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 1092 年，宋哲宗元佑七年，辽道宗大安八年。
又要提到苏轼了，这一次的苏轼，无关风花雪月，无关诗词唱和，而是被卷入了一场足以改写北宋政坛格局、也彻底影响他个人后半生命运的漩涡 —— 元佑党争。党争，于北宋而言从来不是新鲜事：仁宗朝有庆历新政引发的派系博弈，神宗朝更因王安石变法，彻底撕裂朝堂为保守、变法两大阵营，水火不容。神宗在世时，新法推行如火如荼，保守派大臣或被贬谪流放，或赋闲居家，或被边缘化闲置，连苏轼也曾因 “乌台诗案” 险些丧命；等到 1086 年，年仅 9 岁的哲宗继位，高太皇太后垂帘听政，火速召回司马光出任宰相，全盘否定熙宁、元丰年间的所有新法，推行 “元佑更化”，保守派才算真正 “卷土重来”，苏轼、苏辙兄弟也随之迎来仕途高光，一个官至翰林学士承旨，一个跻身宰辅之列。
时光匆匆，转眼已是元佑七年，当年懵懂的小皇帝，已然长成 17 岁的翩翩少年。这一年，两件大事悄然酝酿：哲宗的大婚盛典，与随之而来的亲政议题。这两件事，起初看似只是皇家礼仪与权力交接的寻常流程，却如两颗投入平静湖面的石子，在大宋的政坛上漾开层层涟漪。没人能预料到，这看似不起眼的波澜，会渐渐汇聚成汹涌浪涛，最终成为冲刷北宋最后三十余年国运的滔天洪流。
这一期的文明之旅，便顺着这股 “波澜”，撕开了元佑年间北宋政坛的深层乱象。我们总以为 “元佑党争” 是保守派内部洛、蜀、朔三派的权力厮杀，可真实的情况并不这么简单：所谓的 “党争”，更像是朝堂闲言碎语堆出来的半真半假标签；真正搅乱政坛的，是保守派在 “哲宗亲政” 的预期下陷入的 “小集团思维”—— 一群本想守护江山的贤良君子，在权力焦虑下变成了偏见的囚徒，最终上演了一场内耗不止的悲剧。
一、波澜渐起
哲宗皇帝的行将大婚，皇帝的大婚本就是大事，从其酝酿开始便刻满了政治算计的痕迹，也恰是那股 “波澜” 的源头。
哲宗 9 岁继位时，因年幼无法亲政，朝政大权全由奶奶高太皇太后一手掌控。这位老太太是保守派的 “定海神针”，她重用司马光、苏辙、吕公著等保守派大臣，力推 “元佑更化”，把王安石新法废得干干净净。可随着哲宗年岁渐长，“亲政” 就成了绕不开的核心议题 ——17 岁，在民间已是成家立业的年纪，于帝王而言，更意味着 “亲掌国柄” 的资格。
选后的过程，更是把这种政治考量摆得明明白白。高太皇太后最初选中的，是名将狄青的庶出孙女。可就在即将定局时，有人提出狄青孙女的族谱记载有瑕疵，庶出身份也容易被政敌诟病 “选后不谨”。为了避免节外生枝，高太皇太后当机立断换了人选，最终敲定大将孟元的嫡出孙女。更耐人寻味的是，有术士测算后称，孟氏与哲宗八字不合，可高太皇太后却铁了心坚持 —— 孟家是世代将门，嫡出身份无可挑剔，选她做皇后，既能堵住朝野非议，又能借孟家的军方背景稳固自身权力，可谓一举两得。
为了让这桩婚事 “名正言顺”，宰相班子还主动站出来 “背锅”。他们联名上奏：“选后以贤德、出身为重，八字之论本属虚无。若有不妥，臣等愿承担全责。” 说白了，就是帮高太皇太后把 “硬选” 的合理性圆回来。毕竟，婚礼办得越顺利，高太皇太后继续掌权的过渡就越平稳；而这场婚礼，也成了朝野各方试探权力风向的 “试金石”。
婚礼一结束，“亲政之争” 便彻底摆上台面。有胆大的官员委婉上奏，提议高太皇太后 “顺应天意，还政于帝”，结果直接被无视。倒不是提议不合理，而是当时的宰相班子全是高太皇太后一手提拔的，没人敢触碰这个敏感话题 —— 万一惹恼太后，自己的乌纱帽甚至身家性命都可能不保。可中层官员却蠢蠢欲动，纷纷盘算着 “站队” 求进阶：有人公开站队太后，强调 “帝尚年幼，需太后继续教导”；有人则暗戳戳向哲宗示好，喊出 “亲政符合祖制” 的口号，盼着将来哲宗掌权后能 “论功行赏”。
这股由大婚掀起的涟漪，早已不是单纯的皇家家事。1092 年的北宋政坛，本就因元佑党争暗流涌动，而哲宗亲政的预期，更让这份暗流有了发酵的土壤。高太皇太后年已六旬，谁都知道她的权力不可能永远稳固；而哲宗亲政后，会不会遵循儒家 “三年无改于父之道” 的伦理，恢复他父亲神宗的新法？这成了保守派最焦虑的心事，也让这场看似圆满的大婚，成了政坛风暴来临前的序幕。
二、元佑三派
提到元佑年间的党争，我们总习惯性地说 “洛党、蜀党、朔党” 三足鼎立，可所谓的三派划分，更像是后人附会、朝堂流言攒出来的 “标签”，压根不符合当时复杂的人事格局 —— 而这一切，都源于保守派内部因权力焦虑催生的 “抱团与猜忌”。
先说说这三派的 “官方定义”：洛党核心是程颐，就是 “程门立雪” 的主角，洛阳人，官阶不算高，仅从七品，却因是理学大师，追随者不少 —— 只是这些追随者，未必都是洛阳人；蜀党领袖是苏轼，四川眉山人，当时任翰林学士承旨，看似是皇帝身边的近臣，实则没什么实权，而他的核心骨干，像黄庭坚（江西人）、秦观（江苏人），压根和四川没半点关系；朔党代表是刘挚，出身河北、山东一带的北方士族，算是司马光的政治遗产继承者，曾任台谏官、宰相，追随者多为北方官员。
你看，这 “地域标签” 从一开始就站不住脚。有这么一个例子：李清照的公公赵挺之。有人说他是洛党，因为他的妹夫是程颐的学生；有人说他是朔党，因为他曾出现在攻击刘挚的名单里。可史实是，赵挺之是地地道道的新法派，跟保守派这三派半毛钱关系都没有。
宋史专家王增瑜梳理过这段时间的人事纷争，得出的结论很明确：用 “三党之争” 解释元佑政坛，和史实差得太远。所谓的 “元佑党争”，更可能是朝堂上的闲言碎语、流言蜚语攒出来的 “半真半假符号”。比如有人看苏轼和程颐不对付，就把他们归为 “两大阵营”；有人想攻击某个官员，又找不到合适的理由，就随便给对方贴个 “洛党” 或 “蜀党” 的标签，显得自己 “师出有名”。
这种标签化的好处很直接：简单、省力，不用花心思去搞懂复杂的人事关系，只要贴个标签，就能把对方归为 “敌人”。可坏处却致命：它完全扭曲了真实的政治格局。元佑年间的官员，立场远没那么非黑即白 —— 有人今天跟苏轼合作，明天可能因为某件事跟程颐达成共识；有人表面上是保守派，心里却认同新法的某些政策；还有人纯粹是为了自保，被迫 “站队” 某一派。用 “非黑即白” 的标签去套 “灰度十足” 的政治现实，本身就是一种偏见。
节目里有个比喻很形象：“这就像我们现在网上吵架，不管对方说什么，先给对方贴个‘五毛’‘公知’的标签，然后就不用讲道理了，直接人身攻击就行。”1092 年的北宋政坛，大概就是这个样子。所谓的 “党争”，其实是一群人用标签代替思考，用站队代替理性的闹剧；而这背后，正是保守派在 “哲宗亲政” 预期下的集体焦虑 —— 他们害怕内部出现分歧，更害怕被新法派抓住把柄，于是用 “贴标签” 的方式划分 “自己人” 和 “外人”，结果却让内部矛盾越来越激化。
三、苏轼与程颐
在这场 “标签闹剧” 里，苏轼和程颐是被攻击得最狠的两个人。我们总以为他们的矛盾是政治路线分歧，可节目里揭示的真相是：他们的矛盾始于个人恩怨，而被持续攻击的根源，是他们都被保守派核心集团视为 “可能成为下一个王安石” 的潜在威胁 —— 这也恰是元佑党争最荒诞的地方：敌人未必在外部，“自己人” 反而可能因 “太有能力” 被猜忌。
两人的矛盾导火索，是司马光的葬礼。元佑元年（1086 年），司马光去世，而当时朝廷正好在举办明堂大礼 —— 这是祭祀上天、庆祝丰年的吉礼，普天同庆的那种。程颐跳出来说，根据儒家礼法，“子于是日哭则不歌”，大臣们不能先去祝贺吉礼，再去吊唁丧礼，甚至让司马光的儿子拒见那些 “先贺后吊” 的大臣。
苏轼一听就乐了，当面嘲讽程颐是 “低俗版叔孙通”。叔孙通是汉朝制定礼仪的大儒，苏轼这话的意思很直白：程颐就是在生搬硬套礼法，装腔作势，一点都不懂变通，根本没领会圣人礼法的精髓。这话戳中了程颐的痛处，两人的矛盾彻底激化。
之后，程颐的学生上奏弹劾苏轼，还连带攻击苏轼举荐的苏门四学士；苏轼也不含糊，在朝堂上公开评价程颐 “奸邪”。最后闹到两败俱伤：程颐被打发回了洛阳，苏轼在元佑四年（1089 年）就被调到杭州当知州。可有意思的是，苏轼一离开京城，对他的攻击就戛然而止；等他后来回到京城任翰林学士承旨，攻击又卷土重来。
如果这是真正的党争，应该是 “对人不对事”，不管苏轼在哪都要攻击他才对。可事实是，攻击的目标很明确：阻止苏轼担任高位。节目里点透了这一点：当时保守派内部有个不成文的共识，苏轼学问高、文章好，当个 “笔杆子” 写写诏书、吟诗作对没问题，但绝对不能当宰相 —— 怕他成为 “下一个王安石”。
王安石当年就是凭着一己之力推行新法，搅动了整个北宋政坛。保守派好不容易把新法废了，自然怕再出现一个像王安石这样 “有主见、能折腾、有人望” 的人。而苏轼，恰恰有这个潜质：他有才华、有民望，在杭州修苏堤、治水患，实实在在为百姓做事，积累了大量口碑；在朝中又敢说敢言，总爱提自己的政治主张，从不盲从。这样的人，一旦登上宰辅之位，很可能打破保守派内部的 “平衡”，甚至可能重新审视新法，这是保守派核心集团绝对不能容忍的。
程颐的处境和苏轼如出一辙。他是儒家大学者，还是哲宗的老师，总觉得自己掌握了圣人之学，真理全在自己手里。这种 “唯我独尊” 的特质，也让保守派担心：万一他借 “帝王师” 的身份影响哲宗，甚至将来掌权，会不会像王安石一样，强行推行自己的理念，再次引发朝堂动荡？就算是南宋的朱熹，都受这种思维影响，觉得苏门四学士 “轻薄无行”，要是让他们掌权，肯定会祸乱天下。
你看，苏轼和程颐看似是针锋相对的对手，其实是 “同一种命运” 的牺牲品。他们的矛盾被无限放大，本质上是保守派小集团在 “排除异己”—— 不是因为他们的路线错了，而是因为他们的存在，打破了小集团的 “安全感”。在 1092 年这个敏感的时间点，这种 “排除异己” 的行为，变得更加频繁、更加激烈。
四、小集团思维：保守派的焦虑与自我毁灭
元佑年间的保守派政坛，本质上是一个因 “共同敌人（新法派）” 和 “共同焦虑（哲宗亲政）” 凝聚起来的 “小集团”。他们虽然暂时压制了新法派，但心里始终没底 —— 高太皇太后年事已高，哲宗亲政是迟早的事；而根据儒家伦理，哲宗很可能会 “三年无改于父之道”，恢复神宗的新法。到那时候，保守派的所有人，都可能面临灭顶之灾。
更让他们焦虑的是，新法派的人虽然失势了，但 “人在心不死”。像吕惠卿、曾布这些核心人物，只是暂时离开京城，一直在暗中观察局势，甚至通过各种渠道向哲宗传递 “新法益处” 的信号，等着卷土重来。这种 “危机感”，让保守派陷入了典型的 “小集团思维”，产生了三个致命的幻觉。
第一个幻觉是 “自我是好人，对方是坏人”。他们把自己当成了 “守护祖宗之法、拯救天下苍生” 的正义使者，把新法派当成了 “祸国殃民、败坏纲纪” 的奸邪之徒；到了后来，甚至把内部和自己意见不合的人，也当成了 “潜在的坏人”“新法派的内应”。比如苏轼和程颐，明明都是保守派，却因为一点个人恩怨和理念差异，被小集团内部的人当成 “敌人” 来攻击。
第二个幻觉是 “内部无分歧”。小集团总想维持表面的 “团结”，不允许任何不同的声音出现。谁要是敢提不同意见，就会被视为 “破坏团结”“动摇军心”，轻则被排挤，重则被罢官。比如有人要是觉得苏轼的某些主张有道理，或者觉得程颐的礼法思想没必要全盘否定，就会被贴上 “站队敌人” 的标签，很难在朝堂上立足。
第三个幻觉是 “排除分歧者就能保持纯洁”。保守派以为，把苏轼、程颐这些 “有风险”“不听话” 的人排挤出去，小集团就会变得更团结、更有力量。可实际上，这种 “内部清洗” 让集团失去了政治弹性，变得越来越僵化、越来越狭隘。他们不再关注如何治理国家、如何解决民生问题，反而把所有精力都放在了 “内斗” 和 “排除异己” 上 —— 就像一群被困在笼子里的人，不琢磨怎么出去，反而互相撕咬。
节目里说，这就是小集团思维的可怕之处：它会让聪明人居于偏见，让理性让位于情绪。保守派里不乏有才华、有良知的人，比如刘挚、苏辙，可一旦陷入小集团思维，就变成了 “只认立场，不认是非” 的囚徒。他们明明知道内耗会削弱自己的力量，却还是忍不住互相攻击；明明知道应该为哲宗亲政后的局势做准备，却还是把精力放在了内部斗争上。
1092 年的北宋政坛，就处在这种 “自我消耗” 的状态里。哲宗大婚的热闹，掩盖不了保守派的焦虑；朝堂上的看似平静，藏不住的是互相猜忌、互相拆台的暗流。这种小集团思维，最终让保守派在哲宗亲政后一败涂地 —— 他们已经内耗得没有力气去对抗新法派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