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879年，易卜生客居意大利，创作了三幕剧《玩偶之家》，女主角娜拉不甘屈从于伪善的丈夫，任人玩弄，愤然出走。
娜拉的摔门声惊动了当时整个欧洲，娜拉从此成为女性意识初步觉醒的象征。
1923年，鲁迅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院发表了一篇演讲《娜拉走后会怎样》，声称，娜拉走后，不是堕落，就是回来。
当然这句话后面还有一层更重要的意思，除非她有了经济能力。
鲁迅一直主张男女经济平权，女人只有获得了经济独立，才能被平等看待，获得精神及人格独立。
2013年，加拿大女作家，82岁高龄的艾丽丝·门罗，成为了当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很快，其代表作《逃离》短篇小说集在大陆上市。
其中，首篇小说《逃离》中的女主角卡拉同样因无法忍受暴躁、爱发脾气的丈夫，决定出逃。
一百多年前，易卜生让娜拉出走，为遭受不平等待遇的女性们撕开了一道曙光；而后，鲁迅继续为女性们争取出走后的生存空间，要求赋予女性们等同于男性的经济实力。
生活在21世纪的卡拉，在门罗的文本中，终于具备了一切出逃且不会堕落或饿死的条件。
她出身于富庶的原生家庭，有自己的兴趣爱好，有娴熟的工作经验养活自己，还有一位热心肠且人脉资源丰富的女邻居帮助出逃。
然而当前辈娜拉鼓起勇气走出了门，生死不明。一百多年后，具备了一切出逃条件的卡拉，逃了一半，回来了。
二
“我一直感到需要过一种更为真实的生活。我知道在这一点上，我是永远也无法得到你们的理解的。”
18岁的卡拉，为克拉克嬉皮士的生活和偶尔流露的柔情心醉神迷。她看不起自己的父母，讨论他们提供的房子、他们度假的方式、毫无波澜的中产家庭生活。
她给父母留下这张简短的字条，便离家出走，投奔了克拉克。
这是卡拉的第一次逃离。
他们一起经营骑马场，住在拖车上。一开始卡拉还充满热情，想要把简陋的拖车装饰成一个温暖的家。但骑马场生意渐冷，困窘的生活暴露了克拉克真实的性格。暴躁，易怒，不关心人，不懂得跟人正常交流。
他们的生活遭遇到考验，包括爱情。
就连性事，也需要卡拉说谎话、添油加醋描绘卧病在床的那位诗人邻居如何骚扰自己增加情趣。
这也引发了卡拉和克拉克第一次正面冲突。
克拉克想借由性骚扰事件恐吓诗人的遗孀，植物学教师西尔维娅，为骗取诗人死后得到诗歌奖奖金。
卡拉感到屈辱，对丈夫的不满达到了第一个高峰值。
当她向西尔维娅哭诉糟心的婚姻生活时，反倒得到了西尔维娅的热情救助。一个刚刚失去了丈夫、还有可能受她夫妻二人恐吓的女人，心思缜密地为她规划出逃、提供衣物、住所。
门罗在西尔维娅帮助出逃前，穿插了一次西尔维娅的叙述视角。在西尔维娅眼里，卡拉并不像前文流露出的迷茫、无措、怯懦，在教养良好和精神层面富足的女邻居看来，卡拉聪明、快活、单纯，像一尊希腊的雕塑一般，深深吸引着她。
甚至让西尔维娅的同事认为，这几乎唤醒了西尔维娅的同性之爱。
门罗看似平静的叙述里，加拿大枯燥乏味的小镇生活并非如表面一般一潭死水，弱化情节上的戏剧冲突，而在展现波澜壮阔的人性内深潜。
西尔维娅从一个失去丈夫的遗孀、到有可能被恐吓的受害者、到暗暗迷恋卡拉的帮助者，多重转变在有限的篇幅中仿佛层层自然剥落，并在推进剧情中，创造了一个个新的维度，让读者了解更多面的卡拉，及卡拉的悲剧。
西尔维娅帮助卡拉出逃，并不为帮助一个女人逃离一个男人或一个家庭。
而是帮助一个人，寻找幸福。
她以为克拉克、惨淡的骑马场这一切造成困窘的环境，无法让卡拉做真正的自己，无法自由地获得幸福。
门罗关心的问题，已经不是易卜生或鲁迅想要为女性们争取的权力和社会资源。
易卜生希望女性走出去，男女地位平等，鲁迅希望女性们在各方面能被当做一个独立的人看待。
但当女性们获得了经济能力，且有独立意识后，作为一个人的精神归属又在哪里？
这是门罗借用卡拉表达的问题。这是当代所有人的问题。
当年的娜拉长成了现在的卡拉，当她有条件有能力走出后，最终还是无法逃离。因为时至今日，我们要逃离的不是具体某个人、某段关系，不是男权或家庭，也不是某个糟糕的环境，而是生活。
是生活本身，让人无处可逃。
三
卡拉最终回到了丈夫克拉克那里。并一再为自己的出逃请求原谅。
即便从西尔维娅的信中不小心得知，克拉克很有可能是杀害弗洛拉的凶手，她忍着心口的针刺，仍旧留在他身边。
西尔维娅认为这次出逃也许能让夫妻二人关系得以改善，意识到自己真正的感情和对方的重要。
然而事实正相反，卡拉和克拉克之间不仅没有任何改善，反而陷入了更可怕的困境，往后他们只能在这些深重带有血腥味的谎言中周旋，彼此进一步回避。
卡拉意识到，被克拉克杀害不止一只羊。
18岁离开父母家时，她曾多么渴望拥抱真实的生活。到后来才发现，所有的逃离，不过是为了逃避真正的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