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里的人想出来，城外的人想进去。——《围城》

“人，人类，人类的困境。”这是钱钟书先生的文化小说《围城》所揭示的主题，也是钱先生自己给这部带有“传奇色彩”的小说主题的定性。自39岁的钱钟书创作的小说《围城》进入读者的视野，关于该小说的评价就争议不断，诸如“现代版的儒林外史”、“现代知识分子的自画像”等。不论读者对它如何评价和定性，《围城》都是客观的存在，不会因为世人的评头论足而改变。不过，要真正还原该作品写作的前世今生，并保证不走样变味，唯一的条件就是能够尽可能多地以创作者的言谈和围绕作品写作留下的文字材料为依据。作为陪伴钱先生夫妇最长的人物之一，栾贵明先生把他与钱先生夫妇交往期间围绕先生的生活和写作，特别是关于《围城》阐发的珍贵资料进行整理，写就《钱钟书的围城》一书，较为全面地向读者呈现了《围城》及其相关的鲜为人知的“真相”。通过这部书，读者不仅可以较为全面地了解《围城》写作的因缘，也能够从中窥见钱先生的治学态度和高标人格。

《钱钟书的围城》原名《小说逸语——钱钟书<围城>九段》，是栾老师把自己所了解的钱先生创作小说《围城》（人类的困境）和大书《管锥编》（文化的困境）期间发生的真实事件一一进行披露，这样既能够以正视听，也可以为“钱学”研究提供大量可信的一手资料。从作品的内容组成看，它包括“写在前面的话、小说逸语、请评集（附）和半山随笔”三个部分。其主体部分是围绕《围城》写作及作品特色分九个专题进行全方位探讨所写的文章。——开头、选字和构词、引语、造句和成章、学术艺术及其他、奇思妙想和人物素描、主题（上、下），余话（上、下）。不难看出，几个专题既有涉及《围城》本身的，也有涉及《围城》在文学艺术方面的；既有作品内容的，也有作品形式的；既有语言的，也有人物和主题的……通过这些文章，读者能够较为全面地了解《围城》的创作及其艺术成就，以及它对中国现当代小说造成的深远影响。按照钱先生表达的意思，他就是希望用《围城》写作的形式对传统小说创作存在的陋习和痼疾产生一定的匡正作用。——以小说打败小说。

很显然，要真正达到这样的目的，必须跳出传统小说遣词用语、解构故事和塑造人物的窠臼。不可否认，钱先生以自己睿智的眼光、渊博的学识、敏锐的洞察力和深厚的文化积淀达成了目标。就小说的写作过程而言，它是钱先生“一个字一个字写出来的”，而不是以词或短语句子为单位进行的写作。在钱先生看来，“用中文作文章，一定要以字为单位，再一字一句地构成大块文章。只有字字仔细推敲，才能把文章写得生龙活虎”。正是秉持着这样的写作原则，钱先生创作时，选词造语是极其考究，甚至是苛刻的。不论是文字的选用，还是词语的搭配，钱先生尽可能做到“不易一字方可准确表情达意”，而且对语言的驾驭，没有丝毫掉书袋和套板反应的痕迹。就是说，《围城》的语言完全是钱氏的话语体系，不事雕琢，却充满睿智和情趣。在“开头”一章中，栾先生引用钱先生的两句话揭示《围城》写作的特色：第一句“《围城》是一个字一个字写出来的”，这是一个好的作家和学者的基本学养，是成就事业的前提。钱先生在创作《围城》时，“炼字”之功近乎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之所以如此字斟句酌，源于先生作文秉持的精益求精的精神。作文如做人，也从一个方面折射出先生做事和做人的品格；第二句“我三十多岁写小说《围城》，想用小说原本技巧，打败小说”，这句话看起来似乎显得“狂傲”，实则是钱先生的心里话，它不仅隐含着钱先生的“三观”，也展现了他的学术观。就整部《围城》的阅读而言，这两句话是读懂作品的两把钥匙。栾先生把这两句话单独引述，其意在引导读者如何读懂《围城》，读懂钱钟书。众所周知，作品是作家心灵、情感和人格的投射，作品与作者之间存在互释的关系。读懂作者就可以走进作品的内部，读懂作品就可以反向加深对作者的认识。“倘若不懂作为学者的钱钟书，那就很难读懂《围城》；或者说，倘若读不懂《围城》，也很难理解作为学者的钱钟书。”

从某种意义上说，钱先生的两句话是读者真正走进《围城》世界的“机关”，就像栾先生所言的：“一句话的意义，在听者心里，常像一只陌生的猫到屋里来，声息全无，过一会儿‘喵’一叫，你才发觉它的存在。”语言是作品表情达意、传递情感和透析思想的媒介。精工于文字，就是思想情感的推敲与斟酌。作为一部“思想小说”，钱先生没有遵循传统小说写作的基本范式，更没有沿袭传统小说创作的规矩与章法。因为跳出传统小说写作的“窠臼”，所以当初读作品时，给读者带来的是“不是小说”之感。之所以产生这样的阅读体验，源于小说的“故事情节和结构，人物性格和际遇都非常简单，简单得让人吃惊”。不拘泥于传统意义上粘贴的小说标签，钱先生用独属于自己的创作小说的方式书写。从作品的表面故事看，多少带有黑色幽默的性质。以方鸿渐为代表的一群现代“儒生”围绕家庭婚姻、职场事业等勾心斗角、相互欺瞒，以折射“儒林”斯文扫地的丑态。很显然，如果阅读小说仅止于这个层面，是不得相中的。关于钱先生写作《围城》的动因是什么，大批的“钱学”研究者可谓是八仙过海各显其能，使尽浑身解数精挖深究，其结果就是“一千个读者，有一千部《围城》”。出现小说主题多元性的猜想，源于不同读者在阅读时投注的情感和价值取向不同。至于《围城》所要表达的主题到底是什么，最有话语权的只有作者本人。钱先生在1946年《围城》初版序中这样对作品进行解释的：“在这本书里，我想写现代中国某一部分社会，某一类人物。写这类人，我没忘记他们是人类，只是人类，具有无毛两足动物的基本根性。”根据钱先生的精辟注解，栾先生做出进一步的解释：“《围城》的主题是一个顶天立地的大题目，既是人类最根本的哲学命题，也是最深入的文学难题。”

从作者和研究者对《围城》主题的阐释不难看出，探究人的根祗是作品的核心，即“人的基本根性”。这样，原本虚构的故事就与现实人情社会和百态人生建立起必然的关联，而这与“文学即人学”的文学命也实现了无缝对接。研究以揭示人的“基本根性”，一方面是对人类生理体质特征的研究，一方面是对人的社会性的研究。就是说，一部现代版的“儒林外史”，“几乎把社会科学及人文、哲学的领域全部含括进去”。对于读者来说，阅读小说只有跳出咀嚼故事、品评人物的圈子，从关注生命本体（现实世界的芸芸众生）的角度审视作品，才真正抵达作品的深处。之所以这样说，源于钱先生所说的“我立意写的是人，不单单是中国人，更不是留洋回来的知识分子。我一再说，我是在写人，大一点说是写世界人类的困苦”。其实，当我们沉浸到作品之中，从钱先生笔端站起来的每个人的人生遭际和生存境遇在现世都能够找到模板；现实世界腾挪辗转的每个人在作品中的人物身上都能够找到自己的影子。我们在展读钱先生的《围城》时，如果能够把栾先生的这部《钱钟书的围城》放在一起参照性阅读，阅读和理解“在围城世界里生活的人”就通透了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