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一阵见一篇文章，《语文教材总主编温儒敏：批判性思维，是我们语文教学的弱项》，内容整理自观众的提问以及温儒敏先生的回答。
文章内关于“批判性思维”的讨论占比不大，也许“批判性思维”是中国教育与西方教育的对比当中十分突显的话题，也许编辑认为这是“语文教育的本质”，所以将其列入标题。评论里不少人附议，终于中学语文教育也开始重视批判性思维的培养了；也有人比较幽默，觉得自己语文学不好的原因在于自己批判性思维太强。
文章最后一个问题涉及到对北大学生的评价，温儒敏先生回答：“北大的学生总的看比较优秀，但也有很多很自私、胸无志向（只想着找个好工作），没有担当，而且读书太少、缺少批判性思维的人。我为他们感到可惜。教材会尽可能给学生以正能量的影响，但功能毕竟有限。”
我的疑问是，具有批判性思维的标准是什么？谁制定的？制定的基础是什么？如果这些看上去很优秀的学生依旧缺少批判性思维，如果教材的功能毕竟有限，那么这个标准是为谁制定的？如果在一个时代里，绝大部分学生都达不到这个标准，那么这个标准是否应该作为全部教学工作中着重突出的标准？
教中国社会学史的老师，布置期中作业后，讲了两句闲话：现在大家都在倡导批判性思维，我最反对的就是批判性思维。批判的是什么？批判的依据是什么？那些先贤的著作看过多少？
我不评判提倡抑或反对批判性思维的对错。其实他们对学生有着共同的期望——要有理性的思维方式，不要人云亦云。
很多时候“不是你在说语言，而是语言在说你。”任何评判都要使用知识工具，而这些工具是后天获得的。所以，批判性思维不是反对某种既有的单一的答案，况且反对的依据也可能是一种旧有的成见，甚至只是信手从别处拈来的结论。批判不等同于深度思考。
老师说他可以马上再开一门课，以一条完全不同的脉络讲中国社会学史。老师能够系统地对自己业已成体系的思想结果进行反思，建立在深厚的学养基础之上。批判性思维不是一种简单的结果的呈现，轻易断定一个人是否具有批判性思维，是否如同通过对一道题目的演算来判定这个人能否获得“诺贝尔数学奖”一样荒诞？所谓批判性思维，不过是在积累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对知识的把握的一个侧面。关键还是要有自己能够得出判断的基础，而不是先学一套培养批判性思维的理论模式。一部智能手机，应该先充满电，而不是只充了百分之十的电就不停地使用。温儒敏先生在其他采访中也提到，“应当把阅读放到首位”，并且没有固化的读书方式，很多书大可“不求甚解”。
学中国当代文学时，老师说他去国外一年半载回来，非常惊讶，学生的水平怎么提升了那么多。同事对他说，他们还不是用从另一门课上听来的另一位老师的理论向你发问，就想看你们撕起来。
上了大学，经常能听到不同的说法，比如一个老师认为文学是永恒的，他渴望在文字中不朽。一个老师会认为文学从来就不是永恒的，只是进入历史的一种文本。对同一问题有不同的理解，但他们都有各自的合理性。对此，我们要做出怎样的判断呢？
论从史出，一味倡导批判性思维不如倡导多阅读，进入文本当中去。在自己脑海中互相驳斥的思维，很多情况下它们并不涉及到自己的思考，你只是场地。
上中国现代文学史时，老师说很多人觉得中学应该少点知识性的有标准答案的试题，多点自由的发散性思维的内容，最好一张卷子全是作文，我倒是觉得别考作文了，最好全考知识性的内容。
其实，怎样在语文教学中将理性认识与感性认识结合好，是探索了很久的问题。中学教育一定要排出个名次来，那就不可能没有判卷的标准，有判卷的标准，老师学生们就不可能不去趋近这个标准。如此说来，那些看似自由的思想反正不保险，固定的知识反而受益终身。
我是没弄懂说了那么多年要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究竟是什么意思。怎么培养？判断的标准是什么？罢了，还是读书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