婉丽精切无留思。帝爱其才，数宴见。白尝侍帝，醉，使高力士脱靴。力士素贵，耻之，擿其诗以激杨贵妃，帝欲官白，妃辄沮止。白自知不为亲近所容，益骜放不自脩，与知章、李适之、汝阳王璡、崔宗之、苏晋、张旭、焦遂为“酒八仙人”。恳求还山，帝赐金放还。白浮游四方，尝乘舟与崔宗之自采石至金陵，着宫锦袍坐舟中，旁若无人。
《旧唐书 李白传》：
天宝初，客游会稽，与道士吴筠隐于剡中。既而玄宗诏筠赴京师，筠荐之于朝，遣使召之，与筠俱待诏翰林。白既嗜酒，日与饮徒醉于酒肆。玄宗度曲，欲造乐府新词，亟召白，白已卧于酒肆矣。召入，以水洒面，即令秉笔，顷之成十余章，帝颇嘉之。尝沉醉殿上，引足令高力士脱靴，由是斥去。乃浪迹江湖，终日沉饮。时侍御史崔宗之谪官金陵，与白诗酒唱和。尝月夜乘舟，自采石达金陵，白衣宫锦袍，于舟中顾瞻笑傲，傍若无人。
《唐才子传 李白》：
天宝初，自蜀至长安，道未振，以所业投贺知章，读至《蜀道难》，叹曰：“子谪仙人也。”乃解金龟换酒，终日相乐。遂荐于玄宗，召见金銮殿，论时事，因奏颂一篇，帝喜，赐食，亲为调羹，诏供奉翰林。尝大醉，上前草诏，使高力士脱靴，力士耻之，摘其《清平调》中飞燕事，以激怒贵妃，帝每欲与官，妃辄沮之。白益傲放，与贺知章、李适之、汝阳王琎、崔宗之、苏晋、张旭、焦遂为“饮酒人仙”。恳求还山，赐黄金，诏放归。
以上史料，关于李白写这三首诗的情形，《新唐书 李白传》所记最为详细，余后两篇，则可作为李白因为这三首诗，而遭高力士和杨贵妃谗害的佐证。从中不难初步明确以下几点：
1，《清平调》确为应命而作的应制诗，作词的地点是沉香亭。
2，作这三首诗的原因是老皇帝“意有所感”，写成后，深得玄宗赏识和喜爱。
3，写诗的当时，杨贵妃在不在场，亦或是不是称颂贵妃，正史中概无记载。
4，李白先使高力士脱靴在先，高力士以其《清平调》诗挑拨贵妃在后推断其缘由，不外是玄宗令李白写诗追念惠妃，诗中又对惠妃大加赞誉；杨贵妃心怀怨怼，又不好向玄宗发泄，李白因此成了此事的替罪羊，这才给高力士以可乘之机。但这并不能证明诗中飞燕就是讽刺贵妃，同时也不能证明这三首诗就是写贵妃的。玄宗和贵妃都是懂诗词的人，玄宗且有诗六十余篇传于后世。李白诗中用典不当，涉嫌讽人，玄宗不会看不出来，更不会深加喜爱。如果真是当面赞誉贵妃又讥讽了她，这不仅与情理不通，也无需高力士点明，杨贵妃亦可当场自断。
【四】唐玄宗在沉香亭子，意有所感，到底感了什么？
再就上面的史籍记载，来说沉香亭。
“帝坐沈香亭子，意有所感，欲得白为乐章；召入，而白已醉，左右以水靧面，稍解，援笔成文，婉丽精切无留思。。。”这座沉香亭，是唐时兴庆宫内的一座花园。兴庆宫在长安城东南原来的隆庆坊内，隆庆池一侧。隆庆坊是唐玄宗做王子时的旧宅，玄宗登基后，为避名讳的隆字，则更名兴庆宫，隆池则更名为龙池。玄宗的青年时期都是在这里度过的，直至继了大统才离开这里。玄宗与太平公主发动政变的时候，就住在此处。应该说，这座园子和玄宗的渊源极深。玄宗对这座园子的情感记忆，也应当与其他地方大有不同。
那么，唐玄宗旧居重游，“意有所感”，到底是“感”了些什么呢？《新唐书》未述其详。按常理推想当此之时，所感者有二：一是感时感景，二是感人感事，绝无其他。
先从感时感景说。帝苑花园说来就来，四时之景尽赏其遍。假如真是因为这一次，花好人美，春光宜人，需要歌之曲之以尽兴致；或者玄宗真的有些伤感，惜春之不能永驻，名花不能常开，美人也终有迟暮的一天，则梨园中能尽此情的乐曲篇章多矣。一般说来，大可不必兴师动众非去把李白找来，再造新词。况且全诗虽以花作托，但分明都是在写人。感时感景的这种可能，即可以排除在外。
再从感人感事说。“意有所感” 这四个字，出现在正史当中，绝对不是空穴来风；而且语见深沉，沉香亭是玄宗青年时的旧居，这次来此，已是六十多岁的老人。怀旧也是这个年纪人通常的心理情结。因此可以断定，“意有所感”，说得当是感事感人，才特召李白前来填词的。想必是因为所感不同一般，似乎能道出他心中块垒的，非李白这样的大才莫属。另外从诗的本身来看，李白在诗中的用语都很动情，而且玄宗十分赏识。所以《新唐书》有言：“婉丽精切无留思。帝爱其才，数宴见。”这就证明玄宗所感之事之人，在他的心中，或者说在他六十多年的生涯里，占据的位置相当重要。这几句评语中，婉丽，是说诗的风格。精切，是说对诗中所言的人和事，把握的精准到位；“枉断肠”“无限恨”这样的字眼，用的恰到好处，绝不是夸大其词。无留思，则是说李白的这三首诗，既为玄宗代言，确实是把玄宗心中的“意有所感”，感的一干二净，真是写到老皇帝的心坎子里面去了。
还有，十分重要的一点，就是《新唐书》的史学地位和作者。《新唐书》成书于宋朝，为区别《旧唐书》而得名。宋人认为，《新唐书》要比《旧唐书》高明。他们严厉地批评《旧唐书》“纪次无法，详略失中，文采不明，事实零落”，认为《新唐书》无论从体例、剪裁、文采等各方面都很完善。《新唐书》修成后，其主编曾公亮曾上皇帝表，颇为得意地说：“其事则增于前，其文则省其旧”，认为这是大大胜过《旧唐书》的地方。的确，《新唐书》从文采和编纂上比《旧唐书》强了很多，这也被后世所公认。其主要作者宋祁是诗人和词作家，及其兄宋庠，在当时有“二宋”之称，宋人《东轩笔录》说宋祁“博学能文，天资蕴籍”。另一位主要作者欧阳修，则是大文学家，倡导诗风词风的改革，是当时文坛很有见识的领袖。他们下笔言事说人，当然不同一般，也必然细心考究以不负盛名。参加编撰《新唐书》的其它作者，也都为北宋时期文坛的名家高手。
据此推断，事情的原本应当是李白写诗的当时，杨贵妃并不在现场。如果在场，《新唐书》《旧唐书》不会一概没有贵妃的记载。《旧唐书》中所记：“倾之成十余章”，是把李白的《宫中行乐词(十首现存八首)》与《清平调》词三首弄错位了。这在《新唐书》中，都一一作了更正和补充。可见《新唐书》的作者，对李白沉香亭写诗一节，的确仔细考证过。再者，帝坐亭子，意有所感，李白醉酒不醒，以水喷面，援笔成文，这样的细节都有了，而奉陪左右被颂扬的主角，却一字不提，于情理实在不通。须知，在写《新唐书》的时候，李白称颂贵妃一说，已经流传了几百年。写史者不会不知。这也就是说，至少欧阳修等人并没有对称颂贵妃一说加以肯定。从疑不记，这是撰史的律条。这也从另一个侧面，佐证了前面提出的《清平调》是为玄宗感人感事，即和沉香亭子密切相关的人和事，是靠得住的结论。
那么，感事，什么事？感人，感的是哪一位？
【五】关于唐玄宗和他的几位妃子
就事而言，在旧居感事，那就是往事，年青时候的往事，并与此宅此亭及其主人密切相关。但是这座旧居，以往与杨贵妃毫无瓜葛，写诗时她刚刚进宫不久，昔日这座园子里根本没有她。而这三首《清平调》又确实是在写妃子，就一定不是杨贵妃了。那么到底是哪一位妃子，在这个地方，春光大好、百花盛开的时节，让六十多岁的老皇帝，去“解释春风无限恨， 沉香亭北倚栏杆”，伤情到如此地步呢？至此，再来考察唐玄宗昔日的妃子们。
在说妃子之前，先来说说玄宗本人。
唐玄宗是唐朝第七位皇帝，唐太宗曾孙，武则天的孙子，唐睿宗李旦第三子，母昭成窦皇后（窦德妃）。六八五年八月初五唐玄宗李隆基出生。玄宗个人素质优秀，善骑射，通音律、历象之学，多才多艺。神龙元年（七0五年）中宗李显即位，重建唐国号，但政柄却旁落在皇后韦氏手中。中宗去世后，韦后立温王李重茂为帝，是为少帝。七一0年七月二十一日（景龙四年六月二十日），临淄王李隆基与太平公主（唐高宗与武则天之女）联合发动宫廷政变，杀韦后与安乐公主等，拥其父唐睿宗李旦复位，被其父立为太子。七一二年（延和元年）八月，睿宗传位于太子，退为太上皇。李隆基即位，改元先天，是为玄宗。不久太平公主又欲发动宫廷政变以废玄宗，玄宗乃与郭元振、王毛仲、高力士等人，于先天二年（七一三年）先发制人，赐太平公主死，尽诛其余党，改年开元。玄宗当时二十七岁。玄宗开元年间，社会安定，政治清明，经济空前繁荣。大唐开元盛世，就是他在位时亲手缔造的，晚年之前曾是一位很不错的政治家。
关于唐玄宗的妃子，后宫里先后有王皇后，武惠妃等等。这其中，赵丽妃、刘秀妃和皇甫德仪妃，虽然也得到过玄宗的宠爱，但在玄宗的宫廷生活中，不占什么重要地位。在玄宗即位，即开始宠幸武惠妃之后，都相继失宠。完全可以排除在外。其中真正比较有重量的，则是王皇后和武惠妃两个人，而且在写《清平调》的时候都已经不在人世。
《新唐书 后妃上》中有关于王皇后的记载，节录如下：
玄宗废后王氏，同州下邽人，梁冀州刺史神念之后。上为临淄王时，纳后为妃。上将起事，颇预密谋，赞成大业。先天元年，为皇后，以父仁皎为太仆卿，累加开府仪同三司、邠国公。后兄守一以后无子，常惧有废立，导以符厌之事。有左道僧明悟为祭南北斗，刻霹雳木，书天地字及上讳，合而佩之，且祝曰：“佩此有子，当与则天皇后为比。”事发，上亲究之，皆验。开元十二年秋七月己卯，下制曰：“皇后王氏，天命不祐，华而不实。造起狱讼，朋扇朝廷，见无将之心，有可讳之恶。焉得敬承宗庙，母仪天下？可废为庶人，别院安置。刑于家室，有愧昔王，为国大计，盖非获已。”守一赐死。其年十月，庶人卒，以一品礼葬于无相寺。宝应元年，雪免，复尊为皇后。
从以上记载看，王皇后早年在政治上支持玄宗政变，是玄宗即位被册封为皇后的主要原因。而王皇后的被废，直接原因是王皇后和她的兄长王守一，合伙干的一桩蠢事。其兄恐其不曾生育而被废，找了一位叫明悟的邪僧，在一块天雷劈过的破木头上，刻下玄宗的名讳，让皇后佩戴于身，以求子嗣，事发被废。她与玄宗之间的感情可想而知，完全可以排除在外。
说完王皇后，再说武惠妃。《旧唐书 列传第一 后妃上》：
武惠妃（六九九年－七三七年）
玄宗贞顺皇后武氏，则天从父兄子恒安王攸止女也。攸止卒后，后尚幼，随例入宫。上即位，渐承恩宠。及王庶人废后，特赐号为惠妃，宫中礼秩，一同皇后。所生母杨氏，封为郑国夫人。同母弟忠，累迁国子祭酒；信，秘书监。惠妃开元初产夏悼王及怀哀王、上仙公主，并襁褓不育，上特垂伤悼。及生寿王瑁，不敢养于宫中，命宁王宪于外养之。又生盛王琦，咸宜、太华二公主。惠妃以开元二十五年十二月薨，年四十余。下制曰： '存有懿范，没有宠章，岂独被于朝班，故乃施于亚政，可以垂裕，斯为通典。故惠妃武氏，少而婉顺，长而贤明，行合礼经，言应图史。承戚里之华胄，升后庭之峻秩，贵而不恃，谦而益光。以道饬躬，以和逮下，四德粲其兼备，六宫咨而是则。法度在己，靡资珩佩；躬俭化人，率先絺纮。夙有奇表，将加正位，前后固让，辞而不受，奄至沦殁，载深感悼，遂使玉衣之庆，不及于生前；象服之荣，徒增于身后。可赠贞顺皇后，宜令所司择日命。' 葬于敬陵。。。（略）立庙于京中昊天观南，乾元之后，祠享亦绝。
除此而外，仔细考察玄宗与惠妃的关系，因为相关史料太多，不再一一转引，简要概述于下：
一，武惠妃的父亲是恒安王武攸止，玄宗的表叔；玄宗和惠妃是表兄妹。因为武攸止早死，惠妃自小养在宫中，后为宫女。七一0年玄宗政变杀韦氏一族，惠妃便归到玄宗的兴庆宫（即沉香亭所在的隆庆坊）为侍女。七一二年玄宗即位，这位大哥哥对这位年及十四岁的小表妹更加喜爱，终得宠幸。当时，玄宗二十七岁。
二，开元十二年（七二四年），玄宗废正室王皇后，封武氏为惠妃，等同皇后。这一年，武惠妃二十五岁。（另根据武惠妃母杨氏的神道碑记载，惠妃在开元十年已获封惠妃）。在玄宗宫中，武惠妃等同皇后十四年，为后宫实际上的第一领导者。玄宗曾想正式册立惠妃为皇后。但有大臣阻止，说武氏家族名声不好，怕惹起政治是非。加之当时太子瑛已立，武惠妃复又有子，立惠妃为后，于太子位不利，这才作罢。惠妃不及四十岁去世，先后为玄宗生了七个孩子，前三个夭折。玄宗对惠妃的宠爱始终不衰，生了这么多孩子应该就是明证。
三，当时太子李瑛（生母为赵丽妃）不是惠妃所生，为惠妃缘故，玄宗曾经想要废黜太子，中书张九龄等人劝谏，此事被搁置。但是在惠妃和太子这场矛盾中，玄宗始终站在惠妃一边。张九龄罢相后，继任的李林甫这场的矛盾中，表面骑墙，其实因惠妃甚爱其子寿王，便偏向惠妃以邀宠。后来惠妃女儿咸宜公主的驸马杨洄，告发太子李瑛，鄂王、光王等三王(鄂王，皇甫德仪妃所生，光王亦为刘秀妃所生，其母皆失宠)常聚一处发泄不满，欲谋不轨。玄宗便下定决心废三王为庶人。不久，这三位庶人被赐死。这不能不说玄宗对武惠妃是相当偏爱的。惠妃华年早逝，玄宗更是极其哀伤，以致“日渐憔悴，后宫无尽意者”，从中也可看出惠妃容貌也非同一般，这才惹出杨贵妃进宫的一段故事。
四，玄宗欲立惠妃为后而不能，完全是政治的原因。仇视武氏一族，是则天皇帝之后的一种政治思维的定势。武惠妃这位武则天的侄孙女，也就跟着吃了一个政治上的大瓜落儿。玄宗本是性情中人，皇后册立不成，我就干脆不设皇后罢了，从此玄宗一朝，就再无皇后一说。从中也可以看出唐玄宗与武惠妃一往情深。被废的王皇后，因为 ”久无子，而武妃稍有宠，后不平，显诋之。然（惠妃）抚下有恩，终无谮短者“。这是《新唐书》中的记载。从中不难看出武惠妃在后宫中的地位和影响。
五，惠妃去世后，玄宗下诏册封她为贞顺皇后。诏书中所言惠妃：“少而婉顺，长而贤明，行合礼经，言应图史。承戚里之华胄，升后庭之峻秩，贵而不恃，谦而益光。以道饬躬，以和逮下，四德粲其兼备，六宫咨而是则。。。（以下略）”从这些句子看，玄宗对惠妃，真可谓赞誉隆厚。玄宗心中，对武惠妃应当是有愧疚的，那就是惠妃生前没能名正言顺地当上皇后。死后册封，还给她一个早应该得到的名分，进一步证明证帝妃之间的感情，不同寻常。
综上所述，可见惠妃在玄宗心中的份量，远非其他妃后以及后到的杨贵妃可比。
【六】玄宗在沉香亭意有所感，感的就是当年的武惠妃，以及他们之间的往事。
由此可见，玄宗在沉香亭“意有所感”，并且和某一位妃子相关，那么，感的就是武惠妃这个人，以及当年玄宗在隆庆坊，与武惠妃之间从侍女到妃子的往事，他人莫属。
唐玄宗与惠妃之间的感情，的确也非其余的妃子可比，还可以正史的下面记载中看到。《资治通鉴 唐纪 三十》记载：
“开元二十三年。唐初，公主实封止三百户，中宗时，太平公主至五千户，率以七丁为限。开元以来，皇妹止千户，皇女又半之，皆以三丁为限；驸马皆除三品员外官，而不任以职事。公主邑入少，至不能具车服，左右或言其太薄，上曰：百姓租赋，非我所有。战士出死力，赏不过束帛；女子何功，而享多户邪？且欲使之知俭啬耳。秋，七月，咸宜公主将下嫁，始加实封至千户。公主，武惠妃之女也。于是诸公主皆加至千户。”
这段记载，证实唐玄宗对惠妃所生的子女，也都是爱屋及乌恩赐有加，不惜打破成例。开元二十三年时，公主实封五百户，等到这年七月，惠妃的女儿咸宜公主下嫁，则翻了一番加封至千户，其他公主因此借光。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证明，唐玄宗对惠妃感情深厚，始终不衰。
再查《全唐文》（中华书局 一九八三年影印嘉庆本），内有《贞顺皇后哀册文》：
”维开元二十五年岁次丁丑十二月庚子朔七日丙午，惠妃武氏薨於兴庆宫之前院，移殡春宫丽正殿之西阶。粤翌日，乃命有司持节册谥曰贞顺皇后，以旌德饰终也。洎明年春二月己亥朔二十二日庚申，将迁座於敬陵，礼也。启攒涂於春禁，候重门於初旭，转灵卫於金根，缅哀怀於上国。亦既有命，铭於贞王。其词曰：。。。（以下略）“
另据《资治通鉴 唐纪二十七》记载 ：
“开元二年，宋王成器等请献兴庆坊宅院为离宫；甲寅，制许之，始作兴庆宫，仍各赐成器等宅，环于宫侧。又于宫西南置楼，题其西曰花萼相辉之楼，南曰勤政务本之楼。上或登楼，闻王奏乐，则召升楼同宴，或幸其居尽欢，赏赉优渥。“
从这两篇史料来看。武惠妃恰恰是在兴庆宫去世的，也就是沉香亭花园所在的离宫。虽然玄宗继位后，此宅曾一度为宋王李成器所居，但为时不过两年。这里不仅是唐玄宗当太子时和惠妃（当时为太子侍女）居住的旧宅，更是惠妃归天，唐玄宗的伤心之地。这也为唐玄宗重回旧居，在兴庆宫的沉香亭花园思念武惠妃，令李白写《清平调》词，提供了另一个重要的佐证。
及至唐玄宗此番到沉香亭，武惠妃的音容笑貌，应该是历历在目了。玄宗的青春就留在这里，而武惠妃这位青梅竹马的小表妹就在此处，于玄宗的身边长大成人，由相亲而至宠幸。这里的花草亭台、池林小径之间，一定有很多仅仅属于他们两个人的故事。还应当说，即使是当年的王子做了皇帝之后移居大内，沉香亭这座老宅，也是他们经常光顾的地方。但是这次完全不同。
这是在三十六之后。当年的那位少女，中年早逝已经不在人间，挚爱他的那位当年的王子也已是暮年。回首往事，经过了那么多风风雨雨，比如太子的废立，比如赐死三王，比如帝欲册封皇后而不能办到，比如在这里帝与妃的人生最后诀别。那么，找一位他信的过的大诗人李白，来作他内心情感的代言人，追念一番，对唐玄宗来说，又是多么的顺乎天理人情。
此时，春光依旧，花还在开，亭也还在，而斯人不见，老皇帝岂能不为之动容。由此，”想断肠““无限恨”“倚栏杆”“若非群玉山头见，会向瑶台月下逢”这些极为深情、极为伤感的句子，都有了确确实实的人和事的注解。后来，李白因不得重用，请求放还归山。玄宗前番虽赐与宫中锦袍，此番尚觉不够，便又加赐黄金。这不能不说，正因为有了这三首清平调，李白加重了他在玄宗心中的地位和分量。
李白的《清平调》三首，原本是写唐玄宗对武惠妃的怀念的。确定了这样真正的主旨，对诗中的一些词句，以及全诗的一切怀疑、不解，也都会因此而烟消云散。对诗意的诠释，则可以完全回到诗作内涵的本原中去。
至此，则可以对《清平调三首》作出全新的解释：
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若非群玉山头见，会向瑶台月下逢。
----起首第一句，即写思念，以云想花想托出人想。第二句，则说回想中昔日天子的恩眷，如春风吹拂、露华润泽。两句合为一处，尤可见那时妃子的绰约风姿及两情相洽。后两句则承接前二句由想说见。而今斯人早已仙去，只能会之于群玉山头瑶台月下了。内有哀伤却不以悲切之语道出，这即是对逝者的赞颂，也是对怀念之人的安慰。
一枝红艳露凝香，云雨巫山枉断肠。借问汉宫谁得似，可怜飞燕倚新妆。
----前二句，写见花如见其人，昔时风姿犹在眼前；而今如同襄王会神女一般的两情相洽，已不能再得，因此断肠。语见沉痛，且比前首为深。下两句，则承首句的“一枝红艳“，再次转回以往，斯人之美，虽飞燕新妆弄姿亦不能敌也。把断肠的原因用补笔写足，内中思念之情益发可见。
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解释春风无限恨，沉香亭北倚栏杆。
----首两句，继续写在此园中，昔日帝与妃同赏牡丹的欢悦情景。彼时二人心中，只愿两情地久天长。笑在彼时也，而恨在今日矣。后两句自然转出天不遂人，即是春风也有无限恨怨。遥遥思念之中，只有独倚栏杆，才能聊作消解罢了。以“无限恨”“倚栏杆”道出的内心无比沉痛，结束全篇，诗的主旨尽出。
李白的这三首诗，在谋篇上今日与昔时往复回环，情感上依次递进，遣词上绮丽之语和悲切之语相得益彰；时空交错之下，一咏三叹，把玄宗对惠妃的追思写的淋漓尽致，极尽其大手笔之能事，真是当得起《新唐书》上“精切无留思”的确切评语。尤其令人感慨的是，历代的诗评家们，却囿于是写杨贵妃的错误泥潭中，不得本意又强作解语，在颂和讽的怪圈中争执不休，弄得叫人不知所以，如坠五里雾中。
【七】误传的由来及关于这一误传的证伪。
细究起来，在此诗是为谁而写上张冠李戴，扭曲诗的主旨，其始作俑者也并非是那些后世的诗评家们。把这三首诗附会到杨贵妃身上，最早是晚唐时会昌年间宰相李绅之子，当过秘书省校书郎入直史馆的李叡所写的《松窗杂录》（另传为韦叡或杜荀鹤 松窗录）。
此书写成于八七七年，即《清平调三首》写后一百三十四年。《松窗杂录》曾收入《唐人小说》《四库全书》诸本。是一部记载唐中宗至武宗朝轶事的笔记小说，共一卷。记武后至宣宗初事，玄宗朝事居多，多写皇帝、后妃、卿相的轶闻杂事，如《上好马击毬》、《上自临淄郡王为潞州别驾》、《何皇后》诸条，其中记李白作《清平调》三首以咏杨贵妃一则，流传最甚。后世的书籍，凡是涉及这件事的记载，莫不以此为底本而加以引用。据不完全的检索，即有宋代兴国二年（九七七年）始编，次年完成的大型野史传说《太平广记》，其中卷二百0四《李龟年》一条。宋代郭茂倩《乐府诗集》《清平调三首小序》一条。宋代王灼写的《碧鸡漫志》卷五《清平乐》一条。明代陈耀文《正杨》卷四《太白清平乐辞以下词品》一条。以及宋代乐史编的《杨太真外传》。虽然转用时文字略有差异，但都是都引用了《松窗杂录》对李白写清平调一事的记载。后世的诗评家们，也都以这一条记载为史实，在认为李白称颂杨贵妃的主题下，来评注《清平调》这三首诗的，便搞出了一场历史的大误会。
《松窗杂录（《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的记载，原文如下：
开元中，禁中初重木芍药，即今牡丹也。开元天宝花呼木芍药，本记云禁中为牡丹花。得四本红、紫、浅红、通白者，上因移植于兴庆池东沉香亭前。会花方繁开，上乘月夜召太真妃以步辇从。诏特选梨园子弟中尤者，得乐十六色。李龟年以歌擅一时之名，手捧檀板，押众乐前欲歌之。上曰:「赏名花，对妃子，焉用旧乐词为?」遂命龟年持金花牋宣赐翰林学士李白，进《清平调》词三章。白欣承诏旨，犹苦宿酲未解，因援笔赋之。。。（以下引用李白原诗，略去）龟年遽以词进，上命梨园子弟约略调抚丝竹，遂促龟年以歌。太真妃持颇梨七宝杯，酌西凉州蒲萄酒，笑领意甚厚。上因调玉笛以倚曲，每曲遍将换，则迟其声以媚之。太真饮罢饰绣巾重拜上意。龟年常话于五王，独忆以歌得自胜者无出于此，抑亦一时之极致耳。上自是顾李翰林尤异于他学士。会高力士终以脱乌皮六缝为深耻，异日太真妃重吟前词，力士戏曰:「始谓妃子怨李白深入骨髓，何拳拳如是?」太真妃因惊曰:「何翰林学士能辱人如斯?」力士曰:「以飞燕指妃子，是贱之甚矣。」太真颇深然之。上尝欲命李白官，卒为宫中所捍而止。
仔细考察起来，这一段有声有色的记载，说唐玄宗在沉香亭召李白写歌词，并说：“赏名花，对妃子，焉用旧乐词为？‘’为李白规定了新词要写名花妃子的这个主题，却完全是从虚构而来。何以见得？根据有三：
一、李白写《清平调》的时间，是在他第二次进长安的七四二年（天宝元年秋）至七四四年三月辞官离开长安之间。实际的写作时间则是七四三年的春天（见《李白年谱（日本 笕久美子 王辉斌译文）》）。当时的杨玉环，刚刚被敕命为道士只有两年的时间。在清人董诰编纂的《全唐文》中，收录了《度寿王妃为女道士敕》，其中注明颁布的时间是开元二十八年（七四一年）正月初二（另一说为七四O年十月或腊月），因为这一天是李隆基的母亲窦太后的忌日（被武则天杀害）。敕令的原由则是为窦太后在天之灵祈福。
李白写诗之时，杨玉环在宫中并没有正式的名分。《资治通鉴》天宝三载（上）记载：
“初，武惠妃薨，上悼念不已，后宫数千，无当意者。或言寿王妃杨氏之美，绝世无双。上见而悦之，乃令妃自以其意乞为女官，号太真；更为寿王娶左卫郎将韦昭训女；潜内太真宫中。太真肌态丰艳，晓音律，性警颖，善承迎上意，不期岁，宠遇如惠妃，宫中号曰娘子，凡仪体皆如皇后。
《新唐书》卷五 本纪第五 宗至道大圣大明孝皇帝讳隆基 项下则记载：
（开元）二十八年。。。十月甲子，幸温泉宫。以寿王妃杨氏为道士，号太真。
（天宝）四载。。。八月壬寅，立太真为贵妃。
天宝四载，即公元七四六年。由此可知，李白在七四三年写《清平调》的时候，唐玄宗绝对不会说出 “赏名花，对妃子 ”这样的话来。因为当时杨玉环根本还不是他的妃子，连才女、贵人都不是。帝宫等级森严，宫中人不好称呼，只能称她为“娘子”而已。及至李白写《清平调》三年多之后，太真道士才被唐玄宗正式敕封为贵妃。由此可见，这个情节完全是虚构的。《松窗杂录》由李白诗作，演绎出唐玄宗这句“赏名花，对妃子”这句话，纯属子虚乌有，后人即用来认定李白按照玄宗的意图称颂杨贵妃，这个根据本身就很荒谬。
二、《松窗杂录》有一定的史料价值，其中的一些条目，也曾被《新唐书》《资治通鉴》等正史采用，但它毕竟是私人写作的野史笔记，限于见闻和个人的好恶，所记错讹不实也是多见。仔细检点，这一卷杂录中被正史所采用的条目，正史都参阅其他史料而加以匡正。（以此书参看新旧唐书，一看即知，不必再一一细述。）单就写《清平调》这一条来看，正史中对《松窗杂录》所言是写杨贵妃一说，显然经过史官们的仔细考证，存疑不录，或者已认定是伪说而加以剔除，所以才对杨贵妃只字不提。如本文前面所言，假如杨贵妃当时在场，唐玄宗让李白颂扬的也正是她，这样十分关键而且重要的人物，撰写《新唐书》和《资治通鉴》的史官们绝对不会忽略不记的。
三、还有一派学者，认为《松窗杂录》所记李白清平调三首是伪托之作。如近人浦江清在《词的讲解》里说:“李白抗志复古，所作多为古乐府之体例，律绝近体已少，更非措意当世词曲者。即后世所传《清平调》三章，出于晚唐人之小说，靡弱不类，识者当能辨之。惟其身后诗篇散佚者多，北宋士夫多方搜集，不遑考信。”浦氏虽有此说，但是根据不足。李白的《宫中行乐词》就是曲词，岂能据此也断定是伪作？恰有当代学者吴企明，在他的《李白清平调词三首辨伪（<文学遗产 >一九八0年第十期）》一文中支持此说。根据主要有三：
1、《松窗杂记》所记清平调写作时间是开元中，李白当时还没进长安。
2、杨贵妃进宫在天宝三年，次年册立为妃，此间潜纳宫中，并不能承欢侍宴。立妃之时李白已离开长安。不可能当着贵妃的面为她写词。
3、唐时教坊并无清平调一曲，只有清调、平调、侧调诸曲。伪造者不懂曲乐，把清平调和清平乐混淆了。
他的这些根据都不能成立：
1、《松窗杂记》只说开元中禁中开始重牡丹，不是说写诗的具体时间，只是交代记事的背景。
2、杨贵妃进宫，据《新唐书 本纪第五》所载: ”开元二十八年十月甲子，幸温泉宫，以寿王妃为道士，号曰太真。”《资治通鉴》把此事记在天宝三载条下，历史学家陈演恪曾考证认为，因记天宝三载杨贵妃纳贿一事，累及而书，将前事追记于后，并不是说贵妃在天宝三载才入宫。笔者细查此书，这样的纪事之法，亦有其他例证。
3、当代词曲学家任二北曾言，明皇宣李白进《清平调》词，乃是令白于清调和平调中制词。即低于清调而高于平调的新曲。任先生的观点也是对的。唐明皇本好新曲，天宝年间教坊中就有伊州曲、凉州曲、甘州曲、霓裳羽衣曲等诸多新调曲词。（以上两条 参见《文学遗产》李廷先《<李白清平调词三首辨伪>商榷》一文）由此可见，《清平调》即是李白的创调，与《清平乐》无关。无可置疑。
4、吴企明先生还在他的文章中说“事伪、词亦伪”，这个结论有些武断。事有伪与词有伪并不是肯定的因果关系。《松窗杂记》作者李叡并无诗名，从《清平调》的格调与水准看，他也是伪造不出来的。
四、与李白沉香亭写诗一事相关，北宋人乐史所撰《杨太真外传》也是以《松窗杂记》为底本的。此书流传甚广，影响不小。书中照葫芦画瓢：
“ 开元中，禁中重芍药，即今之牡丹也，得数本红紫浅红通白者，上因移植於兴庆池东，沉香亭前。会花方繁开，上乘照夜白，以步辇从。。。（略）上曰：‘赏名花，对妃子，焉用旧乐词为？’遂命李龟年持金花牋，宣赐翰林李白立进《清平调辞》三章。。。（略）”
乐史，本是南唐人，宋时入仕官至三馆编修。除了《杨太真外传》两卷之外，还有《太平寰宇记》一百九十三卷等十几部传奇和地理考证之作。他的《杨太真外传》，除了依据《松窗杂记》之外，还根据唐大历以后的笔记小说，如《明皇杂录》《开元天宝遗事》《酉阳杂俎》等等，演绎而成，完全是野史传奇之属。其史料价值还不如《松窗杂记》，更是不足为据。
当然，笔者所言这三首诗是写武惠妃的，正史典籍中也没有明确的记载，如果有明确记载，也省去了后世的许多争论。但是事情的本身，则完全可以从其他的史料中，反复钩沉推演，相互佐证，从而得出正确的结论。李白写妃子确定无疑，但写的是杨贵妃还是武惠妃，二者只能有一真。如果写杨贵妃一说正史中查无确据，私人野史虽有记述却是伪说，也就等于写武惠妃的推断被证真。这是一个十分简单的逻辑推理。
说《清平调》是写杨贵妃的，一个从《松窗杂录》开始的误传，从唐朝后叶开始一直延续到一千二百多年以后的今天，学者们不加细考，信以为真，并据此来诠释李白的这三首诗作，真可令人扼腕一叹了。从这种意义上说来，本文或许补充了正史所记此事的不足。在这一结论的关照之下，这三首诗即与杨贵妃无关，是捧颂还是讥讽的无头公案，也就没有了存在的理由。李白诗中的用典、用意，更是没有了可以怀疑之处，全诗也因此而变得主旨明晰，通畅易解。其实事情的原本就不是那么复杂。
【结语】
信者自信，疑者自疑。说到底，此文也是笔者的一家之言。一千多年以来，在杨贵妃美人传奇的光环笼罩之下，从来无人说到李白《清平调》三首诗作，与唐玄宗的表妹武惠妃有任何关联。仔细研读本诗，钩沉与此相关的一些史料，对这段公案力求得出一个比较合情合理的解释，就教于诗家学者和同好，才是本文的最终目的。此文即已写毕，心中也不免替唐玄宗、武惠妃和李白，来了些无名的惆怅。成词一首为记：
临江仙 李白《清平调》三首探秘完稿后留题
云想当年红一朵，还原谁的青春？沈香亭下梦缤纷。牡丹初带露，帝子昔时人。
你替三郎寻到了，平常遗落之真。霓裳千遍共良辰。不如青竹马，执手那番亲。
李白醉别长安酒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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