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伤疤，大概每个知青都能如数家珍般地在身上找出当年因各种原因留下的几处“历史遗迹”。我手上那道歪歪扭扭的刀疤，就是麦收时镰刀给我留下的“念想”。
麦收是个拼体力的活计，为了节省体力，我们往往都把镰刀打磨得锋利无比。不仅割麦子省力，副作用“割肉”同样也利落不含糊，一旦被镰刀不慎碰到身体的某个部位，肯定难逃皮肉之苦。
一次麦收时我不幸中招，手被镰刀割破，血从那道又深又长的伤口中呼呼冒出。我忙紧按伤口向连卫生室跑，而且边跑边琢磨：如果连里处理不了，还得去团部医院，真麻烦！
连卫生员罗大夫，平时医疗范围只限打针开药，人送尊称“罗药”。罗药一看伤口，当机立断：“做手术，缝针！”听这口气，他好像很有底气，估计医术不错，我顿时心里有了底。但罗药马上又接了一句：“不过我从来没做过缝针手术。咱们试试？”闻听此言我的心立马又悬了起来。不过情急之下，也顾不了许多了，心一横，试就试！否则赶到十几里地之外的团部医院，血流得就不知还能剩多少了。
见我咬牙同意了，罗药便打开医药柜找家伙什，准备动手。还别说，别看罗药从没做过手术，但手术必用的针头线脑却备得既专业又齐全。估计就是因为一直缺乏一只“小白鼠” ，才没有机会“理论联系实际” 。
以前我的手曾患过腱鞘炎，下乡前在协和医院做的手术，所以多少知道一些缝针过程。于是病人医生分工合作，我动嘴他动手。不知道该打多少麻药，就试探性地先打一点麻药，缝一针；疼的厉害，就再打一点麻药，再缝一针……。落针之处也是我俩共同探讨逐一确定。就这样陆陆续续打了四次麻药，缝了四针，我俩商商量量地终于把手术对付完了。手术中血顺着胳膊流了一桌子一地，这时刚好有个男生进来看病，见此情景吓得喊了一声“妈呀！”转身就跑。
手术虽说做完了，但能否不感染顺利恢复还是一关。当时兵团医疗条件比较差，即便在医院动手术也经常发生伤口感染的情况。一名住过医院的同学曾向我们描述过旁观伤口感染者换药的恐怖情景：有个北京知青因打针感染，屁股上烂了一个大窟窿，里面用药油沙条填满。每天换药时，当医生把原来的油沙条夹出后，臀部便瘪下去一个大坑，肉烂得只剩一层皮。当再塞进新药油沙条时，因窟窿太大太深，半盘子油沙条都填不满。病人疼得直颤抖，换完药衣服都已被汗水湿透。旁边的人看得心惊肉跳，晚上直做噩梦。令人痛心的是，这种毛骨悚然的换药场景，不止一次在医院上演，不知有多少知青曾经经历过这种难以忍受的痛苦。
说实话，我不怕镰刀割手，也不惧缝针手术，只担心伤口感染后受活罪。罗药给我缝针时只用酒精和碘酒大致处理了一下，而且也不知罗药是否消毒了双手，如果伤口感染后果难测。不过以当时的医疗条件，也实在无法讲究，只能听天由命。
不过还好，我运气不错，缝针后伤口不但没感染，居然还渐渐愈合了。罗药特高兴，说他终于做了一例手术，以前只有理论，这次真的付诸实践了。看来我这只“小白鼠”还挺有功劳。
不久之后，看伤口长得不错，罗药便给我拆了线。谁知好事多磨，不知为什么，伤口又裂开了，像开花馒头般绽开。没办法，又不能二次再缝针，我只好天天小心翼翼地捧着那只伤手，祈祷各路神仙保佑，让伤口快些封口，千万别感染。大概心诚则灵，慢慢地伤口又一次愈合了，终于彻底从“开口笑”变成了一条蜈蚣状的疤痕。
在养伤期间，因不能出工，我被连里派去医院护理一名被蛇咬伤手的病号。我俩一人一只伤手，废物利用，负负得正，正好互相扶持共度难关。
现在每当看到手上那道歪歪扭扭的刀疤，我眼前就总是浮现出罗药那志得意满的笑脸。闲时细细端详两手，感觉挺有意思。一只手上有北京顶级医院协和大夫缝针的刀口，另一只手有连队卫生员罗药的杰作，两手伤痕交相辉映，体现了我国不同层次的医疗技术。虽技艺有高下，但都及时有效地解除了我的伤痛，也算运气不错。
半个世纪过去了，如今细数知青们身上的伤疤，每一个都可以讲述一段故事，因为那都是抹不去的知青岁月之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