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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动荡时代》
另外还有必要关注这种政策理念是如何形成的，它并不是由少数的政治家或政策决策者等所谓精英所决定的。尽管他们参与了政策理念的形成过程，但他们同时也受到了学者、媒体、企业经营者和公众舆论的极大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说，将泡沫的责任归咎为政策决策者而国民是受害者，这样的说法存在片面性。而我对“精英失误”的所谓“精英受挫论”或者“众人皆有错”的“一亿总忏悔”观点也持有不同意见。
很难准确说出泡沫崩溃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实际上人们是在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才逐渐意识到泡沫已经崩溃。日经平均股价在1989年12月末达到38915日元的高点，而后开始快速下降，半年后跌至32817日元，一年后跌至23848日元，1992年8月18日创下了14309日元的超低纪录，与顶峰时期相比，下降超过60%。由于人们对1989年年末股价冲顶的印象特别深刻，因此不大留意地价的情况，地价下跌远滞后于股价下跌。
泡沫经济崩溃后，大多数企业和金融机构的经营者，以及曾坚守在一线的政策决策者都选择了沉默！
当时日本不适合采取清算方式的原因有两个。一是正如前面所讲的，就算在金融机构破产案例较多的美国，主要的破产处理方式也是资产负债承继方式；二是后面还要分析的，日本金融机构不良债权规模相当庞大，如果采取清算方式，则很可能导致整个金融系统瘫痪。因此，对于陷入实质性资不抵债的金融机构，如果制订了重组计划并增加自有资本后还存在经营困难，将利用存款保险机构的资金援助，协调其他金融机构进行救济合并。
针对宫泽首相如此淡漠的表述，我也听到了一些批评意见，认为首相应该发挥更大的领导力，但我认为这种批评有点苛刻。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当时对于投入财政资金问题，且不说专家之间正反两方面意见的尖锐对立，就连本应作为专家的大藏省相关事务部门官员也是明确反对的。
一旦经济进入景气恢复阶段，乐观情绪就会抬头，进而推迟结构性改革。
日本在金融危机最为严重的1997年开始推进真正意义上的雇佣制度改革。面对金融危机带来的巨大需求冲击，很多大企业将削减正式员工作岗位为最终的调节手段，所以他们最先采取的应对措施就是削减应届毕业生录用规模和增加非正式员工数量。这就是所谓的“就业冰河期”，年轻人就业受到了雇佣制度改革的严重影响。这时进入就业季的大学毕业生正是被称为第二次婴儿潮的一代人。这一代人在年轻的时候时没能积累必要的经验或技能，收入水平较低，导致非婚比例上升，最终带来人口出生数量的下降等，这些问题正逐渐演变为社会问题，并开始影响日本的未来发展。
日本企业传统商业模式的最大优势是加工组装型产业的高生产效率，而这一优势本来就不适用于新的分工模式。即使是能够适应这种变化，在终身雇佣制度下也难以灵活地配置劳动力资源。并且泡沫经济崩溃后企业实力下降，生存成为第一要务，在应对新形势的挑战方面自然会更加谨慎。我当时也没有意识到社会主义国家转型和信息技术革命会给世界经济带来如此巨大的影响。
泡沫一旦崩溃，其后的长期经济低迷是难以避免的。事后我才发现，解读泡沫崩溃后经济低速增长的原因比我当初想象的要复杂得多。
一国经济运营的失败往往并非源于短期景气预测的错判，而是对经济所面临根本性问题的误判。仅靠中央银行的努力不足以改变国民的整体意识，但中央银行拥有宏观视角，与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联系密切，还拥有众多优秀的经济学家，至少在研究领域可以说是一国最具专业性的组织。正因为如此，中央银行有必要继续鼓励调查研究，并努力将研究成果运用到政策制定和广泛的政策建言中去。
美联储不是在1951年，而是在2008年雷曼兄弟破产之后才完全拥有独立性一样。当然，运用非传统货币政策是可以实现一定程度的宽松效果，但与正常时期相比，效果也是相当有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