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级期间

  肖家湾路口是107国道由驻马店市进入信阳市的第一个十字路口，現在是北京路与长安路的交叉路口。

  大办钢铁期间它是小土炼铁炉最多的地方。经过八年的时间，小铁炉消失了，稻田消失了。

  路口处的东北角建成信阳专区建筑公司的总部住所；西北角仍是原来建的一座男女干厕；西南角是信阳县供销社建的平房，用作土特产门市部；东南是一个大水塘，水塘边上成堆的垃圾，原来的驿道成了下雨水洼连成片，天晴尘土飞扬。

  专建公司第一施工队的住所座落在路口向北约500米的地方，临街没有商业用房，从两排南向的平房的中间进院，院子东、南、北三面都是平房，所有的住房门都朝院子开，西边有条向北的路，路西边院墙上开了两扇大门，进门又是一层院，院内零乱堆了一堆从工地上退回的脚手架、木模板和材料。内院的南侧是宽大的食堂。西侧是贵重的建筑材料倉库。

  我走进大门看了看库房院，没发現办公室的牌子，就沿着北向的路继续向北走，迎面是一排东西方向的很长的平房，为了描述易懂，咱们就叫第三个院，或者是有办公室的院。因为办公室设在这排平房的偏西的三间房里。

  我为什么不称为第几层房院？因为北京四合院很规整，例如和坤的老四合院及内蒙古新建的孝庄皇太后故居都是南进大宅门后，南北有五“层”院。而专建公司第一施工队的院落实在无法用“层”描述，只能按照功能来表达，即“工人院、”“材料倉库院，”“办公室院。”

  书写“ 信阳专署建筑公司第一施队”的大木牌挂在一间平房的门口。牌子比门高，让人觉得有些不舒服。

  本来心里就很憋屈，看到不匀称的单门和木牌子，我开始想打退堂鼓，埋怨自己在劳资料那句多余一的话。同时想起了廖二爹一句鼓励的话：“想往高处走，必须自己努力爬！”

  进屋。迎面墙上贴着一幅毛主席的标准像，东西两侧墙上各开有两扇门。四个门上钉着“党支部、”“主任、”“预算、”“会计，”等四个牌子。

  我走进主任办公室，双手把公司的派遣信递给了主任。乘主任拿着派遣信往日记本上抄录信息的空，我观察着主任办公室，该办公室实际只有半间屋长，约3.5米乘3.5米，正对着门的墙上挂着施工队主任职责的镜筐，对着窗户的墙上挂着第一施工队年度工程进度计划表，表上有工程名称、工作量（万元）、计划工期、形象进度等项目。

  我对着“工作量（万元）”项目”和“形象进度”项目两栏，百思不解。

  主任室里一张两斗桌，一张靠椅，一张可坐三人的长木条椅，一个洗臉架上放有臉盆、香皂和毛巾，一个开水保温瓶三个印有专建一队字样的搪瓷杯。

  主任简单地问了问我家庭住址和住房问题，口中自言自语的说“好、好不要住房就好。”然后让我先回家休息，下周一开始集体学习。

  进国营企业当工人的关卡过完了吗？

  实际上还需过政治审查关和金钱关。

  在家几天就是拉拉二胡，打打揚琴消磨时间。

  王家大院里的居民已经成了多姓氏的大杂院了。

  在学校向河滩种树时，我把多余的柳条带回一枝插在院里，离开北墙约1.2米的地方，真是无心插柳柳成阴！

  我在柳树成阴的地方，利用每天在街上拣來的碎砖和工地多余的不成卷的油毡，搭了一个可遮挡雨水而无法挡风的厨房。

  星期一早上八点以前我赶到一施工队，一个年轻的老工人把我领进办公室西边的，没有挂牌的三间屋子里，屋里的摆设像会议室，西山墙上挂着一牌大黑牌，象讲台的地方放一个桌子，其余的地方排放着一排排的条橙。墙上挂着几副建筑工地上常见的标语口号。

  房间里不到二十个参加考级的人，我们都是在信阳市各工地滚爬过來的泥巴匠、木匠、油漆匠，相互认识，相互打了招呼，人声鼎沸。

  施工队主任领着两个工人抬了筐工作服和劳动保护用品进了会议室，用右手向我们摆了摆，算是和大家打招呼，大家自觉的安静下来。

  其中一个抬筐人从口袋里掏出一个花名册，开始点名，另一个抬筐人按所点名的我们发放用品。有一套工作服、一双白帆布手套、一块肥皂。

  主任领着一位高个子中年男生走到讲桌前，我们都自觉的就近坐在条橙上听主任介绍：今天先由黄工长给大家讲讲我们建筑公司的规章制度，安全常识。

  黄工长绘言绘色地讲了一天。

  第二天我们都穿上了。新的工作服，提前坐在会议室，等待主任的安排。

  主任领着几个至少比我们年长二十岁的中年男人走进会议室。

  我和与我同一个介绍信來的同姓的兄长被分配到泥工四班。班长真的是廖二爹的親哥哥廖老爹。

  下午，我们在工人院里的一间工具房里和泥工四班的全体工友们見面了。让我喜出望外地见到了我的师父。他不考级直接按五级工定级。

  泥工四班共十二人，八个技工四个力工，只有一个大妈级的女性。

  第一个工地是东方红大道的信阳市卫生防疫站的办公楼。

  说起來很奇怪，我与这幢不高大的办公楼很投缘。经过信阳市几次拆建、东方红大道的扩宽，六十年了仍然是完好无损地站在东方红大道的南侧。防疫站建好后文化大革命中，我们迎接毛主席派代表送给全中国工人的芒果时，我被安排等待的地点就是防疫站的正门口。

  八十年代中期，我破格晋升讲师时，能够有效地为我讲公平话的人也是从这幢不起眼的楼房走出去的人。

  初进防疫站建筑工地，眼前的景象让我大开眼界。

  防疫站办公楼是中间三层两侧二层的楼房。全楼东西长12间和专建公司的办公楼一样，采用内廊式。

  在六十年代东方红大道上新建的楼房都是同一个立面方案。我们当时称为“飞机楼”。把中间三层比着飞机头，两层部分是飞机的翅膀，中间的楼梯在两层的屋顶平台上开有门，站在平屋顶上可以腑看整个信阳市。

  防疫站工地四周用带刺的钢丝网围住，主楼四周都用南方运来的毛竹搭设的双排立站杆的脚手架，每隔1.2米的高度就是一层脚手板，宽度1.4米，脚手板在端部用白麻绳把板块和横向支撑绑在一起。我情不自尽地蹦了又蹦，真是稳稳当当的一点也不摇晃。

  我想起我和彭爷爷在一起的脚手架，用两根檩条绑成钭叉，上面放一根檩条可以站脚就是很好的架子。

  我在房产新建队和平桥砖瓦场办公室工地的脚手架是最好的，也是单排站桿上铺两块竹板。一块板上堆放三层砖头和灰桶，另一块板上是瓦匠师傅的天地。上下架孑一般都是双手用力上爬。

  防疫站工地向上运沙浆和抬砖有专门搭建的2.5米宽的斜跑道。活沙浆采用的是电动搅拌机，我们用的是人和灰耙子搅拌砂浆。

  私人和国营企业真是天壤之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