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传习录》中徐爱与先生关于文中子和韩退子的这段问答,是阳明先生对韩愈(退之)与文中子(王通)的评价,借此阐发其“知行合一”“敦本尚实”的核心思想。细细解析有三个方面的要义:
一是批“文人崇拜”,立“实修为本”。阳明先生直言韩愈(退之)仅是“文人之雄”(文章高手),后世因文辞华丽而盲目推崇,实则其境界“去文中子远甚”。文中子王通(隋代大儒)以“河汾讲学”践行儒家实学,著《中说》倡“三教可一”,重躬行教化;而韩愈虽“文起八代之衰”,但侧重文辞排佛老,缺乏反身而诚的实践功夫。
阳明先生还斥著述之弊,指出后世“徒以文词推尊”,是因著述者(如韩愈)的浮华文风误导,使人追逐辞章之巧,忘却“敦本尚实”(敦厚根本、崇尚实行)、“反朴还淳”(回归质朴)的儒家真行。暗讽明代文坛“模拟秦汉”的复古派,与心学“在心上用功”背道而驰。
二是阳明先生说文中子之“贤”在知行合一。先生推崇王通,因其以“躬行”化民(如门人魏征、房玄龄等皆成唐初栋梁),契合心学“事上磨炼”之旨。文中子虽著述不多,但“以行代言”,这正是阳明先生批判“著书立说却行不掩言”者的对照。此处隐含心学标准,即真儒不在言辞辨驳,而在“反朴还淳”的实地修行。
三是针对时代的病灶之文盛实衰。在明代中晚期,士人沉溺辞章考据,阳明先生以“知行合一”破之。此段问答直指症结:当文化精英(如韩愈)以文辞为尊时,社会便“不复知有敦本尚实之行”。阳明先生借古讽今,呼吁破除“文字崇拜”,回归孔孟“躬行仁义”的原始教义,与心学“须在自己心上着实用力”一脉相承。
总之,这一段问答核心要义是:一切学问若不能转化为“反身而诚”的实践,不过是“文人自恋”的泡沫,与圣贤之道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