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春节刚过，我就跟着表哥一行人到北京昌平从事房地产行业，为建设“亚洲第一社区”天通苑添砖加瓦。

        之所以沦落到工地上当小工，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二十岁的小伙子总不能还靠父母养活，要学会自食其力。当时在我们家乡，出门打工通常分为两个方向，一是到南方进工厂，二是到北方搞建筑，无论南下北上，都是水到渠成。

        表哥常年在北方搞建筑，跟工头有点交情，这次一下子带了十多个人一起闯北京，都是沾亲带故的熟人。工头很年轻，才三十五岁，但在我们那一带已经是赫赫有名的人物，信誉非常好，从不拖欠民工工资，每年跟随他外出务工的人员上千，资产早就过亿，是民间传说中的三大富豪之一。

        我们一行人先到城里工头家报到，同另外一些从四面八方赶来的民工集合在一起，登记造册之后，傍晚分乘几辆大巴出发，到孝感城区找旅社住了一宿。次日表哥带着我们这十多个人在火车站附近的餐馆撮了一顿，然后就一起坐上了开往北京的列车。

        飞驰的列车一路向北，进入河南地界，穿行在辽阔的中原大地。春节虽过，冬意尚未完全散去，田野间还有待融的积雪，村庄里的树林一片萧瑟。我趴在车窗前眺望着这一切，想对陌生的环境多一些了解，然而在这样寒冷的季节，灰蒙的天空和空旷的原野实在是缺少一些美丽的颜色。

        经过一天一夜的旅程，穿越大半个中国，天亮的时候终于到达北京西站。印象最深的就是出站口城墙式样的建筑物，像一座山一样高大巍峨，比之前在电视上看到的还要雄伟壮观。我们在那里停留了一会，等到公交车后就一起乘车离开。

        公交车载着我们在祖国的心脏一路驰骋，窗外的钢铁水泥丛林中，偶尔会看到一段古老的城垣，这让我不由自主地想起郁达夫的散文名篇《故都的秋》。我们到炎黄艺术馆前面站台下车之后，再转车奔赴天通苑工地。

        天通苑真大啊，放眼望去，塔吊林立，刚建起的楼房和正在打地基的工地一片片连在一起，绝对大手笔，给人的感觉这里似乎在建设一座新的城市。表哥老马识途轻车熟路，径自带领大家去工地宿舍，每个人先找好床位，简单收拾一下，铺上棉被就成了临时的窝。

        工头虽然稍晚动身，但他是坐飞机，所以比我们还要先到。当天下午，工头专门来工地宿舍给大家开了一个座谈会，无非是回顾过去，展望未来，给大家打气。他用眼光扫到我时，可能看到我还很稚嫩，于是说在工地上干活必须吃苦耐劳，不能像个书生一样手无缚鸡之力，要像电影《渡江侦察记》的老革命，常年拿枪手上有茧，我们也应该将手上磨出茧子才算合格。

        第二天大家就投入到繁忙的工作之中，原本我是被分配到宿舍前面的新工地钻桩，表哥被分配到新工地西边大约五百米处，去年开发的老工地里面搬砖。表哥为了照顾我，就同我换了一下任务。后来我才知道，幸亏换了，不然让我钻桩可能一天都坚持不下来。搬砖只是出力气而已，累点也能挺住。钻桩就不一样了，要两个人相互配合，一个人顶住钢钎做的钻子，另一个人抡起大铁锤不断地敲打，将之前老建筑遗留下来的一人多高的混凝土地桩砸掉。两个人哼哼哈哈，一天下来最多只能砸一根桩，而且弄得满手血泡，戴着手套也无济于事，害得大家疲惫不堪叫苦连天。

        熟悉北京的朋友都知道，这里的冬天有点冷，平日还好，就怕晴天刮大风，一到那时，沙尘暴漫天盖地，喂你一嘴的灰。所以我们在工地上除了戴安全帽，里面还戴着一层布帽子，防止头发被灰尘污染，因为在那种天寒地冻的环境，洗浴一下实在是很不容易。

        由于地球纬度的关系，北方昼长夜短的时间相对要多一些，因此常年在北方搞建筑的老乡们编了一段关于一日三餐的顺口溜：“早上一顿饭，饿得眼睛翻；中午一顿饭，太阳偏西山；晚上有一顿，只要你不困。”工地食堂都是大锅大灶，用铁锹炒菜，水煮盐焖，清汤寡水，让人提不起食欲。每半个月工头会发一次善心，让食堂给大家加餐。每到加餐的时候就跟过节似的，因为荤菜管够，可以将肚皮撑圆。

        每天早上天还没亮，负责各个工地的工长们便像《半夜鸡叫》里面的周扒皮一样，跑进我们宿舍扯着嗓子喊大家起床。这时大家不得不从温暖的被窝里面爬起来，用冰冷刺骨的自来水匆忙洗漱一下，再到食堂胡乱吃几口如同斋饭的早餐，随后一起冒着严寒到工地里面干活。这时太阳还未升起，天气晴朗的日子，北京早晨的天空，像蓝丝绒一样美丽。透过荒原向北遥望，地平线上横亘着连绵起伏的山脉，如同屏障一样护卫在天边。北京古称幽燕，我心想那应该就是燕山，甚至睁大眼睛仔细地观察，想寻找长城的轮廓，可惜没有找到，于是跑到工地接着搬砖。

        工地上的建筑工人有大工和小工之分，大工就是师傅，小工就是学徒，工资也是有差别的。记得那时候大工40元一天，小工25元一天，但是每人每天都要扣除5元钱生活费，所以也落不了几个钱。大工都是小工熬出来的，属于技术工，比如砌砖，抹灰，扎钢筋，开塔吊，安装水电等等。徒弟徒弟，三年奴隶。小工的最终目标就是成为大工，这个过程需要好几年的修炼，中间的时间就跟打杂一样，要你干什么活，你就得干什么活，根本没有选择的余地。

        在工地上班，不仅要忍受风吹日晒和筋疲力尽的辛苦，还要承担一定的工伤风险。施工环境错综复杂，很多突发事情都无法预料，不是“安全第一，质量至上”和“进入施工现场请佩戴安全帽”这几个标语就能解决问题的。用民间流传的一句粗话来说，珍爱生命，远离伤害，一旦出了事故，就会有人睡你的老婆，花你的钱，打你的娃。

        前一年老工地上就出了几条人命，一次是某个工长经常欺负一个老实巴交的小工，有回连打带骂激起了义愤，最后被路见不平的狠人捅死在还没装修的楼道里。另一次则是一个小工休假期间没有戴安全帽，从楼房里面钻出来时，刚好被楼上拆除扔下的铁制模具砸中了脑袋瓜，送去医院抢救也无力回天，真是可怜。据说每个工地在建设之前，都已经将这些工伤事故赔偿成本计算在内，就像上战场打仗一样，这些损耗根本无法避免。可见建筑工人的生命如同蝼蚁一般，在工头眼里只是一行赔偿金的数字。

        我干活的老工地前一年就已经建成封顶，需要在主体里面做一些砌墙、抹灰和贴瓷砖之类的后期工作。这是一排组合成U形的六层住宅楼区，U形的开口在西侧，那里是临时搭建的工地办公室、民工宿舍和食堂所在处。这排住宅楼的北面，隔着马路就是别墅区，都已经装修完毕。这些别墅也是我们工头前一年的杰作，并且在打地基的时候，民工们还挖掘到一缸银元，他们瞬间就疯狂了，像打架一样一抢而空，算是发了一笔横财。

        据后来初步统计，大约有三千多枚银元，大清银币、袁大头、孙小头和墨西哥鹰洋都有。也不知是当年哪个大户人家藏下的，躲过了战争与浩劫，在和平年代竟成了新北京建设者们的福利。我有一次专门走到他们指示的发掘地点，睁大眼晴仔细搜寻，除了找到几个啤酒盖之外就一无所获。

        在老工地干了差不多一个月，那里的工作渐渐准备收尾了，不需要太多的人员，因此我和一些同事被调到新工地，准备参与主体的建设。做主体比搞装修要累，完全是从打地基开始做起，为了赶进度，工地也搞起了两班倒。我调到新工地的第一天就是上夜班，当时没有掌握好时间，去晚了几分钟，结果像拿铁锹铲混凝土这样相对轻松点的活被几个老油条占了，只剩下扛水泥的活给我。那时的我还比较单薄，一百斤一袋的水泥同我的体重差不多，连续扛了半夜的水泥，就已经累到虚脱。

        俗话说：“没有金钢钻就别揽瓷器活。”我意识到自己吃不了建筑这碗饭，可不能把自己交待在工地，我还那么年轻，连女人都没碰过。那段时间从各地赶来投奔工头的民工超出往年太多，工地上人满为患，工头一时消化不了，曾出于人道主义发过一次遣散费让部分人回家。中途若想离开者也可以结帐走人，但只能支付六成工资。于是第二天我就申请辞工，拿到几百元路费坐上返乡的列车，结束了帝都流浪生涯。

        下一站，到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深圳，继续流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