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像山东、河北现在都不太敢评特级教师，评一个就被北京的学校挖走了。”近日，21 世纪教育研究院理事长杨东平就义务教育等问题作了一次公开演讲，再一次表达了其对教师流动与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关联性的看法。这虽然是从个人视角进行的观察，但由此也引发思考——山东、河北的特级教师屡屡出走，背后的原因究竟是什么。
特级教师是国家为了表彰特别优秀的中小学教师而特设的一种既具有先进性，又具有专业性的称号。1977年我国恢复高考，1978年实施特级教师制度，前者以一种更加公平的方式选拔人才，表达了国家对知识与教育的重视；后者则提升了教师地位，从观念上扭转了社会对教师的歧视，两者从某种程度上都成为中国教育发展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
特级教师制度推行40多年，对教师队伍稳定和提升教师社会地位发挥了巨大作用。当下，一个学校好不好，除了升学率以外，名师特别是高级教师、特级教师多不多也往往成为衡量的重要指标。在这种情况下，一些省份的特级教师选择离开原有平台，“转会”到文化教育更发达地区的现象并不罕见。近几年，一些培训机构更是开出体制内教师难以想象的薪资待遇，招聘网课教师。2020年5月25日，某互联网公司就发布中小学网课教师招聘启事，称将为优秀教师提供“年薪两百万，上不封顶”的薪资待遇，引发舆论哗然。
某种角度而言，所谓优质教育资源，实际上就是优秀教师以及优秀教师数量多的学校。因此，对流出地而言，特级教师出走，使得原本在教育上优势欠缺的地区进一步丧失优质教育资源，人为拉大了地区差异；对流入地而言，虽然新加入的特级教师充实了该地教师队伍，却进一步加剧了本地校际教育资源的不平衡。总之，这与均衡发展的教育理念是背道而驰的。
一个普通教师成长为特级教师，不仅需要有丰富的理论知识，而且还要有经年累月的一线教学实践，由此形成其在教学方法上的过人之处。当然，我们把特级教师出走的现象放到具体的个体身上，都能找到一些其出走的合理理由。教师也是处在复杂社会关系中的活生生的人，他们有子女需要养育，也有老人需要关照，同样会面对各种经济压力、社会压力，因而工作出色的特级教师追求更好的待遇无可厚非，不容指摘。
不仅如此，一些教育发达省份给与了特级教师更广阔的发展空间，让特级教师们有能发挥自身价值的平台和土壤，懂得更好利用特级教师的资源。一些地方，甚至以特级教师个人的名义成立工作室，利用特级教师的“金字招牌”打响知名度，还通过特级教师完成老带新，实现教师的阶梯式发展。这样的个人价值最大化、工作氛围与成就感，往往是教育欠发达地区所难以想象的。
在这样的背景下，一味号召特级教师牺牲奉献，反哺本土教育发展，其道德感召力及其有效性和可行性都值得怀疑。实际上，从根本上讲，只要一个地区教师发展的机制是良性的，梯队建设是合理的，一个特级教师被挖走以后，优秀的年轻教师也会成长起来，由此对于个别特级教师的离开也没必要过分焦虑。
除此之外，义务教育平衡发展，也内含着教育发展与个人利益的平衡问题。在义务教育均衡化方面，需要做的是建高地，平洼地，而不是使高的更高，低的更低。努力创造条件，让特级教师在教育欠发达地区也有用武之处，产生归属感和成就感，同时加大对特级教师的津贴、奖励力度，让特级教师有更多选择余地与空间，这或许才是解决特级教师频繁出走之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