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最后一次看到建军时，他才22岁，被家人锁在自家的土坯房里，父母和弟弟则住在宽敞明亮的新房。
房间阴冷，没有窗，不开灯什么也看不见，除了一张床和桌子，没有其他杂物。
他的脸白得渗人，长发遮住了右眼，左右脸颊有几道伤痕，犹如几条蜈蚣栖息在那里。身上的外套看不出颜色，两条裤腿挽得老高，一只脚被两指宽的铁链锁在了床柱子上。床边有一张桌子，上面放着一个大海碗，碗里还有残羹剩饭，桌子下面有一个便桶，散发着骚臭味。
他看到我，发丝后的眼神陡然一亮，嘴里念叨着什么。她妈指着我，问他:“他是哪个？还认得不？”
“李谷一，李谷一。”他咧开嘴，像个孩子似的笑起来。瞬间，他的笑容又僵住了，左手拿起桌上的一只筷子向我砸来。
我没有闪避，泪水不争气地流了出来。他以前最注意自己的形象了，即使是炎热的夏天也要穿戴整齐，头发梳的一丝不苟。不像我，穿个大裤头，光着膀子到处晃悠。
他妈大声呵斥:“搞咩？疯货！想死？”顺手拿起了一根棍子，作势要打。
他本是坐在床沿上，见状迅速往后挪，带动了铁链子，发出哗啦啦的声音，看着他妈，眼里露出惊恐的神色。
他妈摇摇头，转过身，愤愤地对我说:”没得用了，完全魔怔了，哪个都认不出来，他偏偏能吃能睡，劲还大，几个人才能捉得住，又不死哩，拖着祸害人。”
2
建军大我三岁，小时候我们并不在一起玩，直到我上了初中后，他才跟我热络起来。
建军嗓音不错，爱唱歌，偶像是李谷一。他的声音浑厚，充满磁性，能飙高音，还知道什么美声唱法。无论通俗歌曲，还是电视里大胡子老外哇啦哇啦的那种，都有模有样，也没人教他，只能说他是块好料。
建军父亲是个木匠，也许他觉得最好听的是锯木头、刨木头的声音，儿子一唱歌他就骂，说是在号丧，脑壳坏了。
建军想要把吉他，直到死也未能如愿。我送了他一把旧口琴，他如获至宝。这玩意儿，我怎么吹都是呜呜乱叫，他几天就能吹奏出一首完整的曲子，让我很是羡慕。
他高高的个子，清瘦的面容，穿着白色的衬衣，站在田埂上，吹奏着忧伤的情歌。夕阳的余晖将他的脸染成了金色，他神情专注，身体有节奏地摆动着，田埂下的麦苗频频颔首，是他最忠诚的听众。
建军从来不说脏话，不像同龄人满口污言秽语，三句话离不开性器官。他说话轻柔而斯文，偶尔冒出个成语，显得很有学问的样子。我们说“屙屎”，他说“上厕所”；我们说“有个屌”，他顶多说“有个屁”。
他不合群，也常遭人取笑，说他是猪鼻子插大葱——装象。他单找我玩，只因我也上初中了，在他眼里算是个文化人。
那时他已经辍学在家，他家里虽然穷，这点学费还是拿得出来的，只是村民普遍认为读书无用，读个半吊子水平，还不如早点赚钱结婚生娃，所以大部分上完小学就出去做泥瓦匠挣钱。
他抗争了两年，父母还是终结了他的学业。初中还没毕业就回来种田，干农活洋相百出，学木工又总是毁坏工具，他老子气得没办法，托村里的工头带他上东北做泥瓦匠。
3
从东北回来后，他黑了很多，也变结实了，却比以前更沉默，很少跟人说话，什么事都不干，整天在野外闲逛。他父亲也不怎么敢骂他，他弟弟跟我说，他的眼神有时候很吓人。
村民说起他在东北的事，有两个版本:一，他不知怎么认识了一个搞音乐的，跑到人家里跪了一夜，想拜师学艺，人家没答应；二，他喜欢上当地的一个女孩，女孩父母不同意，还派人把他打了。
孰真孰假不清楚，或许两者都有。
总之，他受了很大的打击，村民说他脑壳儿出问题了。
他从来没有跟我提东北的事。我因为住校，回家的时间少，跟他一起玩时，也没觉得他哪里不正常，他本来就孤单，话不多。
有一次去他家玩，他打开抽屉找东西，我瞟了一眼，看到抽屉里摆着几盒西药，我挺好奇，就拿了一盒过来看，字太小，还没看清楚，就被他一把夺了去，迅速放进抽屉，用力地关上了。
我看见他沉着脸，故意撇撇嘴:“一个破感冒药，看得跟宝似的，哪个家里没有啊？”
他听完脸色才好了点。我从小是个病秧子，是不是感冒药，门儿清。
高二时的一个周末，我带了几个同学来家玩，建军知道我会回来，特意过来找我，看到这么多人，他显得很不自然。我为双方引荐了之后，就把他晾在了一边，我对他不够热情，事实上，我希望他快点离开。
我和同学们打牌、大声地说笑，讲一些学校的趣事和只有我们才懂的笑话，直到我妈过来泡茶时，嘀咕了一句:“刚才还看到建军呢，怎么又走了？”我才发现他不在了，心里有些内疚，不知道他有没有生气，他不是一个不懂礼貌的人。
4
从那以后，学校里总是补课，我回来的时间更少了，偶尔回家也看不到他。听他弟弟建平说，他经常无缘无故地打人，夜里不睡觉，到处乱跑，村民见了他都绕着走，医生开的药还是有用，之前吃了就好好的，现在给他吃，都被他扔了，他说他没病，是我们有病，又不敢强行灌他吃，他的劲儿大得很。
我问怎么不送精神病院呢，建平苦笑着说，医生也是这样建议的，但那个开销不是我们这样的家庭能承受的。
寒假回到家中，建军再也不来找我玩，可能我出门少，也许他不知道我回来了，我也不敢去找他，怕他连我也打。
一日，建平来找我，叫我去劝他哥吃药，我心里直打鼓，又不好意思拒绝，硬着头皮去了他家。
建军瘦了，也黑了，那双眸子还是澄澈的。他懒散地躺在床上，看到我，忽地坐起来，吓了我一跳，转身就想逃，可建平堵在了房门口，无路可走。
我强压着心头的恐惧，挤出比哭还难看的笑容跟他打招呼。好在他没有要打我的意思，能叫出我的名字，并示意我坐。
我小心地选择着话题，他交流还算正常，看来还没有到那一步，我心中的那块石头才落了地。
他突然说他要去北京，我问为什么，他说是李谷一叫他去的，我问去干嘛，他说到北京电视台去唱歌，自己很快就要红了，到时候请我到北京饭店吃饭。
我的心一紧，劝他吃药的话，始终没敢说出口。
5
寒假期间我又去找过他几次，他似乎安分了不少，也能按时吃药，他家人挺感激我，每次都留我吃饭，我们看到了希望。
时间过得很快，第二年我也外出打工了，我妈偶尔会在电话里提起建军，说他又开始犯病了，乱打人，比之前还要严重。
我回来时，他已经被关在了土坯房里，我并没有多意外，猜到会是这样的结局，只是让我万万没想到的是，这竟然是最后一面。
两年后，我再回老家去找他，原来的土坯房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栋两层的新楼。我问建平，你哥呢？
他没有回答我，用手指了指一个方向。顺着方向看过去，我心里一咯噔，那是埋死人的地方啊。
说不清心里什么滋味，就觉得难受，我执意要建平带我去看看。
那是一座新坟，也是一座孤塚，没有墓碑，小土丘前横七竖八的倒着几个花圈，花圈上的白蟠被风吹得哗啦啦响，坟顶有一颗很长的野草，在寒风中摇曳。
建平告诉我，他哥已经走了半年了。我妈竟然没有跟我讲，也许在她心中，建军早就死了，没什么好说的。
我问怎么死的，他说出了实情。
建军被关起来后，半夜老是大喊大叫，听起来渗人，邻里都有点意见，后来他干脆把床拆了，拿着床板把土墙捣出了一个又一个窟窿。
他爸在房间内挖了个一人多深的地洞，还打了桩，找了几个人合力把他塞了进去，并上了锁，再拿木板往上一盖，任凭他喊破喉咙，外面也听不到。
建平说，我在家就我送饭，我不在家就不好说了，老头子经常在外做木工，老娘爱打牌。我有次外出，他两天没吃上饭，送饭去给他吃时，他那个样子，唉……
建平重重地叹了口气，眼睛也红了。
他没有细说过程，但是我分明听见了建军那绝望的叫喊声:“莫拿链子锁我，我不是疯子……”
在那暗无天日的地洞里，他的脚被链子锁着，地洞狭小，只能站或蹲，他饿了，要跳一下才够得着木板，他用力地拍打，无人回应，眼前只有永久的黑暗，他渐渐没有力气了……
6
两个月前，我回老家遇到了建军的父亲，他才六十出头，头发全白了。领着两个小孩去赶喜酒，一个是小女孩，不到十岁的样子；另一个是男孩，该上幼儿园的年龄。
老头子跟我说了说建平的情况:建平头婚不到一年就离了，好不容易找了个二婚女人，生了两个小孩，男孩先天聋哑，到北京去检查过了，想治好得二十多万，夫妻两个都出去打工了，说给孩子筹钱治病。
我上前逗了逗男孩，果真毫无反应。老头子抱怨:“这辈子就是背时，老大疯了，老二又一直不顺，生个儿还不会说话，你婶子也有病，干不了重活，什么事都落到我头上，愁都愁死了。叫我说，这病哪治得好？还不是医院里想钱，不听我的，几十万要打水漂。”
我不知道怎么安慰他，建军的死，让我对他心有芥蒂，正好小女孩吵着要走，便也催他走，免得误了酒席。
他骂骂咧咧地拉着两个小孩走了。
也是一个可怜的人，虽然不值得同情。我不信因果报应，我只是在想一个问题，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
到底是谁逼死了建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