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童年的消逝》是美国媒体文化研究者、批判家尼尔•波兹曼于1982年出版的人文社会类著作。该书主要讲述了在成人和儿童共同成为电视观众的文化里,政治、商业、教育等最终蜕变成幼稚和肤浅的弱智文化,人类的文化精神逐渐枯萎。该书的主要影响不在于断言童年正在消逝,而在于提供了一个解释这种现象何以产生的理论。
在《童年的消逝》里,波兹曼运用他对心理学、历史学、语义学和麦克卢汉学说的常识和深刻见解,颇有说服力地阐述了一个触目惊心且颇具独创的论题,即童年的诞生,是因为新的印刷媒介在儿童和成人之间强加了一些分界线,而在电视之类媒体的猛烈攻击下,分界线变得越来越模糊,成人的性秘密和暴力问题转变为娱乐,新闻和广告定位在10岁孩子的智力水平。这也是一份内容翔实、令人震惊的警世书。
正文
印刷时代——童年的发明
本书讲述童年的起源,认为“童年”概念经由印刷术的出现与书籍的普及被人们“发明”,所以说从某种意义上讲是“印刷术创造了童年”。中世纪以前没有儿童的概念,当时的社会交往以面对面的口头方式进行,“在口语世界里,成人的概念并不存在,因此,儿童的概念就更不用提了”,成人的秘密不封闭,儿童生活在一个和成人一样的环境中,他们从未拥有过“童年”到了十五世纪中叶,印刷术的出现“发明”了童年,使得原先把持在僧侣教士、抄书匠手中的知识得以流传到平民百姓之中,印刷文化建立了儿童与成人之间的信息等级制度,树立起成人的权威,“成年人是指有阅读能力的人;儿童则是指没有阅读能力的人”,文字印刷成为主导性的传媒将成人与儿童隔离。印刷也使每一个个体得以自我思索,在阅读书本的同时,也阅读自己的心性,人们产生了“印刷给予我们自我”这种强化的自我意识。所以,印刷术带来的书本学习与个人主义使“童年”的概念产生。波兹曼认为1850—1950年是童年发展的高潮期,儿童此时接受教育,拥有了社会地位。
电子时代——童年的消逝
第二部分讲的是在现代社会,由莫尔斯的电报世界到电子影像的转变瓦解了童年赖以生存的文化环境,促成了童年的消逝。电报以其快速性、匿名性“使信息变得无法控制”,而电视更是“侵蚀了童年和成年的分界线”。电子媒介是一种直观的文化传播媒介,它传递的信息人们几乎不需要任何文化培训就可以获得。“电视节目不需要以‘儿童’和‘成人’来进行分类⋯⋯出现这种情况,不止是因为电视的符号形式在认知方面毫无神秘可言,而且是因为电视机不能藏在柜子里或放在架子上束之高阁,让儿童够不着,即电视的外在形式,跟它的符号形式一样,不能使它具有排他性。”于是在这个信息肆虐、良莠不齐的时代,“我们的孩子还没有提问,就被给予了一大堆答案”。电视是一种“毫无保留的媒介”,儿童将越来越多地了解到成人世界的秘密,他们的羞耻感消退,行为变得日趋成人化。“没有什么是神秘的,没有什么是令人敬畏的,没有什么是不能在大庭广众下展示的”,波兹曼以忧虑、沉痛的心情论述童年。儿童歌曲已经不见,儿童游戏在消失,类似于成人的商业化和职业化的“少年棒球联合会”出现,甚至越来越多的儿童参与了酗酒、盗窃等犯罪活动。另外,电子速度也否定了人类感官的存在。电视媒介把我们带入一个与他人同时共存但又转瞬即逝的世界,它泯灭了个人风格,使儿童失去自己的个性。波兹曼认为个性才是童年概念产生的土壤,没有了个性,童年概念不复存在。在这高技术、低情感的环境中,童年就这么结束了,与之相伴的是电视不仅驱使儿童过早进入成人世界,同时也使成人变得幼稚化,成人与儿童之间的界限模糊起来,造成了畸形的儿童与成人。尽管波兹曼认为到现在大部分家长还没有对儿童生活予以必要的关注,但在全书结尾处,他还是对解决童年危机问题表达了殷切的期望,他坚信“那些坚持住童年的人将完成一个崇高的使命”。
童年与成年之间界限标准
从波兹曼的论述中,可以将判断童年与成年之间界限是否存在归纳为以下三个标准:
(1)信息控制权
信息控制权是判断童年与成年之间界限是否存在的重要标准之一。在未广泛应用印刷术之前的口语世界里,成人和儿童接受着同样的信息,只通过口舌就能相互理解,因此并无成人和儿童的概念之分。在印刷时代,识字能力越来越受到重视。“有无阅读能力成为区分成人与儿童的重要标准,儿童必须接受教育,才能成为成熟的成人。”成人了解儿童无法理解的文字世界,拥有阅读能力的成人拥有了主要的信息控制权,而没有阅读能力的儿童难以像成人那样掌握更多的信息,他们必须通过成人所设置的不同等级的知识系统,通过学习识字进入文字印刷排版的世界,在学习中逐渐拥有掌握信息控制权的能力,这也是他们成为成人的过程。而到了电视时代,电视所传递出来的画面并不是只有拥有文字阅读能力的人才能理解,儿童和成人都可以通过“看”去接受信息。由于理解电视并不需要任何的训练,儿童接受信息的顺序不再是按照之前所划定的不同等级的知识,接受信息的顺序发生变化,接受信息的内容和种类也有所改变。电视节目的观看者无法具体以“成人”与“儿童”进行分类,因此信息控制权从成人逐渐转移到所有人都能拥有,电视的无排他性在无形中使得儿童与成人之间的界限慢慢被侵蚀。
(2)秘密与羞耻感
羞耻感是人类文明进步过程中必不可缺的要素,试图掩盖秘密的羞耻心也是区分成人与儿童的重要标准。口语世界里,通过语言就能明白秘密,成人与儿童生活在相同的社会范围内,二者之间的界限并不存在。到了印刷时代,识字的社会成为羞耻感萌芽的肥沃土壤,人们的自我意识增强,也开始思考有关控制身体的问题。文字中有着关于成人的性、暴力、疾病和死亡等社会关系,还没有学会识字的儿童无法得知成人所知晓的秘密。通过礼仪教育,被一些学者称为“野蛮人”的儿童的羞耻感慢慢被诱发出来,并将其转化为一系列道德规范。儿童接受文明教育,分阶段接受成人世界的秘密,直到“性启蒙”结束且懂得举止得体才能成为成人。而在电视时代,电视把整个文化“公之于众”,向儿童直接地平等地展现了成人世界包含有秘密的全部内容。信息传播方式也改变了之前的历时性,共时性和即时性大大增强,因此曾经成人所了解的社会的黑暗面也被儿童所知晓。秘密的揭示与羞耻感的忽视,使得儿童与成人之间的信息差距越来越小,儿童与成人的秘密边界也逐渐被侵蚀,二者间的界限逐渐模糊。
(3)思维方式
英尼斯说,“思维方式是传播技术产生的结果之一。新的传播技术不仅赋予人们新的思考对象与内容,也给予人们新的思维方式。”童年与成年的界限因媒介技术的发展而产生、消逝,因此思维方式也是判断童年演化的标准之一。印刷术时代,文字的排列与书籍的印刷与储存改变了口语时期人们的交往与社会基础,理解文字要求较强的抽象思维能力,由此带来了抽象的线性世界,也加强了人们的逻辑思维能力。成人往往比儿童拥有更强的理性思维与抽象能力,童年与成年的界限也就诞生于这样的思维符号环境中。电视等一系列技术的产生带来的“图像革命”使得之前的符号环境慢慢瓦解,图像思维不再强调线性、理性的逻辑思维,而是要求人们诉诸感情,而不是缜密的思考,形成了直观式的思维方式。电视将生活很多方面都变得娱乐化、具体化,使得人们的智力下降。
总结与思考
本书开篇就吸引人的是我们未曾思考过的问题:童年的概念从何而来?它又如何正在飞速消逝?在中世纪的时候,童年的概念是不存在的。孩子们生活在以口语沟通的世界里,有机会接触该文化中几乎一切成人的方式。这种局面直到印刷术的出现才被改变,成人世界开始和儿童世界分离,阅读时代的开始成为童年的摇篮期。被儿童所厌恶的学校出现了。所有人开始认同儿童不能共享成人的语言、学识、爱好和社交生活了,在整个西方世界,童年的概念就已然成为社会准则和社会事实。
到了19世纪和20世纪,出现了关于童年的二重奏。洛克认为儿童是未成形的成人唯有通过识字、教育、自我控制和羞耻感的培养,才能把儿童改造为成人。对于洛克,这是个增加的过程;而对卢梭而言,恰恰相反,教育是个减少的过程,问题出在畸形的成人上面。不管怎样,书籍阅读文化把童年的年轮刻画得如此细致,以至于几百年来孩子们都必然过着非常接近的生活。然而,自从有了电视,信息等级制度的基础就崩溃了。之所以说童年在消逝,就是因为在如今的信息环境下,很难再有秘密可言,一览无余的媒介迅速改变着孩子,童年这个词从概念上就要退出舞台了。因为我们的孩子们还没有提问,就被给予了一堆答案。于是出现了成人化的儿童,儿童化的成人,他们被电视广告的内容吸引,从同样的电视节目里发现比真实更吸引的虚幻人生。当印刷品的阅读意味着一个放慢速度的头脑时,对电子信息的接受则意味着一个加速的头脑。在娱乐的世界里,智力开始单一化,成人和儿童的概念同时都在萎缩。于是童年的消逝就伴着青春期的无休止蔓延一同成为文化的产物,并且反过来再影响所谓文化的走向。
儿童不是在成为大人的过程中,丧失了童年,而是随着媒介的不断地发展,减少了与成年人之间的界限,从而才失去了童年的。是的,媒介的发展使得儿童很容易的接受到比成人更多的信息,尤其是现在网络的发达,儿童对于新鲜事物的接受能力是远大于成人的,所以从知识文化的层面上来看,有很多儿童是超过于成年人的。成人世界的故事再也不是也不可能是讳莫如深的秘密了。本书的最大的意义在于警示我们,技术发展是无法倒退的,时代也是无法倒退的,如何使得在科技发展的同时,也能促使人们去深入思考,放下那些快餐式文化的思想侵蚀,让儿童可以拥有童年,远离纷繁复杂的网络社会,让儿童保存他们应该拥有的天性,而不是看着现在儿童和成人的混杂,儿童越来越像成人,甚至被大人用夸赞的口吻说“小大人”,成人越来越像孩子,他们卖萌,他们甚至穿上了童装,并认为那是美丽可爱的象征。我们不反对一个成年人仍然保有童真的心,但是每个年龄都有他要界定的标准,就像这个社会要有不同等级层级的界限一样,是的,要维持这个社会正常的运转和发展。所以我们现在应该做的就是,从文化中反思,而且过好我们应该过好的每个年龄阶段,不要逾越,也尽量不倒退,只有做到对现在无怨无悔,才会不在该到的年龄做不符合年龄的事情。
媒介不应该是阻碍文化发展的,它应该是促进文化发展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