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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动荡时代》

于经历了日本泡沫经济崩溃后的一系列事件，对于全球金融危机的严重影响是有一定的心理准备的，而现实中全球金融危机的规模和范围还是远远超出了我的预期。对于欧洲债务危机更是如此，虽然我也曾肤浅地讨论过欧元能否持续的问题，但完全没有想到会发生如此严重的危机。说到东日本大地震，我深刻意识到灾害发生时及时有效应对的重要性，但与很多人一样，根本没有想到震后的海啸灾情和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虽然已经意识到快速老龄化和人口减少问题的严重性，但在当时并没有强烈的危机意识。

日本先于其他国家经历了 20 世纪 80 年代后半期的泡沫经济， 90 年代以后的泡沫经济崩溃及此后的金融危机， 90 年代后半期开始的物价下降、快速老龄化和人口减少问题。我曾经以为这些都是日本独有的现象，现实却是世界范围内很多国家都出现了类似状况。以全球视野分析日本经济和日本货币政策，不论是对日本，还是其他国家，都应该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在中央银行工作期间主要有 4 点心得体会：一是基于经济理论思考问题的重要性；二是通过与实务工作者交流获得启发的重要性；三是根据中央银行具体业务制定政策的重要性；四是中央银行之间加强国际交流的重要性。

回顾自身思想或观念的变化过程，我再次感受到了理论模型在政策制定中的作用。理论模型当然不是真实世界本身，而是通过将复杂问题简单化处理后得到的，这一点还会在后面章节进行详细说明。虽然在实际工作中很多人对理论模型持不同意见，但它的确是聚焦本质问题时不可或缺的工具。

据现实问题准确地选择和灵活运用模型，而这在实践中并不容易。为了准确地选择模型，必须仔细深入地观察现实经济与社会现象。在日本银行积累了大量实际工作经验之后，我才渐渐明白了这个道理。

中央银行降低短期利率会扩大金融机构存贷利差，促使金融机构增加贷款或购买有价证券，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也会扩大资产负债的期限错配。

在金融学教科书中，通常会讲到货币的三种职能，即交换手段、价值尺度和贮藏手段。讲得最多的是前两者，尤其对价值尺度的分析最多。而在中央银行工作的过程中，我切身感觉到，中央银行所提供的最重要服务是支付清算（交换手段）。

前面说过的国内派和国际派分工体制下，无论如何也很难形成这样的视角。国内派缺乏的是如何为世界做出贡献以及如何去影响世界的意识，往往只能被动地应对国际事件的冲击；国际派参与国内政策的经验不足，仅仅向国际解释或说明本国的政策，难以实现与世界的互动。我在国际会议上做出过多大贡献还不好说，只是随着参加国际会议次数的增多，逐渐形成了我作为中央银行职员的自信，这是最为幸运的。

纵观世界经济发展史，虽已数度出现泡沫，但 20 世纪 80 年代后半期的日本经济泡沫的规模却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

我和同事发表的论文将泡沫发生与发展机制分为泡沫形成的初期因素和泡沫膨胀的加速因素。初期，两个相互关联的因素发挥了重要作用，即极端的乐观预期和信贷的显著增加。而推动泡沫进一步膨胀的要因有 3 个，分别是长期的宽松货币政策、金融与经济活动之间形成的顺周期效应，以及促进地价上涨的土地税制。最后还分析了监控泡沫膨胀治理机制的缺陷问题。

良好的宏观经济形势、企业竞争力提升、经常项目盈余以及日本金融机构国际地位的提升等，都增强了日本企业和国民的信心。

日本土地税制中，持有土地的税率相对较低，而买卖土地的税率相对较高。就买卖土地的资本利得税来说，持有的时间越长，税率越低。结果，当出于某种原因预期土地价格上升的情况下，由于持有土地的税制成本很低，即使地价上涨也不会增加土地供给，反而因预期未来地价会进一步上升，鼓励土地持有者捂盘惜售，直至极限高点出手。这种税制设计不但不能增加土地供给，反而导致地价进一步上升。总之，可以说日本的高地价是追加了以未来经济增长为前提的税制优惠贴现值的结果。

经济高速增长时期，针对企业，日本实施的是主银行（ mainbank ）监控机制。而在 20 世纪 80 年代后半期，大企业普遍直接从金融市场上筹集资金，主银行监督机制失效。那么作为资金提供者的股东或公司债投资家是否能替代银行行使监督职能呢？实际上并没有发挥这种作用。

许多人认为资产价格上涨加剧了社会不公正现象。的确，地价上升扩大了有无土地家庭之间的财产收入差距，另外，年轻阶层的购房比例也在不断下降。在这种背景下，国民的不满情绪明显高涨，国会也经常讨论这一问题。但在经济学的正统理论中，货币政策并不能解决收入或资产分配不公平问题，而借助社会不公平舆论名正言顺地调整货币政策，自然也会被视为机会主义倾向。

重要的不是资产价格上升本身，而是债务增长问题。在泡沫经济时期，伴随资产价格急剧上涨的是债务大幅度增长。

两个协议，特别是“广场协议”，确实具有抑制国会保护主义抬头的实用主义目的。虽然日本国内以国际政策协调为挡箭牌强烈反对提高利率，严重推迟了日本银行的政策转型，但对美国人而言，这些问题都是日本自身的事情，与他们毫不相干！

考虑到日本政府想方设法希望缓解与美国的贸易摩擦，以及包括《日美安保条约》在内日本所面临的种种境况，作为一项政治决策也并非不可理解，但一想到这些决策所带来的宏观经济后果，心情就会变得异常沉重。

问题不在于此，而是在于将扩大内需与缩小经常收支盈余联系在一起。正如前面分析的，日本经常收支盈余的基本格局是受到了日本人口动态发展和技术革新等的影响，反映的是趋势性储蓄与投资的关系。同样，美国经常收支赤字也是由美国储蓄和投资所决定的，日本内需扩大并不会减少美国赤字。

还有必要关注这种政策理念是如何形成的，它并不是由少数的政治家或政策决策者等所谓精英所决定的。尽管他们参与了政策理念的形成过程，但他们同时也受到了学者、媒体、企业经营者和公众舆论的极大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说，将泡沫的责任归咎为政策决策者而国民是受害者，这样的说法存在片面性。而我对“精英失误”的所谓“精英受挫论”或者“众人皆有错”的“一亿总忏悔”观点也持有不同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