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看战国历史剧，大都对商鞅充满褒奖之词，比如《大秦帝国》中就将商鞅塑造为一个心怀天下、大公无私的政治家，连将他五马分尸的秦惠文王对他也是惺惺相惜，在商鞅行刑前夜亲临大牢，与之促膝长谈，询问其治国难题，而商鞅毫不考虑自身安危，对秦惠文王有问必答，最后秦惠文王对商鞅的惊世才华、高尚情操钦佩得五体投地，欲当即释放、引为上宾，但商鞅为了秦国的政局稳定甘愿赴死，并表示对秦惠文王的治国才干充分认可，自己再无担心秦国未来，可以含笑赴死，整个一副士为知己者死的感人桥段，颇能催人泪下。
不过，这却不是真实的历史，商鞅变法对中国历史固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一直持续到了今天，商鞅的变法让秦国走上了富国强兵之路，但是其所采用的措施未必都是合理的，尤其是在提倡以人民为中心的今天，其很多理念是与现代政治观念背道而驰，是要摒弃的。
首先，从商鞅个人来看，他只是一个杰出的政客，并不是一个称职的政治家。所谓政治家，要有自己的政治理念，这种理念不会因外部环境变化而改变，而政客有理想抱负，却没有坚定地政治理念，他们从政只是为了成就个人功业，他们会根据外部环境不断地调整自己的政治观点。商鞅在初见秦孝公时大谈帝道，秦孝公不感兴趣；第二次觐见时便大谈王道，发现秦孝公还是不感兴趣；第三次觐见时便大谈霸道，这下对了秦孝公的胃口，于是两人促膝长谈数日，相见恨晚，商鞅遂得到了秦孝公的重用，开始了变法之路。从这个过程来看，商鞅并没有自己固定的政治理想，他的政治观点随着君主的需要而改变，这一点上他是不如孔子和孟子的，孔孟都曾周游列国宣传自己的政治理念，虽然不被诸侯们所接受，但他们却从未放弃过自己的政治观点。因此，孔孟才是真正的政治家，而商鞅只是个政客。从实用性看，政客更能够适应复杂的政治环境，所以他们更能攫取到权力，在短时间内达成政治目的，但是从长远来看，政客没有固定的政治理念，一切只为了成就个人，一旦君主昏庸，政治导向不对，他们就会助纣为虐，产生巨大的破坏力，宋朝的大奸臣蔡京就是明证。从商鞅本人来看，秦惠文王登基后，他先是畏罪潜逃至魏国，被魏国拒绝后又是逃到封地举兵反秦，结果被秦兵杀死，他死后秦惠文王仍不解气，将其尸首运至咸阳五马分尸，由此可见商鞅对秦国并没有多少忠诚，秦惠文王对商鞅更是没有丝毫感情，所谓英雄惜英雄完全是“戏说”。商鞅在逃亡的路上产生了一个“作法自毙”的典故，说的是商鞅想住店，但是没有路引证明自己是无罪之人，店家不敢收留他，因为商鞅自己制定连坐法规定，店家收留有罪逃亡之人，一经查出便要受到严厉的处罚，商鞅不禁感叹“为法之弊一至此哉”。由此可见，商鞅只是想用“法”来统治百姓，他自己却未想遵守，当他创立的“法”妨碍到自己时，他也是持否定态度，他的政治理念也就谈不上多坚定了，政治品格更谈不上高尚了。
再从个人私德来看，商鞅是一个十足的刻薄寡恩、虚伪狡诈之人，魏国的公子卬曾是他的至交好友，商鞅率军伐魏，公子卬率军迎战。这种情形下，两军对垒，各为其主，拼死厮杀自然无错，但是商鞅却动起了歪心思，他派使者到魏军面见公子卬，大谈二人情谊，并约公子卬到秦军中叙旧，公子卬信以为真，携带酒肉奔赴秦军中，商鞅乘机擒获公子卬，夺其兵符赚开魏军寨门，大破魏军。这一行为，从个人角度看是欺骗朋友，从国家层面上看是不讲外交原则，可见商鞅行事为达目的不择手段，毫无道德底线可言。
这样的一个政治品格和道德素养都不高的人，他推行的改革即便取得了成效，其负面作用也肯定是不少的。商鞅曾向秦孝公提出帝道、王道、霸道三种思路。所谓帝道，其实也就是后来汉朝初年推行的黄老之治，就是道法自然、抚民以静，国家尽量不干涉百姓生产生活，让他们顺其自然的发展，这是道家的治国理念。所谓王道，是一种一种以仁义治天下的政治主张，提倡君主自身加强道德修养，对百姓施行仁政，使百姓生活富足，加强教化，使群众知礼仪，增强国家凝聚力，这是儒家的治国理念。所谓霸道，指以武力、刑法、权势等高压政策，让百姓畏惧，从而无条件的服从于君主，这是法家的治国理念。三种指导思想，前面两种都先考虑百姓利益，后一种是从君主立场出发，要实现国家富强，前两种更有万世之利，但需要长时间积累，后一种能在短时间内立竿见影，但通过严刑峻法让百姓敢怒不敢言，会留下巨大隐患。秦孝公身处乱世，急着摆脱困境，实现富国强兵，显然第三条路更符合其心意，所以商鞅变法的目的是为了在提升君主权力的基础上实现富国强兵，是强化君主，不是服务百姓，从一开始指导思想就有偏差。《史记》中记载，变法之初秦国对变法持异议的人数千，于是商鞅借惩治太子的老师立威，压制了反对声音，新法推进十多年后，秦国“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於公战，怯於私斗，乡邑大治”，先前的反对者又站出来支持变法，商鞅却依然将他们流放。前者好理解，后者令人费解，但仔细研究一下法家治国思想其实不难理解，法家所推崇的治国思想概括起来就是“法”“术”“势”，其“法”是以严刑厚赏来推行法令，使凡奉法遵令的人无或缺赏，凡犯法违令的人无所逃罚；其“术”即君主操纵臣下的阴谋，是声色不露而辨别忠奸，赏罚莫测而切中事实的妙算；其“势”即是威权，要把政府的威权尽量扩大而且集中在君主手里，使其变成恐吓的对象，以便压制臣下。在法家看来国家如何治理完全是君主决定的事情，百姓没有发言权，无论好与坏他们都只有被动地接受，不允许发表任何意见。商鞅变法是以法家思想为指导，他的行为正是法家治国手段的体现，也就不难理解了。
再看其改革内容，在政治上围绕废除世卿世禄制，强化中央对地方的控制，进一步强化君主的权力，构建中央集权式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主要措施有：
1.励军功，实行二十等爵制。
2．除世卿世禄制，鼓励宗室贵族建立军功。
3．改革户籍制度，实行连坐法。
4．推行县制。
5．定秦律，“燔诗书而明法令”。
这些改革措施削弱了奴隶主贵族对政治权力的垄断，失去了政治权力的保护，他们的经济基础自然也会随之逐渐瓦解，奖励军功使得平民也可以通过战功获得官爵，促进了社会公平正义，推行县制有助于实现国家政令统一，更是成为沿袭至今的政治制度，这些都是有着巨大进步意义的。但是，实行连坐之法，让国家陷入恐怖之中，使群众彼此之间相互猜忌，社会诚信缺失，焚毁诗书更是毁灭文化，造成百姓愚昧，这些都是开始历史倒车的。更为严重的是，作为最大的世卿的君主，其权力在变法中不仅没有丝毫受损，而且还因为其他贵族阶层的权力受限制而更加膨胀，就好比江湖原本有一群高手，他们还能彼此相互监督，现在只剩下一个霸主，一旦他品行不端，那他所带来的破坏力是所有高手加起来都无法比拟的。由于商鞅的制度设计，自秦以后中国君主的权力逐步扩大，他们“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视为当然”，成为中国历史进步的最大阻碍力量之一，其根源自商鞅变法开始。
在经济上，以废除井田制、实行土地私有制为重点,主要内容如下：
1.废井田、开阡陌。
2.重农抑商、奖励耕织。
3.统一度量衡。
废除井田制度有助于打破奴隶主对土地的垄断，在废除其世袭政治权力的基础上进而打破其经济上的世袭，最终造成了奴隶制度瓦解，奖励耕织和经济军功一样，有助于平民通过自身能力获得国家认可，有助于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统一度量衡更是让国家经济制度实现一体化，有助于国家统一，这些都是有划时代进步意义的，但是其重农抑商政策将国家定义为发展小农经济，对国家长久发展是有巨大的束缚的，他的这一构想并不完全是因为生产力局限，其出发点仍然是维护君主权益，因为商人四处流动且有“智”欲，不利于君主掌控，而农民被束缚在田地上，面朝黄土背朝天，容易控制，所以在整个封建社会国家都是“重农抑商”，这就是根源，这一国策也是中国近代落后于西方的原因之一。
总之，商鞅变法是一场由君主主导、能臣推动的，自上而下的改革，其改革帮助秦国实现了富国强兵，奠定了统一六国的基础。但是，其出发点是为了扩大君主权力，构建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从长远来看具有巨大的负面效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