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代，法国年鉴学派宗师级人物、当时世界上最知名的大学者之一布罗代尔，曾专门抽出很长时间，特意给法国中学生写了一本历史教科书，这本书就是《文明史：人类五千年文明的传承与交流》。
布罗代尔说：“我写这本书，旨在让我们的年轻人不论未来将会从事何种职业，都能初步了解经济与社会的现时问题，初步了解世界的重大文化冲突，初步了解人类文明的多样性……总之，在理解历史的同时，直面他们即将生活于其中的世界。”
然而，第一流的学者花费时间给中学生写入门读物，虽然受到无数人的称赞，但这其实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
布罗代尔的这本《文明史》后来成为经典，享誉世界，并一版再版，但作为中学教材来说，它却是“不成功”的，因为对于大多数年轻人而言，要读懂这一本确实很了不起的书，实在有点难为人。所以，很快，就连法国人也悄悄从历史教材销售目录中，取消掉了这本他们引以为豪的大学者写的书。
当然，第一流的学者给中学生写教材，也有成功的例子。早在布罗代尔之前，1930年代，被誉为二十世纪中国新史学的开山大匠之一的张荫麟，就曾写出了享誉至今的中学历史教材《中国史纲》，直到今天，不少读过这本书的人依然对张荫麟顶礼膜拜，认为这本书乃是所有中学历史类读物中最好的，没有之一。
张荫麟，广东东莞人，出身于书香世家。二十世纪前半期的中国史学界，最负盛名的广东籍人物有二人：梁启超和张荫麟。
梁启超是近代中国首屈一指的大思想家、大政论家、大文豪，著作等身，张荫麟因为英年早逝，生前只留下了一部专著，要说这两人的成就完全不在一个数量级，没法相提并论，但因为一些因缘，后世还是经常把他们放在一起叙述。
学生时代，张荫麟曾考入清华学堂学习，此时，梁启超已是国内学界稳坐头几把交椅的人物。1923年，18岁的张荫麟在《学衡》杂志上发表自己的学术处女作《老子生后孔子百余年之说质疑》，对梁启超的相关论说提出驳难。梁启超读到该文后，十分赞赏，并多次在公开场合说张是不可多得的史学天才，将来必有所成就。从此，张荫麟一举成名。
张荫麟清华毕业后，又到美国斯坦福大学攻读西洋哲学史和社会学，留学4年之后提前回国，接受清华大学的聘请，担任历史、哲学两系专任讲师，并兼北大历史、哲学课。
此时，尚处于学术积累期的张荫麟虽没有发表任何专著，只有若干小文章问世，但国内史学界与他交往过的大佬和同辈，却都众口一词，对他交口称赞，甚至有人称“张荫麟是中国学界的一个国宝”（报界大佬王芸生语）。“国学大师”钱穆，亦盛赞：“中国新史学之大业”，当由张荫麟完成。
而张荫麟也颇为自负，于1935年受国民政府教育部委托编写中学历史教科书之际，打算开始一展其长才。
在这部书的自序中，张荫麟用诗一般的语言叙述了编写这本教材的使命和宗旨，至今读来尤令人热血澎湃。
“现在发表一部新的中国通史，无论就中国史本身的发展上看，或就中国史学的发展上看，都可说是恰当其时。就中国史本身的发展上看，我们正处于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转变关头，正处于朱子所谓‘一齐打烂，重新造起’的局面；旧的一切瑕垢腐秽，正遭受彻底的涤荡剜割，旧的一切光晶健实，正遭受天捶海淬的锻炼，以臻于极度的精纯；第一次全民族一心一体地在血泊和瓦砾场中奋扎以创造一个赫然在望的新时代。”
最后，张荫麟表明著史的目的，要以“明国族绳绳之使命，庶无馁于任重而道艰；表先民烈烈之雄风，期有效于起衰而振懦”。
为了写出对中学生有益、对世道人心有用的教材来，张荫麟下了十二分的苦工，曾亲见其写作的人说：“《中国史纲》一书是呕心沥血的著作，他常常工作至午夜以后，因此就深伏了病源。本书价值，识者自有公评，即就文字而论，亦用力至勤。世人多惊羡其文笔之粹美，以为胜过一般文学创作，不知其字字珠玑，皆为潜心涵泳几经锤炼而后成。”（著名历史学家地理学家张其昀语）
1940年，历时数年写作的《中国史纲》（上古篇，止于东汉开国）出版，其优美的文辞、生动的叙事、透彻通达的思想，处处透露出作者的才情与用心，于是，一本中学教科书，却很快就被无数学人当成了经典。
我们不妨读读书中点评春秋战国诸国争霸的一段：
“春秋时代的历史大体上好比安流的平川，上面的舟楫默运潜移，远看仿佛静止；战国时代的历史却好比奔流的湍濑，顺流的舟楫，扬帆飞驶，顷刻之间，已过了峰岭千重。论世变的剧繁，战国的十年每可以抵得过春秋的一世纪。若把战争比于赌博，那么，春秋的列强，除吴国外，全是涵养功深的赌徒，无论怎样大输，绝不至卖田典宅；战国时代的列强却多半是滥赌的莽汉，每把全部家当坐孤注一掷，每在旦夕之间，以富翁入局，以穷汉出场，虽然其间也有一个赌棍，以赌起家，终于把赌伴的财产骗赢净尽。”
这样的文字，这样的史才史识，不仅当时，就是现在，也不做第二人想。
可叹的是，天妒英才，就在张荫麟打算陆续写出后面的篇章时，竟一病不起。因抗战时期环境艰苦，缺医少药，后世并不算很难治的肾炎症，却让中国学界顿失一重镇。1942年10月24日，张荫麟在遵义病逝，年仅37岁。
闻到噩耗，其友钱钟书悲痛不已，以诗悼之：“清晨起读报，失声惊子死。天翻大地覆，波云正谲诡。绝知无佳讯，未忍置不视。赫然阿堵中，子占一角纸。”
师长辈的陈寅恪也写下《挽张荫麟二首》，其一曰：“流辈论才未或先，著书何止牍三千。共谈学术惊河汉，与叙交情忘岁年。”
大学者熊十力感叹道：“荫麟方在盛年，神解卓特，胸怀冲旷，与人无城府，而一相见以心。使天假之年，纵其所至，则其融哲史两方面，而特辟一境地，恢前业而开方来，非荫麟其谁属乎？”
然而，随着张荫麟病逝，未完成的《中国史纲》也就成为绝响。直到今天，不少学者提到近代人写的中国通史，还是首推这部止于汉代的《中国史纲》，鼎鼎大名的钱穆《国史大纲》尚排其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