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秋白大地覆严霜

（1）

说到李鸣珂到江西给朱德送信这件事，首先得先说两个人，他们就是朱德在江西安远县天心圩附近派出去与上级联系的师长周士第和党代表李硕勋，因为是他们把朱德部队在赣南崇山峻岭中苦苦挣扎之事，报告给了中央。

这两个人是怎么去向中央汇报的呢？原来他们离开朱德后，分别走了两条路去找中央，这才把这个消息传了出来。

记得他们离开武汉时是七月下旬，那时他们都知道中央还在武汉。但是现在已经是十一月份了，中央还在不在武汉？他们不知道。

可是凭他俩直接去武汉找中央，好像也不现实。为什么？因为他们以为，即使中央还在武汉，他们也不熟悉门道，倒不如一个往上海，一个往香港，可能更有把握些。因为那里有他们的熟人。

那为什么又一个跑上海，一个跑香港呢？那是因为怕中途出事，全部断了线索，所以兵分两路，更保险一些，于是就造成了这么一个事实，李硕勋在妻子赵君陶的帮助下，到上海找到了中共江苏省委书记邓中夏，周士第凭着他知道的一个地址和暗号，在香港找到了中共广东省委书记李立三。

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

当周士第和李硕勋在天心圩附近的山林中，被一个姓易的副官带到于都后，在那里住了一夜，第二天就分手了。原来那个副官是于都本地的，他把周士第和李硕勋带到他家后，给他们各自找了一套老百姓的服装，还准备了一些盘缠。就这样，他们就各自采取了行动。

传说他们是坐船到南昌，这完全有可能，因为从东边流入梅川的贡水就在于都附近汇流，水已经很大，何况从于都到南昌陆路就有七百多里，靠两条腿走也得十天半个月，坐船应该省力得多，而且这于都河，也就是贡水，河道宽敞，水流平缓，是完全可以坐船的。

他们扮着脚夫和挑客，手里拿着一根竹子做的扁担和一圈绳子，就上了从于都到南昌的货船。这在表面上看也很协调，很像是这艘船的帮工。到了南昌，他们就各自上了去九江的火车，然后在九江乘轮船，一个去上海，一个去香港。

其实，他俩的运气都不算差。也就是说，都找到了上级党组织。

李硕勋到了上海后，经过一番周折，终于找到了他在中共江苏省委搞地下工作的妻子赵君陶。在赵君陶的帮助下，他终于见到了驻上海的中共江苏省委书记邓中夏。

李硕勋把第二十五师自留守三河坝以来如何抗击钱大钧三个师的兵力，又如何突围及转战赣南的事，详细地告诉了邓中夏，并请示下一步的“该怎么办”。就这样，通过邓中夏，中共临时中央这才终于知道了二十五师撤离三河坝后的一路艰辛。

此时，已经是十二月中旬的事了。所以才有后来中央派李鸣珂两次送信这件事。

李硕勋汇报完工作后，并没有接到返回部队的通知，而是留在了中共江苏省委工作，被任命为省委秘书长。

（2）

至于周士第这条路，比李硕勋要曲折一些。他是十二月下旬才到香港的，当他找到中共广东省委地址时，中共南方局在十月下旬就已经撤销，其原有人员并入了广东省委，书记已换成了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李立三。

那时，广州暴动已经失败，中央派李立三来香港就任广东省委书记，对失散人员进行安置，然后了解暴动经过，寻找失败原因，追究失败责任。

周士第见到李立三后，也把他们撤出三河坝后转战粤北、闽西、赣南的情况，做了详细的汇报，然后请求下一步指示。但此时，李立三却正在处理广州暴动失败后的事情，无暇顾及周士第这件事。他叫管财务的同志，对周士第进行了安抚。这个同志给周士第十元港币，就叫他去等通知。

周士第睡在一个朋友家的地板上，这个朋友叫徐成章。恰在这时，他却发起了高烧，一会儿冷一会儿热，这显然是疟疾发作了。此时，他手中只有十元钱，只能勉强维持几天生活，哪里有钱去看病，怎么办呢？他只得到处去借钱，可是却收效甚微。

正在这个节骨眼上，却遇到了刚从海口那边脱险回到香港的原二十五师参谋长张云逸。张云逸见状，马上给了他五十元，要他去住院治疗。

张云逸是张发奎在十一月中旬发动“张黄事变”前夕被派到海南岛海口市担任城防司令的，哪知刚上岸就遭到追捕。原来，桂系黄绍竑已抢了先，他收买了海口城防的原帮人马，正张网以待捉拿来上任的张云逸。如果不是共产党地下组织给张云逸提前发出预警，他早已成了新桂系黄绍竑的阶下囚。

张云逸在李汉魂第二十五师任参谋长时，周士第还是第七十三团团长。那时，他们是上下级关系。此时，只有张云逸知道周士第是共产党员，而周士第却不知道张云逸的真实身份。因为在马回岭，周士第拉走队伍那天，张发奎带着卫队去追，就有李汉魂和张云逸跟着。那时，张云逸就是秘密共产党员了。

当然，此时张云逸也不敢告诉周士第自己的真实身份，只是以原来上下级的关系，给了张云逸五十元港币，要他去就医。

此时，周士第有了医病的钱，才终于住进了医院。但是出院后，吃饭却渐渐成了问题，所以不得不搬出徐成章的家。

此时，由于广州暴动后流落香港的人很多，一旦被港英当局查出与共产党有关的人，都得被引渡回广州。在这种情况下，周士第的安全受到了威胁。而恰在这时，正好遇到一个同乡，他叫陈超鹏，是从马来西亚来。

还是在张云逸的介绍下，周士第才认识陈超鹏的。于是，为了躲避被搜捕然后引渡回广州的命运，周士第就跟着陈超鹏去了南洋。

可这一去，党组织并不知道，这就改变了他的人生之路，直到六年后才又重新回到革命队伍。

（3）

其实，李鸣珂和另一个叫李觉鸣的搭档一起去江西南昌，却没有打听到朱德的下落，他们又去了湖南长沙，依然没有找到朱德部队的下落，只得回上海向中央复命。

按理说，要送信，找交通员就行了，中央怎么会派南昌暴动总部的警卫营长李鸣珂去负责送信呢？这个话题就有些长了，这得从周恩来就任中央军事部部长说起。

却说周恩来从东江普宁县撤退到香港后，直到十一月九日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前夕，才回到上海。此时，由罗明纳兹和瞿秋白议定，在这次会议上，将增补周恩来、罗亦农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

从武汉迁到上海后，中央的地址一直飘忽不定，一会儿在法租界，一会儿又转移到英美租界，这是因为这些地方一直被搜查，所以安全问题一直是个问题，怎么办呢？这就需要有一支隐蔽的特种部队来保护。于是，在周恩来回到上海后，就只能让他这个军事部部长负责了。

周恩来是今年五月离开上海的，因为那时蒋介石已叛变革命开始屠杀共产党人，或者说就是因为蒋介石的部队在上海宝山路屠杀工人纠察队，周恩来出面去交涉，却被扣留了起来。在刽子手中，幸好有一人被他说动，才放了他。但是为了躲避大屠杀，他和妻子邓颖超却假扮新婚夫妇，在上海的一家大酒店中躲了近一个月，待风声小了，才赶往武汉。

现在，他又回到了上海，其形势依然严峻。共产党人在上海市区是根本没法立足的，唯一还有点希望的就是外国人的租界内。可是这些租界也不允许中国人在他们地盘上结党结社，一旦发现，就要被抓进巡捕房，然后引渡给国民党上海市警备司令部。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只好重新建立“中央特科”，这李鸣珂也就成了特科的重要成员之一。

说到“中央特科”，其渊源应该要追溯到一九二五年廖仲恺被刺杀事件。这件事发生，以前一点迹象都没有，破案后却发现他们有刺杀计划，而且下一步就是共产党首脑机关，这就不得不使周恩来下定决心要建立一支在表面看不见的特种部队来保卫党中央。于是，一个看似很不起眼的机构名称诞生了，它就是“特殊任务工作处”。

自一九二四年九月周恩来从欧洲回国后，他的第一站就是广州，那时正是大革命最热烈的时候，他除了担任中共广东区委委员长，还出任黄埔军校政治部副主任，之后又任中共广东区军委书记，军事部长，今年五月回到武汉后，就任中共中央军事部部长。

这个“特殊任务工作处”，下面有四个股，它们分别是情报、保卫、特务、匪运四个部门。

从字面上理解，“情报股”是专门负责对党外情况的收集，然后上报军事部，这个上报的内容就被称为“情报”。当然，在那个时候，肯定收集的是一切不利于自己的情报。

“保卫股”实际上就是用具体行动来保障党中央及中央主要领导的安全，这需要一些身手不凡的人。这个股，当时叫“红队”，主要负责惩办叛徒、内奸，同时还兼顾中央交办的其他任务。

所谓“特务股”，就是专门从事特殊任务的行动。这些行动一般都是不公开的，超常规的，所以才被称为“特殊任务”。原来，那些隐藏起来干别人根本就不知道的事的人，后来就被称作“特务”，其出处就在这里。

至于“匪运股”，那是针对土匪武装如何对它进行争取、改编的工作。这个股虽然设立，但在前几年，却没有什么工作进展。

现在，周恩来要把在武汉已经终止活动的“特殊任务行动处”重新组织起来，成立一个秘密特种机构，它的名称叫“中央特别行动科”，下设总务、情报、保卫、通讯四个部门。这个机构简称为“中央特科”，下面的部门也分别叫“一科、二科，三科，四科”。

而这个李鸣珂，就在警卫中央的保卫科。

（4）

此时的中央，在召开十一月会议后，其注意力主要集中在各地的“暴动”上。

从八月以来，各地掀起的暴动，大大小小已经有很多次，都是希望有军队参加，其胜利才有把握。可是实践证明，有军队也靠不住，他们要么临阵脱逃，要么投降敌人，要么在战场上寡不敌众……

说白了，都没有成功。

这领导暴动的各级指挥员中，很多人都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出身，在关键时候会表现其软弱的一面。

怎么办呢？可能还得依靠各地的农民，通过“打土豪，分田地”来扛起革命大旗。至于那些小资产阶级，从中央到地方，都应该通通“洗刷”，让他们逐渐被工农出身的体力劳动者代替。

也就是说，单纯依靠旧军队是不行的，还得依靠广大乡村的农民，让工农出身的职业革命者来冲锋陷阵，革命才有希望。

这就是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在“八•一”南昌暴动南下失败后得出的结论。

十一月十五日，在罗明纳兹的坚持下，瞿秋白以中共临时中央的名义发布了一系列文件，指示各省的暴动，要“没收一切地主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认为将来的中国革命，只能依靠广大的乡村农民，而军队只是一种“副力”。

在前几天的会议上，罗明纳兹提出了“无间断”革命。他认为，中国的革命不能因为一点曲折就戛然停止，而是要不断革命，因为在广大工农中蕴藏着巨大的革命烈火，只要采取不断进攻，就能激发这种烈火的熊熊火苗，革命的胜利才有希望。

罗明纳兹的理论源于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的“三阶段论”。斯大林认为，中国的革命要分为三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是“全民族联合战线”，第二阶段是“资产阶级民主”，第三阶段是“苏维埃”。而眼前的革命，却是独立于第二阶段以外的。在这个阶段，民族资产阶级不是革命的主力和同盟，而是敌人。

按照组织关系，中共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所以临时中央负责人瞿秋白却不得不接受罗明纳兹这个观点，也跟着呼吁各省不断进行暴动。他在《中国革命是什么样的革命》一文中写道：

“中国革命是高涨而不是低落，中国革命的高涨而且是无间断的性质——各地农民暴动的继续爆发以及城市工人中斗争的日益剧烈，显然有汇合而成总暴动的趋势。”

于是，就在这次会议上，中共临时中央确定了在全国实行“总暴动”的方针。也就是说，除了目前正在准备的广州暴动外，还要武汉暴动、长沙暴动，或者其他能够暴动的地方，都得暴动。他要实行“遍地开花”，去争取中国革命高潮的到来！

现在，罗明纳兹把这把火点燃后，就要回国了。这是因为苏共将在十二月十日于莫斯科召开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他已经被确定为苏共中央候补委员。如果再不动身，那就赶不上了。

在一个阴冷的早晨，罗明纳兹把自己伪装了一番，脸上粘着浓浓的胡须，带着他的随从，在黄浦码头上了一艘去日本的邮轮。

原来他是准备先去北海道，然后从那里回到海参崴。

从此，这个只有二十九岁的格鲁吉亚青年，就离开了他曾经战斗过三个月的中国。

（5）

为了实现在全国总暴动，十一月会议后，中共临时中央把政治局委员张太雷派往广州准备暴动，把新增补的政治局常务委员罗亦农派回武汉，去准备湖南、湖北的暴动，特别是趁宁汉战争中唐生智后方空虚，举行“武汉大暴动”。

但罗亦农回到武汉后，发现暴动的最佳时机已过，根本就没这个可能了。因为宁汉战争从发动到结束也就二十天，而最佳时机恰恰就是他在上海开会这几天，即十一月十一日到十五日这五天。

那时唐生智的军队节节败退，已经从长江沿岸溃退武汉，但是却不能在武汉立足，而是继续往长沙溃退。而共产党要举行暴动，恰恰就是在唐生智撤退武汉而新桂系军队还没有到来混乱的节点上。可是，共产党却一点动静也没有，在徐家棚一带，只是出现了工人罢工，但很快就自行复工了。

十一月十五日，新桂系第七军第二师在师长胡宗铎的带领下占领武汉。接着，他就把第二师扩编为第十九军，而自己则担任武汉警备司令。一时间，武汉又成了铁桶似的统治，如果这时共产党再进行暴动，那就是“飞蛾扑火”，所以只好放弃。

但是，罗亦农这一做法，却引起了内部的一些人不满，他们把曾经的长江局任书记的罗亦农和省委书记陈乔年等，一纸告到中央和共产国际那里去了。

状告罗亦农、陈乔年的这些人，主要是共青团湖北省委书记刘昌群等。他们认为，罗亦农、陈乔年错过了举行暴动的最佳时机，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应该撤职查办，甚至开除党籍。

这一举动，算是共产党内的一桩公案，而且力度很大，堪称史无前例。当新任共产国际代表米特凯维奇接到这一告状信后，并不惊讶，而是把它转给了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总部。

其实，关于“武汉暴动”的问题，罗亦农就一直没去准备，所以当机会来临时，却不能进行。当然，唐生智败得那么快，这不光是唐生智本人没想到，共产党这边也没想到，所以在罗亦农的印象中，在武汉举行暴动，那完全是“鸡蛋碰石头”。

事情的原委得追溯到十月下旬。当中共湖北省委与共青团湖北省委正在酝酿武汉暴动时，在湖南巡视的罗亦农回来了，他听取陈乔年、任旭等汇报时，就直言湖北党组织“非斗争产物，而是在国共合作高潮的影响下出现，虽数量可观，但质量不高”。

他认为，湖北的党组织在工人中无深厚基础，各级指导机关也不健全。鄂南暴动和武汉“八•二”总同盟罢工之所以失败，就因为在此，所以在武汉举行暴动，那是不现实的。那怎么办呢？只有发展局部区域的游击战争，采取“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办法逐步展开，才是唯一的出路。

所以在长江局成立的十月初，罗亦农就提出了“消灭唐生智统治，取得两湖政权，则须普遍的发展游击战争与没收地主的土地及杀戮土豪劣绅等工作”这个方针。

基于这种认识，所以，在湖北省委常委会上，当有人提出暴动时，罗亦农就坚决予以否定。他说，武汉三镇工人如果针对罢工之类的经济斗争还可以，要拿着枪杆子武装暴动肯定不行，原因是党的组织力量很薄弱。

但是共青团湖北省委书记刘昌群却不这样认为，他对罗亦农的主张提出异议，强调武汉可以“马上暴动”。

罗亦农的回答则是，暴动须有充分准备，不能意气用事，要想顺利发动，应先进行“反新军阀战争宣传周”，并辅之以经济斗争和游击战争，否则就是“以冒险主义开玩笑”。

经过激烈争论，长江局会议通过政治决议案，肯定中国革命潮流是高涨的，党应积极领导工农及一般劳苦群众反对新军阀战争，加快乡村土地革命发展，以创造新的革命大潮，但又指出，“目前绝非继续总的暴动时期”。

为确保万无一失，罗亦农将决议案内容，不仅上报中央，还告知共产国际新任代表米特凯维奇，并得到其赞同。

中共湖北省委也经过讨论，一致接受长江局决议案。

至此，由中共湖北省委和共青团湖北省委策划的武汉暴动计划，终于被制止。

（6）

但是，罗亦农负责的长江局和中共湖北省委又为什么被控告呢？

这是因为共青团湖北省委对“取消暴动”始终持怀疑态度。他们认为自己是正确的，而罗亦农却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

为了继续他们的主张，他们居然召集长江局及省委常委举行联席会议，邀请书记罗亦农也参加，继续就暴动问题提出主张，认为唐生智政权溃败是“武汉暴动”的重要契机，如果没有一个坚定的政策，就是抛弃了这一机会。还认为，武汉的工人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除了暴动，没有任何出路。

罗亦农则斥责他们，认为这是一种不顾后果的冒险，这样做，“就要走入青年冒险主义的倾向”。

之后，罗亦农与任旭就动身前往上海开会去了。哪知就在这几天，宁汉战争却发生了戏剧性变化，唐生智的军队居然全线崩溃。这一下，共青团湖北省委马上向中共湖北省委提出，应该在唐生智政权溃败之时，进行暴动。

但是，省委书记陈乔年却和罗亦农的看法是一致的，且都同意了长江局那个决议案的，所以他根本就没把这个要求当回事。这一下，就惹恼了刘昌群等人，于是马上指责省委“不暴动便是机会主义”。

陈乔年看着这个帽子戴得很大，只好召开省委常委会，号召工人总同盟罢工、加紧政治宣传、领导工人斗争，并将常委会决议以通告的形式传达给武汉三镇的各级党组织。

十一月十二日，唐生智正式宣布下野。中共湖北省委这才下令于次日晨举行三镇总同盟罢工，然后暴动。

由于事先无充足准备而仓促发动，致使武昌、江岸、汉口、汉阳等地根本就搞不起来，只有徐家棚的工人罢了几天工，就自动解散了。

十一月十五日，新桂系的军队进入武汉，马上对武汉市区实行戒严，致使中共湖北省委不得不将本来就没有准备的“暴动”取消。

但这一结果，却引起共青团湖北省委的强烈不满，于是就在十二月三日，将湖北省委与长江局在武汉暴动期间的过失上告中共临时中央和共青团中央，使湖北内部的纷争，上升到中央和共产国际来裁决。

共青团湖北省委在信中控告长江局取消武汉暴动计划，而湖北省委则全盘接受，认为这是严重的“机会主义”错误，希望中共临时中央中央和共青团中央“严行考究”，“以重政治纪律”。

（7）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的上海外滩，阴云密布，即使有一点阳光，也显得没有了力气。可在滩上，却是一片繁忙景象。远远望去，有很多码头就像桥头堡似的排在滩头，而靠近码头的大都是一些木船。这些船，在苏州河进入黄浦江的三岔河道上来回穿梭，真有些像意大利的威利斯街景。

沿外滩往北，一直穿过苏州河，映入眼帘的却是一排排高大整齐的楼房，最高的除了那座尖顶的气象信号塔外，就是苏州河以北矗立在黄浦江畔的欧战纪念碑了。在楼房的旁边，是宽敞平坦的黄浦江大道，这里汽车、马车、人力车，却一直在来来往往，简直是车水马龙，一派繁忙。

此时的中共临时中央，就隐藏在苏州河北岸两个租界交界的爱多亚路僻静的小巷中。这里是法租界与英美租界分界的地方，也是被两个租界的巡捕最容易忽略的边沿地带。而此时的中央总负责人瞿秋白就在这里的一家古董店当“老板”，而李维汉、周恩来都成了此店跑堂的“伙计”，如果共产国际的代表要来，那就是喜欢中国瓷器或者古董的外国客商了。

在英语中，中国叫“china”，但它的原意却是“瓷器”。原来中国的瓷器已经遍布欧洲，所以就有人把产“china”的这个国家这叫做这个名字了。

现在，中共的首脑们在此经营瓷器，这是极好的隐蔽方式。因为反动的巡捕房做梦也不会想到，这里居然是他们想一直要抓的共产党首脑机关。

其实，古董店只是一个掩人耳目的幌子，而来这里的人大都是被地下交通员通过层层关系严密筛选后才引进来的各地方中央委员或中央政治局委员。他们来这里，先是大模大样地走进店中，然后把架上的古董拿着装模作样的看一会儿，才开始“谈价”。当通过一番讨价还价后，却不拿货走人，而是被领进了后院，接着上了二楼。

其实，这哪里是在谈价，而是在“对”某种预先就设计好的暗号。只要对上，就有资格进入里面了。

这样他们就可以到楼上去秘密聚会，然后商谈一系列问题。当然，要做到很顺利，就得有暗中保护的“眼线”，从很远的地方开始，一站送一站，以监视这个人后面有没有“尾巴”跟踪。

做这些事情，都是由中央特科“三科”的人负责，以前被称为“红队”，或者叫“打狗队”，现在叫“保卫科”，由中央政治局委员顾顺章专门指挥。

罗明纳兹走后，把纽曼派到广州，作为他的全权代表，去指导暴动。而在上海，他却让瞿秋白去俄人区找一个叫亚历山大罗维奇的俄国女人联系，这是他回国后由共产国际临时安排的顶替他的国际代表。

原来这个亚历山大罗维奇年龄都比瞿秋白和罗明纳兹大，此时已经三十八岁。她不是刚来的，而在上海，她已经有五年了。她的真实身份是赤色工会国际的负责人，本名叫奥尔加•米特凯维奇，是一位有些微胖的俄罗斯女士。

赤色工会国际又称赤色职工国际，是共产国际领导下的革命工会国际联合组织，它的最高机构在莫斯科，叫中央理事会执行局。世界各大洲都有他们的分局。在中国的上海，他们叫东方局，而这个化名为亚历山大罗维奇的奥尔加•米特凯维奇，则是东方局的书记。

罗明纳兹回国后，这个亚历山大罗维奇，就接到了总部执行局的电文，要她全权负责共产国际驻中共代表所履行的一切职责。

当这个俄罗斯女人出现在瞿秋白的面前时，已经是十二月份了。那时冬天的严霜已经铺满大地，特别是天气从阴转晴的时候。

瞿秋白向她汇报了中共目前正在动员各地暴动。大的暴动，除了张太雷已去广州，就是罗亦农回到“两湖”。至于小的暴动，湖北黄麻、陕西清涧、河南确山、江苏淮安、浙江东部、江西西部，到处都在“星星之火”。

罗亦农被“状告”，这个米特凯维奇已经知道了。她说，她已经致信共产国际执委会，汇报了“湖北暴动争议”问题。她认为，这个事件说明，在十一月扩大会议期间，中共上层领导人中有“排罗情绪”，但就目前情况，罗亦农并不是右倾机会主义的代表，因此她主张“采取一切措施淡化影响”。

在谈到南昌暴动和湘赣边界秋收暴动的失败时，瞿秋白说利用旧军队来发动，这本来是一个可靠的办法，可是却失败了。中央对主要责任人进行了处罚，那是迫不得已的。根据党内政治纪律，也是非这样做不可。

比起罗明纳兹，这个亚历山大罗维奇显得要温和得多。这可能是因为她，只是一个暂代职务，也可能是她，作为一个女人，有一种天生的温顺。反正给瞿秋白的感觉是，要比那个蓄着小胡子，有一双浓眉大眼的罗明纳兹，要温和得多，而且明显是，说得少，听得多。

最后，亚历山大罗维奇温和地问道：“目前，你希望我能为你们做点什么？”

“我们有一批从战场上撤下来的高级干部，他们长期呆在上海是十分危险的，所以……”瞿秋白看着她，用俄语说，“请国际能否考虑一下，让他们到苏联去学习！”

“你提到的这个问题很好，我可以马上和总部联系，一有回音就通知你！”女人爽快地答应了，让瞿秋白如释重负。

女人毕竟是女人，连说话都充满温馨，更何况其内容是令人满意的。

关于湖北“状告”事件，瞿秋白参酌了这个亚历山大罗维奇的意见，于十二月五日以中共临时中央名义形成了一个决议，停止罗亦农中共临时中央常委职务，成立以苏兆征为书记，郭亮、贺昌为委员的中共湖北特别委员会，前往武汉查明长江局和湖北省委的错误，并召集湖北各方面召开扩大会议解决此事。

（8）

中共临时中央迁到上海后，一直都是主张把党组织机关融入到社会的各行各业中去。也就是说，干革命是没有工资的，而要靠自己的一技之长去谋生，当然也通过这些谋生的职业，来掩护自己的真实身份。

这些职业，有可能是商店的老板，或者伙计，有可能是工厂的职工，或者学徒，有可能是摆地摊、玩杂耍、擦皮鞋，而居住呢？则可以按家庭的样式去组合，或夫妻，或兄弟，或姊妹，或表亲。

当然，关于“夫妻”这个问题，如果不是真的，根据工作需要，也可以假扮。如果俩人真有那个意思，也得通过党组织批准同意，才能取消“警戒线”。

反正一切以“革命”为首要目的，一切都要服从革命的大局，不能随便乱来。如果自己乱了，身份一旦暴露，那就得上断头台。所以不能因小失大，也不能粗心大意。

在上海英租界横巷那栋二层楼的房子里，贺龙、周逸群、徐特立等已经在那里住了一段时间了。由于贺龙向周恩来提出他不去苏联学习，再加上徐特立的年岁已大，中央一直还在犹豫，是去还是不去？这样，他们就只能在这里等通知了。

依靠国际代表的联络，前一批要去的，都已经走了，他们是刘伯承、吴玉章、林伯渠等三十多人。所以从某个角度上看，原二十军的军长、师长、党代表等，都还没动。这仿佛有什么“玄机”似的。

其实吧，还真有玄机，那就是中央还在犹豫，贺龙不去苏联学习，到湘西能打开一个局面吗？在罗明纳兹还未走的时候，对贺龙这种从旧军队里蜕变出来的高级军官，是持怀疑态度的。这不得不影响到瞿秋白的决策。

为了把工作做细，周恩来已经开始行动了。他想利用中央还在犹豫这段时间，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是什么工作呢？他通过秘密交通，在上海找到了贺龙手下的第二师师长秦光远，要他去武汉把贺龙的妻儿接到上海来。

秦光远不是党员。在陆丰县，欧百川煽动贺锦斋向陈济棠军队缴械的时候，他已经病倒了，以为只是一个谈判，一切都让一师师长贺锦斋去做主，哪知却是“缴械”这么一个结果。在骨子里，秦光远从来没有认过输，所以他对陈济棠的“缴械”很不服气，辗转来上海，就是想找贺龙，重新拉队伍再干！

在法租界霞飞路泰辰里十七号，有可供几人居住的公寓，周恩来为贺龙租下了一套。他想，等秦光远把贺龙的妻子向媛姑、女儿贺金莲接来后，就让她们先住进去。然后，再通知贺龙来相聚。

还好，秦光远回到武汉后，没费多少周折就把贺龙的妻儿接来了。随行的，还有贺龙留在武汉专门保护他的家小的卫士长贺学祥。

有一天，贺龙被周恩来约了出来，然后通知他，中央已同意他不去苏联学习，至于回湘西的事，还没有确定，再说大街上已贴出布告，悬赏他的人头是十万元，所以现在他还不能自由活动，只好把他转移到另一个地方去隐蔽。

其实，此时中央的注意力全集中在广州暴动这事情上，还无暇顾及到贺龙的要求，所以周恩来只得先把他安顿下来。于是，就跟他说，到法租界霞飞路泰辰里十七号去隐姓埋名隐蔽一段时间，有人在那里专门等他。

就这样，贺龙被一个秘密交通员带到了霞飞路。

在路上，贺龙想，他在上海举目无亲，是谁在这里等他呢？要说上级，这周主任就是他的上级，难道还有一个更大的上级吗？

贺龙跟着交通员一路疑惑地走来，到了泰辰里十七号时，居然看见了他的第二师师长秦光远。他正在惊喜时，却有更大的惊喜让他应接不暇，原来是他的妻子和女儿从里面走了出来。

接着，是贺学祥走到贺龙身边，向他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这意思好像在说，你交给我的任务，终于没出差错，而是圆满完成。

贺龙真是百感交集，马上拉住贺学祥的手，说：“真是辛苦你了，不愧为我们贺家的子弟！”

然后，他对秦光远说：“二哥，你怎么在这里？”

秦光远马上说：“文常呀，我真是对不起你，没有把部队带出来！”

“你就别说了，这不是你的责任，是那个欧百川捣的鬼。”贺龙说，“要怪，还得怪自家兄弟贺锦斋！”

这时，妻子向媛姑牵着女儿走了过来。顿时，贺龙觉得有一股暖流马上通遍全身。原来周主任要他来会的人，竟然是她们呀，他想得太周到了！

（9）

十二月九日，中共湖北特委到达武汉，共青团湖北省委、中共湖北省委和罗亦农本人，都陆续向特委提交了报告，申明自己的立场。

在原告的报告中，刘昌群等人把事情追溯到鄂南暴动开始，说鄂南暴动失败后，党的负责人就不注重群众工作，在农村中的游击战争“只是少数几个人或军事的号召”。

十二月十四日，中共湖北特委召开扩大会议，以图解决“湖北暴动争议”事件。

但是，在扩大会上，省委书记陈乔年则指责特委以敦促罗亦农回上海不让他参加扩大会议有失偏颇，特委只根据刘昌群等人的片面报告来评判是一种不公正行为。还指责刘昌群等人污蔑他们提出的“游击战争”为“土匪运动”，也忽略他们在鄂西、鄂东北所取得的成效。

刘昌群的解释是，省委在进行“游击战争”时既无宣传又无组织，就使下面群众误以为是“土匪运动”。还指责省委发动暴动未深入群众，建立工会只停留在口头上，连“八•七”紧急会议精神也未切实传达到下层的党、团组织。

陈乔年、任旭马上给予反驳。他们说，省委在“八•七”紧急会议后马上召开了区、市、县会议传达决议，并响应会议精神发动了鄂南暴动，省委委员在暴动期间还依次下乡巡视，而共青团湖北省委委员却从未涉足乡村。

此外，陈乔年还点名刘昌群在湖北暴动期间全程参与长江局与省委召开的历次会议，是在决议案的通过时举过手的，应该与省委和长江局有连带关系。

刘昌群则辩解说，因自己势单力薄，怕争不过他们这些“大知识分子”，只好被迫同意。

汉口二区书记曹祥华则说，凡是到会的人都应该负责，若在会场上说赞成，散会后又说不赞成，这种“圆滑”的话，是肯定“滑”不过去的。

中共湖北特委、共青团湖北省委和中共湖北省委在扩大会议上“争锋相对”，导致了中共硚口区委书记李耘生说：“现在是湖北扩大会议，不是省委与特委打架”。

在部分参会人员反对的情况下，中共湖北特委通过了一个决议案，开除罗亦农、陈乔年中央委员之职，开除汪泽楷、林育南、任旭省委委员之职并严重警告，对刘昌群的“瞎举手”也严重警告。

然后，以苏兆征为首的中共湖北特委则指示，以刘伯庄为书记的新省委将诞生，并负责将扩大会议的决议案翻印多份，然后下发到各级党组织去讨论。

中共湖北特委的这一举动，使原长江局和湖北省委的重要成员愤愤不平。于是，围绕中共湖北特委的处理偏颇，又掀起的新的一轮控告。

（10）

共产党的暴动此起彼伏，自“八•一”南昌举事以来，大大小小已经有八十次之多，可是最近有三次又都失败了。这三次，就是在湖北的黄麻暴动和湖南的长沙灰日暴动，还有就是准备已久的规模不一般的广州暴动。

长沙灰日暴动，是由中共湖南省委书记王一飞亲自领导的在长沙市里举行的暴动。由于是在十二月十日，所以叫“灰日”。这就像五月二十一日被称为“马日”一样，许克祥发动了“马日事变”，而王一飞却举行了“灰日暴动”。

可是，尽管这次暴动有一千六百多人参加，而且还做了大量准备工作，先是决策炸毁管控全城的电灯公司，然后在黑暗中进攻更有胜算。但没有军队做内应，单凭工人、农民和学生拿着梭镖、长矛和大刀、铁锤冲进去，肯定是不管用的，所以还没有攻进市中心，就被无情的枪弹打倒了。

应该说，给中共临时中央最大打击的，还是在广东发动的已经建立了苏维埃政府的广州暴动，它不仅失败了，还牺牲了一个中央政治局委员张太雷。这让瞿秋白有些黯然神伤，一时不知所措了。

就连一直躲藏在英租界横巷里的张国焘和李立三等人听见了，都非常震动。

张国焘成天苦着个脸，好像天就要塌陷了似的，嘴里还不停地嚷着：“这怎么得了，这怎么得了！”

李立三却像被针刺了似的，先是惊叫了一声，然后却冒了一句：“这些反动派，总有一天，我们要和他们算总账！”

只有周恩来最理智，他知道革命的路是异常曲折的，可能不会轻易就稳操胜券，但只要有一口气在，就得继续战斗！现在的关键是要做好广州暴动后的善后事情，尽量把革命的损失降低到最低点。所以，他认为得马上派一员“大将”去香港改组中共广东省委，然后重整旗鼓再战。

派谁去合适呢？罗亦农已被停止职务，周恩来自己是脱不开身的，张国焘有些保守右倾，看来只有派“快刀斩乱麻”的李立三去了。

周恩来没忘记，还得派妻子邓颖超去把张太雷的妻子王一知接来，大家要共同安慰她。

以夺取中心城市进行暴动，正一个接一个地失败，使瞿秋白不得不意识到此路好像有些不通，同时也联想到中共湖北特委对罗亦农处理为“开除”，可能有些过分了。

一个聪明的人，在遇到曲折的时候，除了不能失去信心，更重要的是，还得思考以前的路径是否正确。

此时，瞿秋白、周恩来，都在思考。

十二月十八日，中共临时中央兼顾共产国际、湖北各级党团组织对暴动问题的意见，特令中共湖北特委和湖北扩大会议主席团携材料来上海，由中央直接主持解决“湖北暴动争议”问题。

二十四日，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明确表明罗亦农对于湖北的政治指导是正确的，他并没有犯“机会主义”错误。

通过思考，周恩来发现，没有军队参与的暴动，其力量是很薄弱的，甚至只能为零。怎么办呢？以后暴动，可能还是需要军队参与，只不过这个军队不应该是旧军队，而应该是属于自己的新型军队。

看来，还是得回到原来的认识上，通过军队的参与，农民们的暴动才有战斗力。可军队在哪儿呢？

自从周恩来从香港回到上海后，在他的心里就一直在惦记他在云落离开的那些部队。他听说二十军余部还有两千多人被陈济棠缴械了，心里是痛苦的，但一听说二十四师还有一千多人，在董朗、颜昌颐带领下，终于到达了海陆丰，心里又稍微好受了一些。

但是，他留在三河坝的二十五师，却一直没有消息，这让他提起的心一直放不下。当时的形势是，总部都打了败仗，这留下的二十五师肯定也不好受，可那里有他信任的高级将领朱德呀？！

在德国的时候，朱德把他以前的经历都对周恩来讲了，以至于使周恩来觉得，不把这个比他大十二岁的老兄介绍入党，那就是一个伟大的遗憾！于是就欣然同意做朱德的介绍人，同时还帮他找了另一介绍人张申府。因为就是这个人，也把周恩来介绍入党的。这说明，大家都是互相信任，才走到一起的。

正在周恩来想知道二十五师的情况却一筹莫展的时候，中共江苏省委书记邓中夏有一个汇报材料传了上来，里面谈到了李硕勋及二十五师的情况。这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

一看见李硕勋的自述材料，周恩来热泪盈眶。二十五师太被动，太苦了，这都是由于总部的失误所造成的，应该是他的责任呀！

一个表情温和，内心却充满渴望与追求，说起话来有些快，但笑起来却很憨厚的人，马上在周恩来的记忆中清晰起来。这个人，就是他在德国认识并介绍其入党的朱德将军。

于是，他马上有了一个想弥补自己过失的想法，就是派人去寻找朱德部队，把他们重新搂进党的怀抱！

在十二月二十一日，中共临时中央起草了一封指示信给朱德，要他配合当地的农民暴动，把昔日的二十五师建设成一支具有战斗力的工农革命军，然后准备派专人送去。

派谁去呢？周恩来马上想到了他曾经南下潮汕时的警卫营长李鸣珂。此人胆大心细，而且强悍精干。同时，他还有一个希望，就是让李鸣珂就在朱德那里去锻炼，将来就是一根可负重荷的柱子。

而这个李鸣珂呢，此时并不知道。他现在是以“三洋经济川裕公司负责人”的身份在上海公开活动，而暗中却是特科保卫部门的一员干将。

在上海法租界成都路南，李鸣珂同一个女同志黄云桥装扮成夫妻，和他们在一起的还有原第二十军党代表廖乾吾、中央机关的交通员李觉鸣等。

周恩来找到李鸣珂一说，第二天，他就出发到南昌。可是打听到的消息却是，朱德已经不在江西地面上了。

十二月二十八日，周恩来又以中央的名义，向朱德起草了第二封信，打算让李鸣珂去湖南寻找

（11）

一九二八年一月初，李鸣珂和李觉鸣带着中央的两封信，开始了第二次寻找朱德部队的下落。

此时，另一个人也准备动身了，他就是潜伏在法租界霞飞路泰辰里十七号的原二十军军长，现在已化名“王国珍”的贺龙。

在中央慎重考虑后，通知他带着原班人马回湘西洪湖地区打开一个新的局面。这个原班人马主要是原第二师师长秦光远和第三师师长周逸群，此外还有第六团第一营连长卢冬生和卫士长贺学祥等。

在一个清冷的早晨，贺龙被周恩来约到了黄浦江边。两人见面后，都显得有些激动。这是因为他们已在南昌暴动中建立了生死感情，此时相见，又要分开了，肯定会激动。

周恩来见着贺龙，先是和他握手，然后问他在泰辰里住得怎么样，接着两人就牵着手在沙滩上走了起来。这时周恩来说：“文常兄，你的要求，中央经过慎重考虑，已经同意把你留下，去湘西打开一个局面。你看，这样总行了吧？”

贺龙一听，紧紧地握着周恩来的手，说了一句：“还是周主任了解我！”

他们正说着，一辆人力车在外滩路边停下了，一个留着平头穿着中山装戴着墨镜的人从车上跳了下来，然后向江边跑来，他是谁呀？大家正在诧异，这时周恩来却胸有成竹地说：“我让他跟你一起去，好有个关照！”

贺龙没明白周恩来在说什么，他的注意力全在那个戴墨镜的人那里去了。此人很像他认识的一个人，他究竟是谁呢？待这人走近，他马上反应过来，眼睛一亮，笑道：“好你个周秀才，还藏头露尾呢，真把我蒙住了。你们家的谷子我还欠着呢，这回好了，你陪我去还！”

周逸群是周恩来专门约来的，他用贵州人习惯说的那句答道：“有你贺胡子在，我就什么都不怕！”

这时周恩来说：“中央让你们回湘西，是需要在那里打开一个新的局面。在那里，你们的旧部很多，我已经派秦光远去打前站了，他还是一个党外人士，你们要好好团结他！”

贺龙一听，恍然大悟。原来秦光远再没露面，是因为早就把他派走了。这周主任还真是“走一步看三步”呢。

“你们到了那里，主要活动在湘鄂西、洪湖一带，那里距武汉最近，但不能轻易去攻取。”周恩来说，“你们的任务是充分发动群众积极参加革命，壮大革命力量。根据你们的活动范围，在湖北地界，由湖北省委跟你们联系，在湖南地界，由湖南省委负责。这几天，你们就可以动身了，看能否赶得上当地的年关暴动。”

贺龙说：“周主任，你就放心吧。从武汉到湘西，沿长江一带的车湾、藕池、新堤、调关的驻军，有些是我过去的部下。只要我一去，他们多少会认我的账。”

周逸群说：“在洪湖一带，土匪多如牛毛，但大多数是被逼上梁山的穷苦农民，如果多做工作，是可以收编改造的。”

周恩来说：“那就太好了！看来，你们的思路没错。中央决定，让周逸群去专门负责部队的思想政治工作，做你贺老总的党代表！”

“这个，可是周秀才的绝活哟！”贺龙笑道，“湘西是我的老家，民国五年时，我就在那里拉队伍，和北洋军打了十年。今天，我找到了共产党，和你们这帮人在一起，就更有信心了。”

周逸群说：“湘鄂西，川黔边，我们都人地两熟，干起暴动来更方便，更有把握！”

在黄埔军校第二期读书时，周逸群还是周恩来的学生。但这个学生却比老师大两岁。

原来，周逸群和贺龙同龄，在进黄埔军校前，他已经在东京庆应大学毕业。在日本，他学的是政治经济学，并博览群书，还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

听着周逸群的话，周恩来极为满意，但是对贺龙、周逸群一行离开上海，其安全问题还是不放心，所以他决定派李鸣珂去护送。

周恩来想，李鸣珂要去湖南寻找朱德，正好同路。另外，还可以把照顾陈赓的那个连长卢冬生也安排到贺龙军中。李鸣珂去朱德军中，而卢冬生则可以一直跟着贺龙。

周恩来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贺龙。

贺龙却说：“安全问题不是什么大事，上了船我就什么都不怕了，沿长江走水路，我有把握。我是一条龙，龙归大海嘛！”说完，哈哈大笑。

几天后，贺龙一行出发了。

在一个大雾弥漫的清晨，他们在黄浦江码头，登上了去武汉的客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