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一个文学朋友所写纪念父亲的散文，真挚的感情流畅于笔端。他的父亲我也是熟悉的，因此阅后久久不能释怀。现将这篇原创转发于此，以飨纪念。
回望父亲和母亲
（李西辉）
2022年1月16日凌晨四点多,家父在睡梦中驾鹤西去，不再醒来，此时，距离八十九岁生日只有一天。他素来不拘小节，干什么事都干脆利索，这次毅然远去，不委屈自己，也不多拖累家人。
近年来，父亲身体江河日下，脑梗后遗症，肠、胃、肾多个器官功能衰减，饮食不振，几乎每过半年就要去住一次医院，各种检查、输液、吃药，干瘦的手背被针扎出大片乌青，久久不能散去。原本豪爽开朗，风度翩翩的他，渐渐变成了枯坐客厅一角，不说话，只是吸烟、喝水，然后又颤巍巍向卧室挪步的老人。子侄们去了，他颤抖着手给我们发烟，上大学的孙女回来了，他又会吩咐母亲：“老太婆，给愉子取几百元钱买吃喝。”像一棵逐渐枯萎的老树，生命的活力慢慢消失。对他的离去，大家心里应该都有所准备，但一次次化解危机之后，我们又都相信，他就会这样，呆呆坐在客厅，或是床上酣睡，再陪我们度过一年又一年。
抛开近年来的衰老形象，父亲其实是一个洒脱的人，家里保存的老照片里，他呈现出来的始终是精神抖擞、英气逼人的一面，令我们四个儿子自愧不如。
白岩河、平桥村和黎坪
母亲第一次见到父亲时，还只有六七岁。那时，白岩河彭家院子远近闻名，外公们几房子弟好几十人，大锅煮饭，大队人马在山地里耕种。一个长辈去世了，按照习俗，需要请阴阳先生做法事。那天晚上，彭家院子灯笼火把，人声鼎沸，把两面山坡都映亮了。几十里外塘口来的先生身披法衣，念念有词，一个精瘦而眼睛大大的少年出场了，赤裸上身，光着脚牙，背上一束荆棘，飞快地上刀山（从一架绑着几把利刃的梯子爬上去）、下火海（从铺着一米多宽、一丈多长的炭火石中走过去），显得从容不迫。
多年后回忆这一幕，母亲还笑着说，当时只记得那个十二三岁的少年高高瘦瘦，很有本领，却没想到会和他成为一家人。而父亲，因为长期做党政工作，对这一段经历总是闪烁其词，讳莫如深。
他的母亲也就是我奶奶，在生小叔时难产死了，留下爷爷和三个未成年男孩（巧合的是，外婆也是在生最小一个孩子时难产过世，那聪明可爱的小弟也在五岁时突然疫亡，留下外公、舅舅和母亲三人，而爷爷和外公，也都未再婚）。为了活命，把没奶吃的小叔（幺满）送人，作为长子，只上了几年小学的父亲，就此告别学堂和童年，拜师学艺，在四乡里混口饭吃。
上世纪四十年代，故乡塘口平桥村是一个群山环抱，遍布参天大树的村庄，也是乡公所驻地，白岩河等三条小河交汇，两座大户人家的碉楼醒目地矗立于瓦屋之上，很是气派。小街上来来往往的人群里，有乡吏、团练，也有医生、帐房和私塾先生，但更多是担柴卖草的穷人。父亲曾在塘口街上，看见骑着高头大马路过的安汉先生。
多数时候，那个瘦瘦高高、浓眉大眼的少年，是在田地里劳动，或是跟着师父走在塘口周边的夜路上去做法事。甚至偶尔还会背负褡裢和铜钱，带上干粮，冒着生命危险，历经十几天，跟随长辈翻山越岭去四川买私盐。这样的生活持续到十七岁，一个新世界拉开帷幕。因为粗通文墨，人又机灵，他被土改工作队录用，参加革命。第一站，就是三县交界的大山深处，西部开发先驱者安汉先生曾经带领拓荒的黎平垦区。
父亲是穷人家的孩子，但他在深山里遇见了更加赤贫的人。有些人家，全家只有一条像样的裤子，谁出门了谁穿。当他敲开门时，只有男人出来接待，而那些饿得黄皮寡瘦的老弱病残,就细细簌簌地躲在包谷壳堆里，俗称“充壳子”。山里的路，荒芜而漫长，有时，为了走访一户群众，就需要黎明出发，天黑才至。晚上安排住宿，他睡过农家的牛圈、猪圈，甚至还睡过给老人准备的棺木。他说，睡棺木没有风，很暖和。当时山里还有零星土匪，土地改革还顺带着剿匪，作为工作队员，他也曾配过枪，那时正长身体，背着带刺刀的步枪，比他人还高出许多。
而没有了妈妈的母亲，在彭家老院子里，像一株顽强生长于山崖的野花，在无人关注中默默成长。外公是个少言寡语的老实人，只知道在兄嫂的安排下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而舅舅也还是个孩子。有一年夏天，母亲身上长了一种毒疮，又不好意思告诉外公，疼得难以忍受，就在山野乱跑，看见阳坡里有一片被太阳晒得烫热的秧水田，就忍不住跳下去，把自己泡在秧水里，太阳炙烤着她的脸，在一片眩晕般的滚烫中，她昏睡了过去，恍惚中，似乎看见了妈妈和小弟，感觉自己也要死了。就这样直到太阳落坡，她才苏醒过来，奇迹般地，身上的疼痛减轻了。就这样，连续几天，她都在中午最热的时候，把自己泡在那片秧水中，然后，那溃烂的皮肤竟然痊愈了。
她生得娇小，但却天然有一种温和慈善之美，因为从小在两个男人的照看下生活，早早就懂得了自强自尊，上学之余，农活家务什么都干，是远近闻名惹人喜爱的姑娘。
母亲是十八岁到我们家的，结婚之前，还曾发生过一件趣事，当时还有位同龄人，也对母亲情有独钟。父亲已经是参加工作好几年的“老革命”了，处理纠纷、化解矛盾是家常便饭，他大大方方地把母亲和那个小伙子都约到黄官街上，买了瓜子花生一起看戏，谈笑自如，幽默风趣，一场戏结束，那个小伙子便不再出现，退出了竞争。而十八岁的母亲，温婉美丽的母亲，从白岩河来到塘口平桥村，在贫瘠而漫长的二十年里，以她柔弱的肩膀，代替父亲承担了照顾爷爷和二叔，以及抚育我们成长的重任。
阳安铁路和油坊公社
1967年的某一天，正是ⅩXXX如火如荼的的时节，人们的情绪被狂热点然，到处上演着文攻武斗的疯狂场景。在黄官至塘口的苏郎关，XX派统领矿和联新派在这里对峙，其中一支人马在河边的坡地埋伏，随时准备对不速之客进行射击。
已经半年多没有回家的父亲，衣衫不整，神情恍惚，急冲冲地望家里赶，却不知道已经被几只枪瞄准，就在一个年轻人跃跃欲试，准备射击的时候，旁边一个XX队员认出了父亲，他急忙阻止了队友，大声问道：“你是谁，干啥的？”父亲这才发现自己已经走进了埋伏圈，惊出一身冷汗，急忙回答：“我是平桥子的***，从白马公社回家探亲。”然后又背诵了几句“最高指示”才被放行。如果不是熟人认出了他，或者那几个年轻人认定他是对方的探子，那么后果不堪设想。
那些日子，他是走资派，一个村一个村地被游街示众，头上戴着一尺多高的尖尖帽，胸前挂着写有他名字被打了叉叉的牌子，有人故意使坏，把挂牌子的铁丝穿进他的肉里，鲜血淋漓。十几天下来，精神和肉体都达到了承受的极限，他曾在经过一个水库的时候，想几步冲过去，就此了结，幸而被一个长者察觉，好言相劝，他也冷静下来，想起远处在水深火热里挣扎的母亲，以及几个嗷嗷待哺的孩子。
那是一个注定被载入史册的特殊年代，人们在激情和狂热的怂恿下，理直气壮地释放了内心潜在的恶。而他身为基层工作者，因个性使然，注定成为受害人。
半年未归的父亲，却两手空空，拿不出一分钱。母亲偷偷出去借了几碗米，一面流泪，一面做饭。记忆里，我们日常更多地是与母亲相处和交流，看着母亲在雾气腾腾的灶台前忙碌，为生计发愁。而父亲，始终游离于家庭生活之外，除了把工资按时交给母亲，其余时间基本看不见他的身影。
他喜欢那些火热的场面，即便身处困境，也豪情不减。七十年代初，为了应对恶劣的外部环境，国家把一些重点企业内迁，三线建设如火如荼地展开。父亲从他主政的公社，组织抽调了一千多人的民兵队伍，参与修筑阳安铁路阳平关至西乡一段的建设任务，人们称他为李营长。我曾在父亲的藏书里，发现了一本记录阳安铁路建设者风采的书（类似后来的报告文学），里面有一大段以他为原型的故事描写，可惜，这本书年代太过久远，早已在几次搬迁中消失了。可以想象，在那个一穷二白却又充满激情的年代，他们历时几年寒来暑往，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经受住多少磨难和考验，终于修通了这条铁路。他应邀首批登上了试运行的火车，从阳平关坐到西乡，感受建设者和劳动者的喜悦。
而母亲，在爷爷去世，二叔求学工作之后，独自在平桥村支撑整个家门。刚结婚的时候，她还是汉中卫校的一名学员，因为生大哥而辍学，后来又辗转几个乡村学校当代课老师，家里没人带孩子，只能回乡参加生产队集体劳动，耕种半山腰贫瘠的自留地，到公社缝纫社做裁缝，照顾一家人的生活。父亲遥不可及，白岩河的外公和舅舅，娘家的两位亲人，某种程度就成为她的外援和依靠，接济粮食，帮着做农活，孩子们去了煮鼎罐腊肉。三个哥哥也在这样的环境下成长起来，大哥二哥课余去山里找柴，三哥在周边的田野扯猪草，缓解母亲的压力。
1977年，XX结束，整个社会都洋溢着一种无法抑制的生机活力。父亲做出了一个影响深远的决定，把我们全家从塘口搬迁至他工作的油坊公社。
带着欣喜和向往，一家人终于在汉江边上的小镇团聚了。为了建房，变卖老家房产，又四处举债，烟瘾很大的父亲，有很长时间舍不得买一包烟。为此，上高中的三哥写信给蜀河当铁路巡道工的大哥，大哥赶紧把攒下的工资如数寄给母亲，以解燃眉之急。
四间宽敞明亮的瓦房矗立在田野中间，已经在照相馆上班的二哥给全家人照像，每个人都发出了来自内心的笑。转过年，堂弟成为第一个在新房子过满月的人，再后来，哥哥们陆续结婚，一个又一个新成员来到家中。
汉水银梭、小娃
父亲虽然从政，却性情直爽、个性鲜明、体贴群众，缺乏察言观色，和上级领导和谐相处的迂回艺术。他曾经拿出工资，热心帮扶渔营村的一个残疾困难户，逢年过节还带到家里来吃饭喝酒；也曾为了如实上报粮食产量和洪水灾情，和主管县长在电话里相互骂娘。因此，始终徘徊在基层，辗转多个乡镇，最后从蚕茶果技术指导站退休。
八十年代，从镇巴的“秦巴雾豪”开始，汉中各县相继研制名优绿茶。父亲一直参与和关注农村生产建设，虽不是专家，却先后组织了“汉水银梭”等优质茶叶的研制，密植茶园、品种改良的推广工作，“汉水银梭”还荣获农业部颁发的名优绿茶殊荣，他作为代表进京领奖。
小时候，我很害怕父亲，不知道怎样和他相处。唯有一次，是个夏天，父亲骑着二八永久加重自行车，带着我去汉中办事，我斜坐在前面的杠上。在城里吃过饭，返回时经过汉江大桥，就兴致很高地带我下河游泳，只有五六岁的我，既高兴又害怕，他笑着托起我，一边安慰鼓励，一边在水里缓缓慢游。那时的汉江碧绿澄澈，那时的天空多么蔚蓝。
1993年，父亲退休了，一下子变成闲人，让精力旺盛的他很不适应。当时有个词叫下海，许多人办了公司，想请他去帮忙，做顾问和高参，他也曾心热地去顾问过，最后都不了了之。其实可以想像，那个年代所谓企业家，大多是些刚刚洗脚上田，摸着石头过河，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江湖人士，固然说得天花乱坠，最后一个个宏伟的项目无法落地，也让他发挥余热，挣一点闲钱的想法成了泡影。
也许，直到我女儿出生，父亲才终于找准了定位，做一个慈爱的爷爷。他在自行车后座绑上童椅，每天出门把小孙女带上，走街串巷，和熟人聊天，逛上几个小时，才心满意足地回家吃饭。
父亲晚年，办了两件很重要，也很漂亮的大事。一是寻找回舅舅家走失的弱智小娃，再是修订了塘口李氏家谱。
2004年春季，舅舅家的两个孩子结伴去新疆打工，在宝鸡换乘火车时，有点弱智的小娃，误上了车次，走失于茫茫人海之中。得到消息后，已经七十多的父亲，先后到宝鸡、西安等地沿途帮助寻找，却终无结果。那年六月他经过西安，顺便来看我，我们讨论了小娃有可能去的地方，都感觉难度太大，决定暂时先回家。那几天，我陪着他去了大雁塔、海洋公园等地，他依然兴致不减，精力充沛。走在大街上，望着他挺拔的背影，感觉八十年代著名影星杨在葆、达式常等，可能在现实生活里也不过如此，甚至精神面貌还不如他。
憨憨的小娃，就这样再无消息。过了差不多一年，一个来自四川的电话打到黄官派出所，说有一个宝鼎村的小伙子在当地打工，但智力有点问题，说不清楚家里具体情况，希望这边核实后，能派人把他接回来。
小娃有消息了，大家都很高兴，但那边具体什么情况？会不会刁难或者索要经济赔偿？谁去接他合适？还是父亲，自告奋勇前往，大哥和我都有意陪他去，但他很自信地说：“你们都在上班，还要请假，就别去了，我前些年经常出差，路线比较熟，有什么情况电话联系。”那一刻父亲很兴奋，好像终于找到了一件值得去做的事，他神态轻松，两眼放光，像一个即将出征的老战士。
父亲一路乘火车、换汽车。风尘扑扑走在陌生的小街上，当他推开磨坊的门，看见几个在灰雾和嘈杂声中忙碌的背影，刚试探着叫了一声，灰头灰脸的小娃就扑过来，喜极而泣。原来在一年多前，小娃因为上厕所，误上了开往青海的火车，当他走出车站，面对茫茫戈壁的时候，忍不住放声大哭，引起了一个四川大叔的注意，但小娃没有身份证，也始终说不清楚家乡是哪个地区哪个县，出于同情，大叔就把他带回四川老家，让他在当地打短工。小娃没事时经常说的黄官、宝鼎村两个地名，终于在好心人的多次查寻下，得到了确认和落实。
想像中的刁难并不存在，父亲请帮助过小娃的乡邻吃饭，给收留小娃的一家人购买礼物。回家后，他没有提及过程的艰辛，只总结了一句话：“天下还是好人多。”
家 谱
“东南沛本厚，西北（汉）发祥长；大有恒丰泰，嘉酞兆永昌”。这是平桥村山洼里一个长辈墓碑上刻着的几句话，也是塘口李家子嗣的字牌，揭示了我们家族的秘密。
许多年前的那个黄昏，我在父母的卧室偶然发现了一卷发黄而且严重损毁的书卷，如同传说中的武林秘籍，纸是一种珍贵的桑蚕质，摸上去软软的，翻开来，是竖式楷体的毛笔字《陇西堂记-李氏族谱汉南支脉》。那一刻，一种神秘而旷远的情绪笼罩了少年的我，循着泛黄纸卷的模糊字迹，仿佛看见先辈们扶老携幼，跋涉山水，清瘦而执着的背影。
纸卷记录了我们这个家族的大致脉络。明清之际，因为战乱频仍，既迫于政令，也为寻找生活出路，“湖广填四川，四川填陕西”，无数个家庭迁徙、裂变，从遥远的岭南，到楚水蜀山，再到秦巴深处，李氏的这一支，历时几代，从广东昌乐县到四川成都府，康熙年间来汉落户，一处濂水，一处塘口陆坝，就此繁衍生息，开枝散叶。
父亲退休后，为打发时间，萌发了写回忆自述、故乡轶事的念头，他戴着老花镜，像专业作家一样翻阅资料，在方格纸上奋笔疾书。也许是见我偶尔还在报刊上发表豆腐块文字的缘故，竟然很谦虚地和我探讨起布局谋篇，内容取舍等技巧，写了自述初稿后，还让我帮他订正修改。那时太年轻，沉迷于先锋文学的魔幻和剑走偏锋，对这种朴实文字竟没有看下去的热情，我敷衍说，可以考虑把个人经历和家乡轶闻分成各自独立的两篇文章来写，这样主题集中，脉络清晰，便于阅读。他很认真地按我的建议进行了大幅修改，并分别自费打印成册。
与此同时，他开始审视那个残卷，下决心整理续写家谱，为后辈儿孙做点事。我却觉得，我们这一脉李氏，大都散居南郑，少部分迁徙外地，虽偶有出类拔萃人物，但总体上都是红尘中凡人，好像并不值得劳神续笔。但看着他每天打电话，走路或坐车去各处求证某人某事，甚至到网上查阅资料，并打印出来，和我们探讨李氏渊源，内心禁不住阵阵惭愧和自责。
就这样，前后差不多三年，父亲终于把他能掌握的族人信息都记录下来，还在序言里对家族渊源进行了客观探讨。那些散落在模糊记忆里的同族们，许多已是相见不相识，甚至相隔遥远，却终因父亲的文字，得以在纸上相聚。大家同根同源，从偏僻山乡出发，像无数颗种子，偕风带雨，跨越山河，向陌生的远方迈进，或曾在某个聚会里推杯换盏，把酒言欢，但一转身，却无缘再见。也许，我们这个乡村人家，最终会像《百年孤独》里马孔多镇那个沉默家族一样，在突如其来的一场大风中，消失于茫茫尘世，但父亲挽留亲人们的努力，绝非全无价值。
清 明
这些年，每逢清明前一周，我们都相约回去祭祀，最开始是二三十人的队伍，后来，人员有了微妙变化，今年多了你，明年少了他。大家站在儿时的老街上，相互微笑交谈，给认识的老邻居发烟，然后分成两路，背上香蜡、纸钱、鞭炮，给长眠在故乡的先辈们扫墓。
体力好的从街后沿山路而上，这里从山脚到山顶，长眠着几位爷爷、奶奶和叔婶；另一路由族中长辈指引，女士们走过拱桥，去丁家河湾祭拜更久远的先人，顺便踏青，采些折耳根。
三月春风浩荡，吹开了山顶的雾霾，吹醒了树木花草，从平桥至白岩一段，众山环绕、田舍俨然、河水澄澈。苍翠的青山大都没有名字，只安静地望着天空；白岩河、丁家河、云河三条小河在山脚的小街交汇，奔涌几十里后，和喜神坝下来的另一支流汇聚成濂水河，一路向北，更多小河从两河、新集沿途欢唱着加入，流过高山，流过日月，最后在中所营汇入汉江。群峰与河流之间，狭长错落的谷地形成了小街、梯田、屋舍，苍茫而略显沉寂的背景下，金黄的油菜花却突如其来地从坡坎，从房前屋后，从人迹罕至的山腰盛装涌出，在田野山间溪流旁尽情怒放，它们开得灿烂，开得热闹，也开得寂寞，好像走在村路上的母亲和姐姐妹妹，又好像一往无前转瞬即逝的青春。每年这个时节，站在小街背后的山巅，看见这铺天盖地的金黄，看见棋子般散落在山林的瓦屋，看见远处渺小的行人，都有一种想流泪的冲动。
在一个节目里，主持人白岩松深情地回忆故乡草原满天繁星的夜空，回忆父母，他说：“父母是我们和死亡之间隔着的一层垫子，父母在时，觉得死亡离我们很远，父母不在，垫子被抽走了，我们不得不直面死亡。”
少年的父亲从这里出发，少年的母亲从更远一点的白岩河出发，少年的我们也从这里出发，都一步一步走远了，慢慢地，只剩下对家乡的回望，到我们的下一代，连这回望都已不在，平桥村于他们而言，已经只是一个陌生而普通的地名。
今年清明，因为疫情，也因为父亲已经长眠在城市边缘，我们没有回去。走在咋暖还寒的街道上，看见有人叫卖新鲜柔嫩的椿芽，那来自山野的清香，让我突然想起平桥村四围沉默的群山，不舍昼夜的河水，以及正在坡地间奋力绽放的油菜花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