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以为容忍可以换来理解，但更多时候，容忍换来的不是理解和包容，而是更进一步的剥削和压迫。

人性的恶是欺凌别人的恶，但有时候，这种恶却恰恰来自那被欺凌者的鼓励。

鼓励不是要求对方欺凌自己，而是他的不妥当行为，无意中给对方释放了信号：“其实你可以欺凌我”。当这信号发出之后，对方也会无意识地对他进行欺凌。更多时候，不是那些操控者太过野蛮，而是被操控者太过怯懦，或是不够明智。

案例：乔是一个有些内向，甚至稍显怯懦的人。他不喜欢跟人发生冲突，甚至有些害怕跟人发生冲突，总是表现得极为忍让。他信奉善良可以获得理解，忍让总能得到认可。在这借口的驱使下，乔的姿态很低。当他来到一个新环境之后，他总是主动为别人提供服务。别人想要什么东西，他帮忙拿；别人不想出去吃饭，他帮着往回带。诸如此类，仿佛一个杂役一般。我们总是信奉老实人总有好报，但现实却常常相反。人们确实对乔没有太多批评，但同时也少于尊重。第一次时，人们对他说谢谢，第二次时只是微微一笑……许多次之后，人们习以为常，主动找他帮着干杂活。最后，如果别人命令乔去帮助干本不属于乔的工作，乔没有答应，别人就会不快，觉得这乔不听话了。乔的主动让步，让别人养成了一个习惯，总是支使他。

我对你好，不求你也对我好，但请别对我太坏。这是很多人的期许，也是很多人对现实世界的认知，但这并不符合现实。现实中，不求回报的给予往往得到的不是同样不求回报的给予，而是无度的索取。

1969年美国斯坦福大学心理学家菲利普·辛巴杜做了一个实验。辛巴杜找来两辆一模一样的汽车，然后将它们分别停放在两个地方。一辆停在加州帕洛阿尔托的中产阶级社区，另一辆停放在了相对杂乱些的纽约布朗克斯区。然后，辛巴杜对停放在布朗克斯的那辆车做了一些处理，他将车牌摘掉，又把车的顶棚打开。结果，放在帕洛阿尔托的那辆车，停放了一个星期，无人理睬，而停放在布朗克斯的那一辆，当天就被人偷走了。

一周后，辛巴杜用锤子打碎了剩下的那辆车的车窗玻璃。结果，原本停放了一周都无人问津的车，不到半天就被人偷走了。后来，政治学家威尔逊和犯罪学家凯琳根据辛巴杜的这项实验，提出了著名的“破窗理论”。即如果有人打碎了某个建筑物的一扇窗户，而这扇窗户没有得到及时的修缮，那么别人就会很自然地打碎这座建筑物的其他窗户。这就是“破窗效应”的由来。生活中，类似的现象其实随处可见。原本干净的街角，如果有第一个人往那里倾倒垃圾，随之就会有第二个人、第三个人去倾倒垃圾，最终那里一定会演变成一个垃圾场。

这些，都是破窗效应的外在显现。事实上，人们不仅在对待外界事务上会有符合“破窗效应”的行为，在人际交往上，也是一样的。乔遭受的对待，就是破窗效应的结果。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当一扇窗户破掉的时候，路过的人就会以为这座房子是没人要的，这扇窗户被打碎之后，是不需要承担责任的。那扇破窗就是他这种想法成立的基础，也是证据。于是，其内心中的负担就小了。打碎一扇有主的窗户和打碎一扇无主的窗户，差异很大。前者需要承担责任，后者往往不需要承担责任；前者让人有压力，后者让人无压力。

有责任和无责任，有压力与无压力，就是呈现迥异效果的根本原因。在乔这件事上也是一样的。当乔第一次以低姿态帮助别人的时候，别人是有压力的。因为社会告诉每个人的都是，当我们接受帮助的时候，一定要给予回报。太多的事实和宣传，让人们下意识地认为，接受帮助后不给予回报会对自己不利。因为人们会认为这个人是一个不懂得感恩的人，从而疏远他，让他陷入孤立。但当乔第二次主动的时候，那压力会减小。当乔每次都主动的时候，那压力就消失了，反而成了一种习惯。在这个过程中，人们会发现，让乔帮助自己无须承担任何责任。人们在无须承担责任的事情上，总是很积极的。

于是，本来需要自己去做的事情，人们开始命令乔去做。为什么不委托另外一个人呢？因为祈求另外一个人帮忙需要承担责任，需要在其他事情上给予相应的回报。但面对乔的时候，人们知道，不需要这样。就这样，乔成了公众的“奴隶”。每个人都支使他。从某种意义上讲，正是乔的无害和不反抗，导致了他总挨欺负。当人们发现欺负乔没有半点后果，且可以让自己更加轻松的时候，人们自然选择欺负他。这是人性中的邪恶处。这份邪恶并不能证明人性天生丑陋，它其实是在无压力情境下，自私心理的一种变异。

所以，其实不是乔的同事都是坏人，只知道欺负他；而是他自己不断给人发出信号：“你们仅仅考虑自己的感受，而忽略我的感受，不仅不需要承担任何后果，反而会让你们变得更轻松。”别人接收到这个信号之后，自然就不再将他看成一个跟自己平等的个体了。

想要被人重视，首先要重视自己，要告诉对方，我对你的这份好是有价值的甚至是有价格的，不是随意就可以得到的。只有给对方以压力，对方才不会看轻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