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对一个国家和民族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我们提起古代就认为教育规模小，因为当时文盲非常多。

不过中国古代的统治者们对教育也非常重视，各朝各代对教育的理解都有很多有意思的特点。尤其是对于古代“学校”的发展，更是有着一番不一样的历程。

我国早在夏朝就已经有了学校，这个说法是孟子提出的，他说过夏朝对学校的称呼为校，商叫序，周叫庠。

不过之所以要这样说，是因为到目前为止，我国拥有实物佐证的学校最早只能推到商代。而且孟子说的“序”是商朝教育平民子弟的学校，贵族子弟上学的地方叫做“学”。

有个让人意外的知识点是，早在商朝就建立了盲人学校。因为在商周时期，祭祀是一项很重要的社会活动。祭祀过程中需要奏乐，商朝一般选定盲人作为祭祀乐师，因此出现了官办专门教授盲人音乐的地方。

到了周朝，教育体系更加完善，尤其是周公为首的领导集团制定了周礼，等于建立了一套官方制定的全社会道德标准。为了让这套政策得以延伸到基层，周代设立国学和乡学两种教育机构。

国学是中央政府设立的官学，无论是地方诸侯还是周天子，他们都要上学。其中天子（或太子）上学的地方叫辟雍，诸侯上课的地方叫泮宫。

所谓的“辟雍”就是正中央的教室，四周有水池环绕。诸侯的教室只能环绕半圈水，“西南为水，东北为墙”，按照字的意思，曰泮。

那么教室就是教室，怎么还会强调正中央呢？难道还有别的位置的教室？事实上还真有。我们现在是在一间教室学习不同的课程。古人是按学科的不同在不同地点上课，有点类似于现在的青少年宫。

学校南门附近的教室主要学习音乐和舞蹈；北门教授典籍和书法；东边学习干戈，考虑到那个时候没有武术，兵法又很少，教学内容应该是使用兵器和跳战舞；西边学习周礼。

由于最中央的教室“辟雍”为最尊，因此周王朝的学校也统称为辟雍。

乡学的格局设计与国学差不多，唯一不同的在于教学内容的侧重点。周朝的教学内容包括：礼（规章制度）、乐（音乐舞蹈）、射（射箭）、御（骑马驾车）、书（历史）和数（数学）。以上便是六艺。

其中国学以诗书礼乐为重点，目的是培养贵族；乡学则是书和数。为了培养道德高尚，能为社会作出贡献的人。

夏商周不存在私塾的概念，所有学校都是官府负责主办的。

到了春秋战国，教育体系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底层的学生已不再满足于学习历史和数学，他们也希望像上层贵族一样身兼六艺技能。

经过春秋时期的逐步发展，战国时期私学的规模已经可与官学并重了。在一些地方，诸侯国君将私学的老师、学生招纳到官学学府讨论学术、思想。齐国的稷下学宫便是当时官学与私学并存的代表。

为了管理私学的人，官方专门设置了一个名为“祭酒”的职位。荀子就是在担任祭酒的时候写下了著名的《劝学篇》。

到了汉朝，统治者集中了大量资源兴办官学。其中，中央政府主办的官学包括太学和鸿都门学。前者是西汉时期建立的，高峰时学生达到了3万余人，甚至匈奴都派人前来学习。

鸿都门学是东汉成立的，如果说太学是大本，那么鸿都门学就是艺术大专，主要是为了培养文化艺术人才。

地方政府主要是郡国学和更基层的教育机构。“郡国学”是有区别的。在中央政府直属管理的郡内成立的学校叫郡学，在藩国设立的类似学校叫国学。

郡国学相当于现在地级市的重点中小学，汉平帝有感于基层官学的薄弱，下令在县一级成立官学，名为“校”、乡镇一级成立“庠”，村一级的叫“序”。

确实有点出乎人意料吧？在文盲率超过95%的古代，村一级都曾经出现过官办的学校。

魏晋南北朝由于战乱不断，官学时兴时废，国家的教育程度有所削弱。晋朝的官学很有特点，在传统太学之外另外成立了国子学，后者只招收五品以上官员的子弟入学，太学则要六品以下的。堂堂教育机构与门阀制度进行了挂钩。

南朝的刘宋首创“大学分系”，官学分为儒学、玄学、史学、文学四个发展方向，从培养全能型人才变成专家型人才。

隋唐实现了天下大一统，从而加强了官学的规模。这其中以唐朝最为特别。首先官学分为直系和旁系两种类型。

直系又分为大本和专科，大本包括国子学、太学和四门学，我们可以理解成是3个重点高校。专科有律学、书学和算学，重点培养专项人才。

如果你认为旁系的大学不如以上6个学校就大错特错了。旁系大学分别是弘文馆和崇文馆，前者是门下省直属高校，后者是东宫太子直属管理。

这两个地方还不是谁想去都能去的，入学资格只限于皇亲国戚和三品以上官员的子弟。因此我们可以理解为，在唐代旁系官学要高于传统意义上的高校。

明清时期的特色就是把之前只用于管理学校的行政机构国子监变成了国家最高学府。由于网上对明清时代官学介绍的文章很多，在这里就不做解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