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国势衰微，晚清时睁眼看世界已是国人共识，传统的儒家精神与追求现代的新目标之间该如何调和便是需要思考的新课题。
在追求现代化的大背景下，通过融合西方哲学思想探索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路径是现代新儒学的重要任务。《王阳明与现代新儒家》一书将1919年至1949年这段时间里新儒家的代表人物马一浮、熊十力、梁漱溟、冯友兰、贺麟等对阳明心学的继承与发展进行了详细论述。
这五位新儒学代表人物各自有着鲜明的特点，比如：马一浮参加过传统科考中举并为榜首，兼有中国正统儒者所应具备的诗教礼教理学三种学养；贺麟对于西方哲学造诣极深，相较于熊十力等坚持的“德行优先”的理论立场，他更注重纯粹的知识立场。
但我更欣赏比较“特立独行”的梁漱溟，因为其他几位是对宋明理学学问的“接着讲”，梁漱溟则更像是“接着做”，从知行合一角度看，他才是最像阳明心学“传承者”的那位。
在思想上，梁漱溟“想不空想”，凡所有想皆为探究人生问题而殚精竭虑；在行动上，梁漱溟“动不盲动”，凡有所行皆为解决中国问题而奔波劳碌。他一生只为解决“人生问题”与“中国问题”，是一个名副其实的问题中人。
梁漱溟对阳明心学思想最集中的探讨在于“知行合一”的问题上。他将“知”区分为情理之知与物理之知，将“行”区分为心念之行与身体之行，真正的知行合一是由蕴含情理的良知产生，良知常在，知行便常合一，良知不在，则不知不应该。
阳明心学内涵丰富，对新儒学产生了重要而复杂的影响。无论如何继承与发展，能够在国家建设与个人生活中发挥积极影响的才是更值得尊崇的文化思想。相信对阳明心学的探讨也会与时俱进，在新时期体现出其应有的价值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