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开史书，参照而今，显而易见的是，古人的许多东西并没有真正遗留下来。肉眼可见的是生搬硬套的一些天地之理、物之自然、诗文经典，或是通篇礼法。说到底，其核心思想往往易被人们忽略。
何谓核心思想？无外乎亲国亲民、为人处世的基本法则。简明几字包罗万象，贯穿古今。曾子在《大学之道》中也有阐述，即——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身边曾有人质疑曾子的完人形象因其入仕后“得粟三秉”而得有瑕疵，称其“重禄而轻其身”。我以曾子入仕背景驳之；再者后来，齐楚晋三国请他做官，皆拒，彼时，难道不是“重身而轻其禄”乎？圣人考虑到的是“家贫亲老者，不择官而仕”，因此质疑之点如冥冥薄雾，庞大无根。
曾子毕生以“仁孝清正”立世，无疑通透地折射出中国近现代的国情。一切时代，任何国家，命运的走向都自然地引申到青年人的脚下。青年向哪里走，希望便向哪里去。从五四运动伊始，中国的青年开始迸发出蓬勃的生命力与昂扬的激情，这是一场青年面貌大更替的转折点，他们站在时代的交接处摒弃传统，迎接新生的所有事物。自清朝之前，读书人的思想一向受压，正如《诗经》所述——“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保守归根结底对应的是保身与慎微的处世之法。于是解脱出来的知识分子如释重负，便大话指其为“封建”、“裹足不前”；所遇不公不正，于己不利之事皆可骂其为“糟粕”、“腐朽”。慢慢地人们循迹发现，只要站在人群的制高处阐之新兴之述，那么理法自然而然顺势倾向，“封建”必然服从于“开放”。因此，沉默的那批人的思想也逐渐潜移默化，理所当然地接受来自精神原子弹轰炸之下截获的诸多便利。
任何事物都有好与坏，存在即合理。假设披上数学的外衣，等式双方皆乘倍数，得到的结果依然均等。那么是否可以引申为——存在的时间愈久，合理的理由也愈大？于是那些大骂“封建”的人又开始说，中国封建社会存在了上千年，即使有很多看似糟粕一样固化了的东西也随之被标榜为“真理”，套用到今日，未免有些愚昧可笑。在我看来，以前诸多的清明盛世所诞生的一切皆视而不见，才称得上是真正的愚昧可笑。
极端不是什么好事，无论是“封建过度”还是“开放过度”。当代青年反抗传统，急功近利，在社会经济结构形态剧变的背景下逐渐养成了“现实主义”的心理弊端，道德观与文化价值观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诸如“内心坦荡”、“胸怀天下”、“君子不器”、“群而不争”等“封建文化品质”慢慢顺从了“经济物质”。时代在变革中兴替，英国的“议会”如此，法国的“七月革命”如此，中国的“改革开放”也如此。这些带来繁荣盛放的机制，令我们难以坚守本心。
也许现实在表明，需要以一种新的冷静的眼光重新看待当今发展，客观分析社会心理和风气。我有我的看法。即使社会如何更易，真理不会更易，只是会被人们的利益至上所裹挟一时。数亿年之后真理仍是真理，哪怕人类已不存在，真理是不会覆灭的，它永恒地存于天地之间。
真理所蕴含的就多了，心学、理学，足够研究一辈子的。如此看来，“明明德”也是十分广义的，在这里，只着重概述“清正”。
“清正”这个词最早语出《淮南子·说山训》中：“水定则清正，动则失平。”扼要地阐明了“动不如静，浊不如清”的真谛。但在一片浑水中，往往很难独善其身。沉默不是那么好做的，想保持清正更难如登天，因此到最后也搞得一身臭泥，想甩都甩之不去。一些原本身上有臭泥的人破罐子破摔，自诩“为民造福”，于是更加“造福”，无奈自身命相太过有福，以至于“所造之福”都被自身吸了去。保持沉默或想保持沉默的人如水上浮萍，想说但没机会说，或是说之无益；而水下扎根于淤泥中的大多数，无论所言所为，岸上的人听之不见，摸之不着，于是对其恭敬有加，敬而远之。
朱自清先生的《论诚意》开篇即说：“诚伪是品性，也是态度。”当代人匮乏一种良好的处世态度。很多原本对立的东西也能结合到一起去，形成了“正反皆可”的天方夜谭。先秦时代早已远去，也不存在众多诸子百家，思潮主义归于一统，因此站在高处的人打着同一信奉的旗号登上舞台，彼此心照不宣，不敢说“卑之无甚高论”，这一点上他们做得确实无懈可击，“妙笔”可以“生花”，但行迹无法掺假。中国的“世故”文化害人不浅，“不知世故”要被骂得体无完肤，被诟病“不会做人”，于是工作者们广与人情交融。实际上“知世故”最为无情，其功力可扭转乾坤，颠倒黑白，受害的是一些不在情感施舍范围内的无依靠的单背景人。
实际上，谁都可以标榜自己“清正”这个词，因为清正其实很容易，在社会法则的导向下，不清正也清正了。但是，我一向觉得，有原则和底线的人是极其难得的，自然，有原则和底线的清正就更凸显珍贵。乍看之好似相同，实际上，带不带前缀，差之千里。
我曾看到这样一个词，“优孟衣冠”。令我不解的是，在辞典的释义中却将它划分为“贬义”，更啼笑皆非的是，与“东施效颦”、“邯郸学步”等词近义，堪称上下五千年含冤最深的词汇之一。它本出自司马迁先生的《史记·滑稽列传》中，《滑稽列传》那是什么书啊？英雄列传啊！与泛泛之词相提并论实在有辱格调了。“优孟衣冠”堪称美谈，背后却在影射另一个人物，楚令尹孙叔敖。此人虽贵为令尹，地位显赫，可死后竟无一寸棺椁，儿子以打柴度日；优孟听闻此事，身着孙叔敖衣冠摹仿其神态，令楚庄王及左右不能辨，后献上一首《慷慨歌》，曲音落罢，满座无不泪染襟裳。孙叔敖一代明相，兴修芍陂，灌田万顷，宽刑缓政；在生活上却轻车简从，吃穿简朴，儿不衣帛，马不食粟。《循吏列传》赞曰：“三为楚相，施教导民，上下和合，世俗盛美，政缓禁止，吏无奸邪，盗贼不起。”有必要说的是，孙叔敖在《循吏列传》中位列第一，不难看出他的品性。
这里顺便提一下《慷慨歌》，大多不为人所知。我曾深入品读过，看似有些铺陈夸饰的嫌疑，实则行云流水，一以贯之，直抒胸臆地向我们表达出“贪吏难做，清吏更难做”的世间真理。为什么难做？本质意义上无非就是企及不到预期的结果。
海瑞与孙叔敖同为治水名臣。隆庆年间，海瑞刚升至应天巡抚便遭遇江南水患，造成“无从取民，饥民汹汹”的难堪现状。水势之害，首在吴淞。夏元吉在其所著《苏松水利疏》中说道：“前代屡疏导之。然当潮汐之冲，泥沙淤积，屡浚屡塞，不能经久。”水灾固然利害，但“懒政”才是根源，各级官员“问之水利，茫然无知”。海瑞当即颁布《督抚宪约》，节俭成本，抚之于民，以工代赈，事必躬亲。不仅直面解决了水灾之害，更间接善后了灾民无可养的局面。
海瑞的清正有些可怕，可怕到民间流传他赐死了女儿，暂且无从考证，权当是空穴来风。他一生刚正不阿，不畏权势，清明廉洁，从而留下与包拯同一“青天”的美誉。大多数人套用以上词汇未免太过奢侈，照我的看法，这些个为数不多的例子便是“有原则和底线的清正”，完人和圣贤总是凤毛麟角的。
无独有偶，海瑞死后，家中窘境与孙叔敖无异，史书有载——搜出“俸银八两、葛布一端、粗衣数件”，囊中羞涩到手无余财，无法安葬。利益关系总有伙同，也总有对立，由于他的清正，造成绝大多数的臣工心怀怨恨；由于他推广的“一条鞭法”，致使地主阶级利益受损。他死以后，利益链平衡，人情网和缓。但真知灼见的是——海瑞治一方，“财政有财”，“赋税有税”，“灾年无灾”，“富甲一方”，只是这些人嘴上不肯言罢了。
奢求以完人和圣贤的标准去校定所有人是幼稚的。有些人生来便带着刚性，此刚性便是清正之气；后天的弥补微不足道，况且经过人情世故的历练，本来的刚性也会被逐渐蚕食，从意志中剥茧而出。追名逐利似乎是普通人的本分，毕竟人人心中若都清白，社会便可摒弃规则章程。正所谓“心中有度，心外无度”。但我们不该忘却的是，这些先辈在呕心沥血地教导我们一个真理——修合无人见，存心有天知。
说到这里，我想表达的是，很多人自诩为“清正”，却不是真正的“清正”，他们可将“浩然正气”，亦或“人中豪杰”等字样悬于高堂，安放在最显眼处，然而所行之事不副其实；而真正清正的人，不会在意所谓虚伪的俗套，何时何处皆问心无愧。这就是“清正”与“有原则底线的清正”的本质区别。一诚一伪，自在人心。
前年我曾旅经杭州，并依次游历了多处景观，却唯独轻忽了“于谦祠”，之后想来，甚是羞愧。西湖十景的风光旖旎，雷峰塔顶的霞光万道，灵隐寺内的幽深古远——如此相比，白墙灰瓦，朱漆大门，一代沉寂的伟人公祠委实单调。后来，我专程拜访，依旧是门庭冷清，一如以“清正”立世的那小部分群体的寂寥。
时至今日，有谁还能记起于谦先生留给我们的那句托物言志的警世名言？
书本上一边教化我们如何清白，书本外却在另一边教化我们如何截取捷径。多数人的本意只想做个观水者，无奈身处水中，不知不觉也被浸湿多少。这历来是件很悲哀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