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煜全 科技概念股 | 基因检测分析领军企业
基因检测有用，但并不完美，在推广当中也会碰到风险，今天我将为大家详细拆解健康状况分析领域中的风险以及如何解决。
一、基因检测并不完美
基因检测有用，但并不完美，和干细胞治疗等生物治疗技术一样被神化了。其实黑科技也不是万能的，必须了解其能力边界。
基因检测两大领域：
一是健康状况分析和风险解读；二是临床诊断（体外诊断）。
今天的重点是第一个领域，明天我们将解读第二个领域临床诊断。
二、健康状况分析领军企业
23andMe是全球健康状况分析领域领军企业，“23”代表人类具有23对染色体。
2017年4月7日，FDA宣布允许23andMe向客户透露包括帕金森式症、迟发性阿尔兹海默症（老年痴呆）在内的10种疾病的风险评估，并可以开展基因健康检测的营销。这是首家被监管机构批准进行类似市场行为的企业。
23andMe早在2013年以前就尝试这项工作，但随后被叫停。目前FDA允许恢复的，也只是此前众多分析业务中的一小部分。
23andMe过去几年发展不易，代表了科技创业要过的几道难关：
第一关：技术关
创业企业要判断关键时点，在技术不完全成熟时提前切入，靠突破性技术的线性能力提升，来达到所需的技术能力，推出相对更加革命性的产品来满足用户需求。
随着人类全基因组测序的完成，基因测序技术愈加成熟。但全基因测序技术仍然偏贵，无法变成消费级的市场。23andMe采取自己研发芯片，做关键位点的测序。虽然是走技术捷径，但是同样需要不断完善。
第二关：产品关
23andMe选择放弃给医生（即to B业务）提供参考（提供诊断参考，不算临床诊断项目）的专业业务领域，而是专注于给公众（即to C业务）做用户的健康状况和疾病风险分析。
第三关：市场关
23andMe专做公众消费者，但新理念没有市场，需要时间进行市场培育。23andMe一方面不断降价，只挑关键基因测序，降低成本，消费者只需99美元就可以了解整体健康状况；另一方面提供家族起源检测，因为很多人在意其出身。
第四关：监管关
2013年，23andMe给消费者的健康报告因被FDA认为不严谨而被叫停。但是就在2017年4月，FDA又开放对十种遗传疾病风险的评估，理论上未来会开放更多。
国内也有类似23andMe的健康评估机构，但因国内监管较少，所以这类公司往往能提供数量更多的健康评估项目，但这些分析项目并没有经过明确确认。当然，这些分析数据可以导入第三方平台进行分析，从而得出更多结论。由于美国监管比较严谨，很多分析结论在美国不允许公布，但在中国可以看到更多。
随着和监管机构的积极沟通，也随着更多医学证据渐渐清晰起来，23andMe又会恢复很多对人类健康进行评估的项目。
三、总结
首先， 给消费者的基因分析（包括健康分析和疾病风险分析）市场已逐渐形成 ，当然还需要更多数据的积累和综合。
其次， 科技创业的难点是在潮流形成之前提前布局，甚至要推动趋势的形成 。当然布局太早也有风险。创业不易，不仅要找准方向，还要判断好时点 。
最后，基因检测中的临床诊断（体外诊断）也有类似的问题，但有望逐个突破。明天我会继续为你介绍，欢迎持续关注。
王煜全，前沿侦察第335天。
吴军 第215封信丨最好是更好的敌人
今天我们从一个保守主义的格言聊起——最好是更好的敌人。（ The Best Is the Enemy of the Better. ）
这句话你乍一听可能很矛盾，最好不应该是更好的下一个境界吗？我们小时候学英语时老师讲形容词有原级、比较级和最高级。对于好，应该是 Good、Better 和 Best 三个境界，怎么最好会是更好的敌人呢？我们不妨先看一个美国社会的例子。
2016年可谓是美国枪击案年，仅芝加哥地区就发生了3550起枪击案，死了762人，伤了4331人，仅国庆日7月4日一天该城就发生了60多起枪击案。鉴于这样严重的治安情况，美国各阶层的人都呼吁禁枪，包括一直支持无条件拥有枪支的步枪协会都不得不支持有条件禁枪。
在这样的形势下，美国国会两党都提出了禁枪法案，当然内容有所差异。简单地讲民主党提出的法案支持比较严格的禁枪，而共和党的法案希望在卖枪之前先做比较详细的背景调查，确保拥枪人员无犯罪记录。由于有来自社会上的压力，两党很快在国会对这些法案进行了表决。表决的结果却让民众大失所望，两个法案都没有被通过，限制枪支这件事就死于腹中。
结果出来后，舆论对两党都持批评态度，因为他们的观点其实有不少相同的地方，共和党的方案应该讲是民主党方案的子集，至少双方都同意对有不良记录的人禁枪，达成一个折中的协议，总比没有好。
但是双方都希望自己的诉求全部得到满足，最后的结果却是什么诉求都实现不了。因此，如果大家一开始追求一个比较好的解决办法，而不是一步到位的最好的解决办法，总比什么事情都做不了好一点。媒体对这件事的评论就用了“最好是更好的敌人”这句话。
讲回到我们今天的工作中，很多时候我们无所作为不是因为不想做事，而是一根筋地追求最好，最后什么都没有得到。虽然我们一直在说要追求卓越，要实现最后的10%，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可以接受部分的改进。很多时候，一个完美的结果需要很多的改进才能实现，而不是一步就位。从工业时代到后信息时代，在方法论上一个重要的改进就是从过去顶层设计追求完美，变为多次迭代实现完美。为了对比这种方法论上的差异，我们不妨看两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是关于汽车的。话说上个世纪30年代，超级跑车奔驰 SS 和大众汽车甲壳虫的设计者保时捷博士创办了自己的公司，他的儿子小保时捷想在父亲的基础上做一款完美的汽车，它必须像甲壳虫这样小巧秀气，还必须具有奔驰 SS 的性能，而且操控必须方便。
当时大家都觉得这件事情不可能，但是，小保时捷还真做到了，这就是后来著名的保时捷911汽车，它至今依然是保时捷公司的旗舰产品。小保时捷可以讲考虑到了所有的细节，采用了当时能使用的所有技术，保时捷911在汽车史上被认为是完美的作品，因此被认为是工业时代产品的典范。
但是，小保时捷的成功带有很大偶然性的成分，实际上大家在赞赏他的同时，试图复制他的成功的努力都失败了。毕竟，一次到位实现完美是极难的事情。等到了埃隆·马斯克开始制造他的电动车时，他就没有采用小保时捷的思维方式，而是坚持“更好比最好要好一些”的原则。
郎咸平先生总是在讲，IT企业造不出汽车，因为它们无法理解汽车从部件到整车的复杂性。像特斯拉这样的IT企业造汽车一开始确实造得很不好，甚至直到今天，特斯拉的电动车依然可以用做工粗糙，小毛病不断来形容。它的操作系统还会每过两三个月就要死次机，然后司机不得不将车开到路旁重新启动。
但是，如果你将它今天的汽车和5年前同一款的汽车进行对比，就会发现它不仅有了明显的改进，而且和其它高档汽车相比进步的速度要快得多。只要特斯拉能够做到持续不断地进步，它的车在品质上最终有可能超越传统的豪华车。
反过来，如果像特斯拉这种外来的搅局者从一开始就想设计一款完美的汽车，可能十几年也造不出来。因此，特斯拉这样放弃了最好，代之以很多个更好的做法，是让它能够在竞争激烈的汽车市场上站住脚，并且实现对行业颠覆的好办法。
第二个例子是 Google 的。我有一个同事，算是 IT 领域的老兵了，先后在制造卫星的休斯电子公司和 IBM 公司工作过，后来到了互联网公司雅虎和 Google 。他既有早期IT企业的工作经验，又有互联网时代的体会。
据他讲，当初无论是在休斯公司还是 IBM 公司，每一款产品的研发过程，都要严格遵循软件工程的规范来，在推出之前要尽可能地做到完美，因为一旦有了小毛病，损失非常大。每次推出产品之前的一段时间，所有的代码都要冻结，这样工作虽然稳妥，但是效率就堪忧了。
后来我这位朋友到雅虎工作后，看到雅虎公司的工程师们每次时间一到，产品甭管做到什么程度，就匆忙上线，他实在看不上下属们的工作方法，给他们讲软件工程的规范，那些下属讲，要是按照那些规范来，我们产品的迭代周期根本无法赶上竞争对手的节奏。后来他也接受了这种工作方式，因为他发现在互联网时代，产品的召回其实成本不算太高，因此那些在工业时代的担心其实是没有必要的。
等我这位同事到了 Google 以后，他已经很习惯于这种每一次做到更好，而不是最好的工作方式。在 Google 的各个产品中，有一个基础的服务会影响到所有这些产品的性能，这个服务会每星期更新一次，每一次虽然会事先规划好需要更新的全部功能，但是真到了升级前，总有个别项目不能如期交付相应的功能，以至于它不完美。
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是否再等一两天？ Google 的做法是不能等，因为永远没有完美的时候，将一个比原来更好一点的版本按时提供给用户，总比为了追求一个完美的版本最后什么都提供不了要好得多。在信息时代，最有效的工作方式是保证每一次比先前更好，且能做到持续不断的进步，而不是为了追求最好，把工作的周期无限拖长。
我写书的时候，发现无论几个编辑如何仔细校正，都会有错别字，如果把目标定在一个错别字都不允许有，那么到目前为止我可能一本书也出版不了。对于那些错误，我的态度是这样的。硬伤要完全杜绝，影响意思表达的错误要尽量避免，这是两个硬性原则，不能放弃。对于个别不影响理解意思的错别字或者排版错误，按照出版界的规矩严格把关就可以了。每次交付印刷时，第一次印刷数量不要太多，等书面世之后，会有很多读者帮助更正，一般来讲，到第三次印刷时，不会再有什么错误了。
虽然我们最终的目标是不断接近完美，但是，这个世界本身就不是完美的，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在生活和工作中就不会为了最后的一点点工作而永远无法将它们做完。大部分时候，一个更好的改进可以让我们获得两成收益，两次这样的改进就能获得四成，而我们自认为完美的最好的改进，不过是获得三成而已，因为随着我们认识的进步，我们发现过去所认为的完美其实并不完美。 2+2>3 的道理谁都懂，做事情不怕慢，就怕停。
总结一下今天的内容，虽然我们的目标是追求卓越，但是行动的步骤却是在固定时间，固定成本的前提下尽可能做好而已。只要我们保证下一次比现在更好，我们就能接近目标。但是，最好是更好的敌人，很多时候当我们看似在追求完美的时候，我们其实是在不作为。
万维钢 周末小议丨宠物的超生问题
你养宠物吗？如果你养宠物的话，你肯定是一个有爱心的人。我认识一些养宠物的朋友，他们都很有爱心。如果需要临时找人照看小孩，我会更乐意把孩子放到养宠物的家庭。我家是不养宠物的，但是我经常在网上看别人贴的宠物照片和视频，觉得它们真是非常可爱，看了之后心情很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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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宠物视频还令人感动。我看过一个报道，说有一只狗因为车祸腿被轧伤了，只能爬行，看着就让人觉得很不忍心。后来宠物救助站的人来了，把这只狗抓住，给它做了精心的手术，仔细地调养。后来这条狗的腿好了，能正常走路，非常可爱地在救助站里跑来跑去。
我前几天还看到一个关于猪的新闻。一只猪，天生后腿发育不良，只靠两条前腿走路，等于是倒立行走。当地媒体报道之后，养猪的农户决定不杀这只猪，把它当宠物来养，养它一辈子。
我们看了这样的新闻，就对人类有信心。我们正生活在一个特别文明的现代社会，整个世界都充满了爱心。
在有些国家，人们对宠物的爱已经做到了体制化。比如荷兰，已经立法禁止遗弃宠物，还有非常好的宠物救助制度。据报道，荷兰宠物救助站的领养率达到52%，现在荷兰街头根本看不到流浪狗。
受伤了给治疗，流浪了给收容，然后还会帮着找人领养。我看过一个宠物救助站的宣传短片。一只小狗，孤苦伶仃地住在救助站的一个笼子里，有一天有个家庭来领养它，它一开始不敢相信自己会被领养，当它确认自己被领养的时候，那真的是欢欣雀跃，非常可爱。
还有一个公益短片，为了号召大家去领养宠物，拍得非常有创造性。这个片里是人被关在笼子里，等着让小狗去领养！几个人各自住在自己的笼子，都是凄惨和难过的状态，小狗来了，每个人都争抢着希望被领养。看了这个公益片我们对宠物的境遇真是感同身受，连我都恨不得去领养一个。
而且救助站还会对领养者设定一定的条件，不是你想领养就能领养。在美国，宠物救助站会对你进行背景调查，看看你家的设施是不是齐备，比如院子有没有围墙，评估你有没有能力照顾宠物，比如会不会经常出差不在家。
非常人性化制度，人类付出了很大的努力，确保给每个宠物一个好的归宿。
好是好。
可是还有一个问题。那些没被领养的宠物，他们后来怎么样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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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虽然没有领养过宠物，但我做过一些调研。比如前面说的荷兰的宠物救助站，已经做得很好了，它的宠物领养率也只有52%。有很多宠物没有找到领养家庭。
是不是像人类的儿童福利院一样，如果没有人领养它们，它们就会一直住在救助站里呢？
救助站的条件也真是不行，都关在冰冷的笼子里，不能跟福利院比。那是不是说，如果没人来领养，宠物就像判了无期徒刑一样一直住在监狱里呢？
不是。不是的。
那些没有被领养的宠物，将会被人类杀死。当然不是残暴地杀死，而是安乐死，注射一种药物让它们安静地死亡。英文有个文雅的说法，叫“put to sleep” —— 也就是让它睡觉。而这个“睡觉”的意思，是永远沉睡。
你去领养宠物，宠物会欢呼雀跃，那不是因为它摆脱了孤独。而是因为它摆脱了很快死亡的命运。
美国一般的规矩是一个月。一个宠物进入救助站，一个月内没被领养，它就会被永远沉睡。美国的领养率跟荷兰差不多，也是50%左右。也就是说，一条流浪狗被人发现，送到救助站，那这个狗的命运是50%的可能性被一个家庭领养，50%可能性被安乐死。
咱们好好想想这件事。这简直太荒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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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只受伤的流浪狗，我们会花很大的力量救它，给它做高难度的手术，媒体高调报道，然后他进入救助站等着。我估计这只狗应该没事儿了，它上过电视出名了，很快就会有人领养它。可是与此同时，有很多健康的狗、比这只狗更漂亮更可爱的狗，在救助站里，会被同样的给狗做过手术的医生，杀死。
有个家庭来领养一只小狗，你不放心小狗的安全，亲自去这家考察了一番。你觉得他家的环境不够舒适，拒绝了领养申请。十几天以后，因为没有等到新的领养家庭，你把这只小狗杀死了。
咱们再想想前面说的那个让人扮演宠物的公益片。如果我是一只宠物，我很想把救助站的工作人员咬死。我选择流浪行吗？
不行。流浪猫狗是公众安全和健康的隐患。宠物的命运，就是或者被好好地领养，或者被杀死。救助站只能收养这么多宠物，新的要进来，旧的就必须给腾地方。
我去年还看到一个报道，台湾有一个美女兽医叫简稚澄，台大毕业、成绩第一的高材生，因为喜欢小动物，选择去救助站工作。简稚澄学了五年兽医，她学的是怎么救助动物，不是怎么让动物安乐死。
台湾的规定是12天。宠物进了救助站12天找不到领养家庭，就会被杀死。简稚澄杀死700个宠物之后，再也承受不了难过的情绪，选择了自杀。她年仅32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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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心和理性，有时候是一对重大矛盾。
你面前有一只狗，快要冻死了，你肯定会让这只狗在你家过一夜。你甚至可能会收养这只狗。这就是爱心。
后来这只狗生下了六只小狗，你不可能把它们都养在家里。你想把小狗送人，可是周围亲友要么已经养了狗，要么根本就不想养狗。你甚至上网发了广告，但是也没有什么人响应。那你就只有两个选择：或者把小狗送到救助站去，或者把小狗遗弃。这就是理性。
猫和狗，实在太能生了。几个月就能生一窝，每窝能生下五六只。人类养宠物以前，猫狗的祖先在自然界是自生自灭的，存活率很低，或者是饿死了，或者是被咬死了。但是现在人接管了猫和狗的生活，如果让他们还保持这样的生育率的话，那就是完全不行的。
现在美国养宠物的家庭已经比有孩子的家庭都多了，饱和了。再有多余的猫狗，就只能杀死。
这就是爱心与理性的矛盾，也可以说是局部思维与全局思维之间的矛盾。单个动作判断，有爱心总是好的，无缘无故杀死一个宠物总是坏的。可是我们把所有爱心加在一起，根本养不了这么多怎么办？
这个矛盾无解，此事古难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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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终极解决方案，不过现代社会有办法“调和”这个矛盾。
一个办法是阉割。美国有30个州有不同程度的立法，要求对宠物进行阉割。所谓阉割，就是母猫和母狗要切除他们的卵巢，而公猫和公狗更惨，要……“中性化” —— 他们不再是公猫和公狗了，他们被剥夺了性生活的能力。那为什么非得搞野蛮阉割，不做更精细的绝育手术呢？因为绝育手术太贵了做不起。
第二个办法是禁止买卖宠物、禁止私下配种，培育什么纯种狗。当然完全禁止不可能，一般的做法，像荷兰是收重税。这等于是变相的计划生育 —— 不要再生了，想要就去领养一只现成的吧。
第三个办法比较人性化，是泰勒·科文在《自满阶级》这本书里提到过的，“匹配”。美国的救助站正在使用跟婚恋交友的原理差不多的配对算法，帮宠物和对应的家庭配对。现在纽约和旧金山这两个地方的救助站的领养率达到了80%到90%，而是1970年代的领养率才只有20%。
但是宠物和人类都是越来越不自由了。我要说的这个道理是，现代社会，是一个你不能为所欲为的社会 —— 连爱心都不能为所欲为。
现在美国78%的宠物都被阉割过。它们的一生是不完整的，仅仅作为宠物而存在。有人说阉割是为了好养，因为阉割后的宠物性情会更温顺 —— 其实最主要的原因还是控制数量。你想给狗狗完整的一生，让它能生儿育女，对不起你最好不要这样。你不喜欢救助站里的野猫野狗，你想要个血统高贵的纯种，对不起请交税。
遇到流浪猫狗，如果你想对它负责，可以把它送到救助站去。如果你不想对它负责，那你就别管它。但是你不要投喂。投喂流浪猫狗是对宠物界、对人类都不负责任的行为。
归根结底，人类养宠物是为了人类自己，而不是为了猫权和狗权。宠物过的不是它们自己的一生，而是我们爱心的投射。现代人一方面对宠物很有爱心，另一方面在救助站批量地杀死宠物。
你说这是伪善吗？我说这是妥协。这是爱心跟理性之间的妥协，也是理想跟现实之间的妥协。这就是现代社会。每个人都必须妥协，人和人、人和宠物才能共处。
罗振宇【正义的限度】
最近有人给我看了《切尼回忆录》当中的一段文字，很有意思。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尼克松总统时期，切尼就是白宫办公厅的副主任；后来是老布什总统的国防部长；再后来是小布什总统的副总统，号称美国历史上最有权势的副总统。所以切尼非常能干，而且在美国政界的时间特别长，那他的回忆录当然就非常有料。
切尼的这段回忆，牵扯到美国政界的一件陈年旧事——水门事件。
我们简单回顾一下：1972年11月，尼克松压倒性地赢得了美国总统大选，全美50个州，尼克松赢了49个。但是，新年过后没几天，1973年1月8日就爆发了水门事件。随后的一年多的时间，事情越闹越大，最后拖到1974年8月8日，在全国一片指责声中，尼克松黯然辞职，这就是水门事件。
要强调的是，尼克松在水门事件里真正犯的事，不是搞窃听，而是撒谎、做伪证。可是政客撒谎，不是经常的事吗？对，这就是水门事件真正有趣的地方。
我们现在很难想象，这件事对当时美国人的巨大冲击。
在尼克松以前，传媒不发达，美国人的心目中，总统的形象差不多是个品行道德无可挑剔的圣人。现在呢，传媒超级发达，领导人再有什么品行上的缺陷，大家忍忍也就过去了，没有那么苛求。你看，现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可以说缺陷很多，但这种缺陷反而成了个性。
但是尼克松就不走运了，他正好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赶上了转折期。
同样的事情，如果是尼克松以前的总统做了，很容易被掩盖，因为传媒不发达；如果后来的总统做了，也很容易被原谅。但尼克松赶上了电视时代，整个事情被拿到公众面前反复展示；而公众呢，对这种事见得少，没有什么耐受力，所以全国上下怒潮汹涌。
等尼克松辞职了，这事该完了吧？
没完！没调查清楚呢，你到底撒了多少谎？掩盖了多少见不得人的东西？白宫的阴沟到底有多黑？查，继续查！这是当时朝野上下的主流要求。看样子，不把尼克松送进监狱，是完不了了。
那查不查呢？这个决定权就摆在了继任总统福特的面前。
在反复思考了一个月以后，9月8日福特总统宣布，他将“完全、无条件、彻底赦免”尼克松。福特当时说，他的决定意在“结束和封存”水门事件，按照美国宪法，福特总统确实有这个权力。
好了，尼克松安全了，但是这个时候民众批评的矛头就指向福特了。一个很自然的推论就出现了：你们俩肯定有内幕交易，肯定是尼克松辞职前跟你说，“我辞职，换你当总统，用我的总统大位来换我的安全。”但是，这个说法仅仅是猜测，只是在情理上成立，那事实是不是这样呢？
至少到目前没有任何证据，福特总统反复说，他在此前和此后，都没有和尼克松对这事讨论过一个字。
不管真相是什么，该来的后果还是会来，福特总统的支持率一夜之间从71%暴跌到49%。两个月后，国会中期选举开始，福特的共和党大输。两年后，1976年的总统大选中，竞选对手吉米·卡特，他当然要拿这个特赦来说事儿，美国人也确实对这事耿耿于怀。最后，福特以非常微小的劣势，输掉了这场选举。
现在想想福特这个总统当得真是短啊，一共四年任期，尼克松干了一年，中间为尼克松的事又闹腾了一年，他自己真正主掌美国，可能也只有两年左右的时间。所以，很多中国年轻人甚至都没有听说过这位福特总统的名字。
整个这个过程，都有一名旁观者，就是我们今天一开头提到的切尼。尼克松时代，他在白宫办公厅当副主任；福特时代，他扶正了，是总统助理加白宫办公厅主任。切尼当时就明确反对赦免尼克松，道理很简单，在政治上会产生不利结果，福特这样做很不明智啊。
但多年以后，等切尼自己也当过副总统，从全局角度考虑过问题之后，切尼在回忆录中却做了另外一番解读，他说——
“我对赦免的负面政治影响的判断是准确的，但我对这一做法明智与否的判断却错了，这是一个正确的决定。在随后几年的白宫生涯中，我很庆幸水门事件成为过去，否则，对一位前总统的审判就会像是悬在我们头上的一把刀。”
切尼还说：“福特正是美国人想要的那种总统，但他们真正拥有时却察觉不到，也不珍惜。”
想象一下，假设福特没有赦免尼克松，继续调查水门事件，会怎样？
尼克松及其人马当然不会束手就擒，他们会竭力辩解和反击。那好，接下来的几年中，这将成为美国政治的头等大事。政府将投入大量时间、精力，举办一个又一个的听证会，调查越来越多的证人和文件，新闻媒体会掀起一次又一次的热点。那事关国家治理的重大事务，将被搁置和推延，所以政府工作将迟迟不能重归正轨。
切尼还做了另一个分析，关于水门事件的文件资料是车载斗量，篇幅大得吓人。除了专门的调查人员，其他人别说分析和鉴别，通读一遍都做不到。但人人在这个重要问题上都有自己的看法，结果就是，大家不会基于证据进行判断，只会站队分阵营，互相攻击丑化。那美国社会将因此被深深地撕裂：
被撕裂的社会，无法正常运转的政府，这确实是“悬在人们头上的一把刀”，不知道会导致什么严重的后果。
现在我们看切尼的文字，才真正听懂了福特总统，当年在赦免尼克松的时候说的一番话，这个特赦对国家利益来说是最好的，因为——
“这事是我们所有人都参与的美国悲剧。它永无止境，除非有人在上面写上一个结尾。现在只有我能做这件事，那么我必须做这件事。”
虽然福特本人因此付出了巨大的政治代价，但美国整个国家因此受益匪浅：美国走出了水门事件的阴影，开始重建国家受损的信任。
这件事情，我们今天之所以要回顾，是为了破解对民主政治的一个误解。
一个国家要不要追求正义？当然要，但是应该有一个限度。这个限度就是国家不能陷入无限的纷争，结果耽误了发展的正事。像我们的邻国韩国，几乎每一任总统下场都不太好，几乎都掀起轩然大波，这是不成熟的民主政治。而反过来看，美国英国这样的国家，不是每一个政客都是圣人，但是很长时间都没有剧烈的波动和纷争，这不是正义的缺席，这是政治的成熟。
回头来说福特总统，2001年就是他下台25年后，他获得了“肯尼迪勇气奖”，这是个什么奖？这个奖是肯尼迪总统家族设立的，一年发一次，专门用于表彰那些在众人反对的时候，还能做出明智决定的官员。
有意思的是，二十几年前，在福特总统赦免尼克松时，肯尼迪家族本身也是坚决的反对派。
你看，在时间面前，任何观点都会变化。但是，在时间面前，国家需要发展，这一点恐怕不会变。
互联网经济的底层逻辑
为什么你与竞争对手的差距，比你想象的要大得多？为什么互联网公司在高速扩张期间尤其危险？最近，在首届中欧“教育成长汇”毕业典礼上，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管理实践教授、中欧创业营课程主任龚焱，详细阐述了互联网经济的底层逻辑。
我们先说一下，和传统经济相比，互联网经济的底层驱动逻辑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龚焱教授说，传统经济的估值模型，核心驱动力是现金流，而新经济，也就是所谓的互联网经济，底层驱动逻辑不再是现金流，而是“用户价值”，核心落在了用户上。
这个逻辑带来了两个效应，一个是信息规则，一个是网络效应。由于新经济是以信息而不是实物为基础的，所以它会受到信息规则和网络效应的制约。
信息规则的意思是说，信息的生产成本有可能极高，但是它的边际复制成本可能几乎为零。比如好莱坞拍一个电影，可能要投入几十亿美元，但是复制这张碟片的成本几乎为零。另外就是信息是有时效性的。你一秒钟之前拿到的信息可能非常有价值，一秒钟之后可能一文不值。
网络效应更关键。一个网络每增加一个用户，原有的每一个用户的价值都会增加，这就叫网络效应。假设一个网络有100个用户，第101个用户的加入，就能让原来的100个用户每个都升值。这里的关键指标是用户数，比如日活跃用户，月活跃用户等等。不过，虽然新旧两种经济的驱动逻辑完全不一样，但也有一个指标能够把两套估值逻辑连接起来，就是ARPU，也就是单个用户的平均收益到底是多少。所以互联网公司就要考虑，有了足够多的用户，到底要用来实现一个什么目标。
其次，每一个互联网创业者都会面临的同一个问题，一个网络的价值到底等于多少？3Com公司的创始人梅特卡夫提出过了一个著名的理论，叫梅特卡夫定律。这个法则告诉我们：一个网络的价值和网络的用户数的平方成正比。如果这个推论成立，那么当你的用户数是竞争对手的三分之一的时候，意味着你的价值可能比对手要小很多；如果你的用户数是他的十分之一，可能你在这个市场就不用干了。我们看今天的互联网竞争，为什么你要做第一名和第二名才有利益，背后的根本逻辑就在这里。如果你是第三名，用户数只有第一位的十分之一，这时候创业就很难了。
说完了网络价值，我们再说一下网络成本。我们先说一个研究，这是2015年中科院的三个数学家进行的研究，他们用腾讯和Facebook的数据做了对比，从2003年到2013年，分别分析了腾讯和Facebook用户数据和网络成本。结果发现，腾讯和Facebook的网络成本，也符合n的平方的定律，用户数增加10倍，成本就要多投入100倍。也就是说，一个网络的成本和收入，都和它的用户数n的平方成正比，而不是和n成正比。这也解释了，为什么高速扩张的时候，是互联网公司最危险的时候。因为这时候企业对投入的预判会远远低于想象。
我们再来看一个数据。2016年5月10日，当天Facebook的估值达到3400亿美元，Twitter的估值只有100亿美元，前者是后者的34倍。如果要用单一的因素来解释的话，那就应该是Facebook的用户数比Twitter大6倍左右，因为6的平方大致接近34。这就是新经济的底层逻辑。
那对创业者来说，网络效应到底有什么意义呢？龚焱说，首先是对创业者的一个警醒，你要知道你和对手的差距，有可能比你想象的要大得多。另外就是你要知道，维护一个网络的成本，其实比你的预判要高得多。如果准备不足，很容易出问题，尤其是维护网络高速增长的投入，是远远超出你的预期的。
罗振宇：计划的三个妙用
在和对手博弈的过程中，有一招非常好使：就是给对手制造混乱，让他处于信息劣势，然后趁乱取胜。“得到”订阅作者万维钢在文章中就曾经说过：如果你的打法是什么都要事先计划好，谋定而后动，你就永远也打不过亚马逊创始人贝佐斯和美国现任总统特朗普这样不按常理出牌的人。有计划反而赢不了，难道计划已经没用了吗？最近，《罗辑思维》第五季中有一篇文章叫《计划的用处》，就说了这个问题。罗振宇说，不是计划没用了，计划非常有用，只是不是我们通常以为的那种用处。
我们通常认为，计划就是用来执行的，只有完美执行，计划才能最大化地发挥作用，甚至很多时候，我们都认为没达到预想的效果，是因为计划没执行好。但是罗振宇说，计划的用处根本不是执行。
有位著名的德国将领说过，战前必须制定作战计划，但一旦开战，所有的计划也就作废了。因为计划的目的，是为了统筹那些复杂的社会事务。可只要是复杂的社会事务，一定会面临一个问题，就是要面对有主动性、会根据情况调整自己行动的人。你可以计划自己怎么办，但是没有办法预测对方会怎么应对，一旦他的应对超出你的预测，或者有其他的意外因素加入，整个计划也就乱套了。既然这样，为什么还要制定计划呢？罗振宇总结了三个计划的妙用。
第一，计划制定的过程，本质上是一个统一上上下下的意志和决心，明确战略方向，盘清资源家底的过程。计划制定完成之后，每个人都会知道这次行动目标在哪、方向是什么、有什么资源可以用，即使不能顺利实施，心里也有一杆清晰的秤。
计划的第二个用处，是让临时应变者有一个资源框架可以利用。说白了就是，如果不得已不能按计划行事，因为有事先的计划，你也能大体知道自己周围的资源情况。比如在战场上，有一只部队因为各种偶然因素，脱离了原计划规定的时间和地点。但是整个战场上，所有人都努力试图按计划做事，所以对于脱离组织的队伍来说，总体环境还是有很多确定性的因素可以判断的。比如哪里可能有补给，哪里可能有大部队等，不至于漫无目的地瞎撞。
计划的第三个作用，是形成一个个小型的执行模块。在计划实施的过程中，虽然总体上的计划很容易被打乱，但是组成计划的那些小模块仍然非常有生命力。比如说在战场上，上面下达的指令是：哪里有敌人就往哪里打，哪里有枪声就往哪里追。这样的战场既没有前后方之分，也没有一线二线之别，这时候真正起作用的，就是连排营团这样的小模块的战斗组织。他们看似没有计划，但是什么样的军队敢采取这样的战术啊？恰恰是平时计划性比较强，训练比较充分，上上下下对战略目标都心中有数的军队。
下面举个生活中的例子，看看计划是怎么实现这三个效应的。
一帮朋友开车自驾游出去玩，刚开始是有明确目的地的，所以做了一个详细的攻略，这就是最开始的计划。但是中途大家兴之所至，没准就要改变计划，原来要去杭州，没准中途一商量转弯去了山东，很正常吧。那请问，原来做的那份攻略还有没有用呢？有用。
第一个用处，是做攻略的时候，大家其实进行了很多方面的磨合。不仅定了一个目的地，也定了消费的层次，路线的偏好，大家各自能拿出来的时间、资源、经费等等。所以，即使中途改变目的地，做攻略的过程也是大家统一认识的过程。
第二个用处，你不会漫无目的地改变目标。你做攻略的过程中，可能就已经注意到了跟计划不一样的另一条路，最后是因为各种理由，真的走上了这条路，所以，即使是换了一条路，它对你来说也不是完全陌生的，因为你在之前做功课的时候，就已经大概熟悉了周边的资源、路线。
第三个用处，即使大家中途走散没关系，因为有攻略，我们每个人可以预判大部队可能会在哪里等我们，直接赶去汇合就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