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茶陵工农兵政府

（1）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六日晚，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四个连在团长陈皓带领下杀了一个“回马枪”，又去攻打茶陵县城，结果正如毛泽东在报纸上看到的那些消息所描述的，罗定的挨户团已被调走了，茶陵城十分空虚。

由于他们已经有了一打茶陵时熟悉地形的经验，所以这一次再也不绕什么弯子了，而是经宁冈的睦村、酃县的瑞口，顺沔水河西行，在十七日这天就到了茶陵的坑口。

本来他们准备在坑口宿营，但有人说，万一罗定的挨户团没走，跑来夜袭该怎么办呢？一向多疑的陈皓一听，觉得不妥，于是命令继续赶路。这可辛苦了广大将士们！

不过，这也是好事，他们人不解甲，马不卸鞍，紧赶慢赶，终于在天亮以前，也就是十八日拂晓，经带江、马溪滩、洮水，悄悄抵达了茶陵县城的近郊。

兵法上说，兵贵神速，出其不意，这在工农革命军这边都用上了。他们到了这里一打听，罗定挨户团还真的撤走了。再说城里的守敌也不多，他们做梦也不会想到，已经远离茶陵十几天的这一小股共产党的武装，怎么会又回来，难道他们就不怕死吗？

城外隐蔽的工农革命军，为了知道城中的详情，先派出一部分人去侦察敌情。在城门洞里，他们遇到了一些半大的孩子，都是流浪在外无家可归的，其中有一个年纪偏大一些，已经是一个小青年了。他说他亲眼看见就在前两天罗定把他的一千多人带出了城，往西去了。

当连长曾士峨知道这个消息后还不放心，因为从修水一路走来，由于情报不准没少吃亏，他还得亲自问问这个孩子。

曾士峨问他：“你多大了？叫什么名字？”

那青年说：“我叫龙开富，今天十九了！”

“十九岁？我看好像不太像。又瘦又矮，挺多十四五岁吧！”党代表罗荣桓说。

“我不骗你的，宣统第一年生的！”那个叫龙开富的大孩子说，还掰起指头算起来。

“听说，你想加入我们的队伍，为什么要加入呀？”曾士峨问。

“你们打土豪，分田地，杀掉世上的恶人，让穷人过好日子！”龙开富说。

工农革命军在“一打茶陵”的时候，他亲眼看见就是这些人杀了县长，打开监狱救出了很多被冤枉的人。

“你家里还有什么人，你走了他们放心吗？”罗荣桓问道。

龙开富说：“我没有家，一直在外流浪。”

此时，团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宛希先也到了第四连。他问龙开富：“你怎么知道罗定不在城里？”

“上回你们刚走，罗定就带着人马进了城。”龙开富说，“但是，没过几天，就又出城了。也就是前两天，我亲眼看见他们从西门出去的，长长的队伍，一直没回来。”

这大概是去攸县了，这个县在茶陵的北部，但不能直接去，因为大山阻隔，只有往西，顺洣水河往下游走，从西北方向进入。

经宛希先了解，原来这龙开富是茶陵县火田乡白腊村人，从小因为习武，与地主家的儿子格斗，居然把地主儿子一刀给捅死了，从此就逃亡他乡，到处流浪。

现在消息已证实，罗定的挨户团确实不在城中，这就说明城里空虚，可以放心大胆地攻城了。

消息传到陈皓那里，他还在犹豫。可一营长黄子吉却等不及了，他说：“原来是这样，那我们就可以攻呗，还等什么呢？”

宛希先见陈皓一言不发，只好说：“陈团长，想好了吗？打还是不打？”

“上一次我们因为不熟悉地形，趟水过河，牺牲了好几个人。这一次，可不能再吃亏了！”思考了一会儿后，陈皓说，“这一次，我们留下一个连，在东门外架设浮桥，以吸引敌人的注意，其余三个连，从西门攻进去！”

茶陵城本是三面环水一面陆地的地方。在它的西面、南面和东面，茶水河绕着城墙往西流入洣水，这就构成了一道天然的屏障。所以，陈皓决定用声东击西的办法，对茶陵城发起攻击。

结果正如曾士峨他们侦察的那样，茶陵城中的守军已不到一百人，都是一些维护地方治安的警察和保安队，他们看见东门外在架设浮桥，于是就把兵力集中到了东门，这样就造成了西门空虚。结果不到两小时，工农革命军就攻进了城。

（2）

由于有“一打茶陵”的经验，第二连连长陈毅安进城后，马上带着人去砸监狱，结果监狱里的犯人并不多了，第三连马上去占领县衙，上一次县长和书记长被抓住后，由于来不及公审，就撤走了，让他侥幸逃脱。这一次却又被活捉了。

进城后，陈皓把团指挥部设在洣江书院里，这里是全城最大的书院，是当地学术权威在此讲学的地方。一个大院子里几间别具风格的殿堂错落有致，确实可以作为一个多人聚会的地方，所以四个连除了分别镇守在四门的，剩下的都驻扎在这里。

进城后，宛希先这个政治部主任马上就忙起来，他出示了一张安民告示，说明工农革命军是共产党领导的队伍，坚决遵照“不拿群众一个红薯”等三大纪律的指示，打土豪，分田地，为老百姓谋福利。下面署名，依然用“郭亮”两个字。这是毛泽东一再叮嘱过宛希先的，因为郭亮曾是中共湖南省委委员、总工会主席，许多地方的人都知道他，名声很大，以他的名义做号召，就有影响力。

接着，宛希先在大街上还组织宣传队对工农革命进行广泛的宣传。他们揭露自蒋介石叛变革命后，国民政府屠杀共产党人的罪行，特别是长沙“马日事变”后，各地的共产党员惨遭屠杀，国民党已成为工农的敌人这个铁的事实，号召广大工农群众只有参加革命，打土豪，分田地，老百姓才有好日子过。

这一宣传，让前来报名参加革命军的人数逐渐增多，他们大都是当地的贫苦农民和无业游民。当然，也包括那个在城门洞里过夜的龙开富。此时，在一家名叫“徐文元”的书纸店里，有一个店员也来报名，然后主动提出要见部队的最高领导。他是谁呢？口气怎么这么大？

原来，此人名叫谭震林，是从攸县那边过来隐蔽的工人纠察队队长。“马日事变“后，他被国民党攸县县党部通缉，只好单身一人逃到他曾经学过艺的茶陵县城来隐姓埋名。上一次革命军来了，但很快就撤走了，使他还没弄清是怎么回事，就不见了踪影。可这一次，他一听说，就马上跑来了。

谭震林出生在茶陵县北边的攸县，但十四岁就在茶陵县城的书纸店里当学徒，直到他二十四岁时，也就是一九二五年才回攸县。后来在一个叫余来的共产党人引领下，成了一名党员。但由于今年五月在长沙发生“马日事变”后，为了躲避何键三十五军的杀戮，他就悄悄来到茶陵县城，潜伏在一家名叫“徐文元”的书纸店里，做起装订图书的工作来。

宛希先听了谭震林的自我介绍后，作为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他很需要谭震林这样的地方干部，来作为当地群众支援工农革命军的骨干力量，现在他刚到茶陵县城，对这里的民情还不熟悉，完全可以通过谭震林把茶陵县城的工友们组织起来，成立工会和纠察队了。

此时，从监狱里被解救出来的李炳荣也来找宛希先，愿意主动出来工作。他可是茶陵县本土本乡之人，是共产党在茶陵县发展的第一个党员，由于“马日事变”把他关进了监狱，工农革命军“一打茶陵”时才把他救出来，现在身体已恢复得差不多了。现在，宛希先需要他把茶陵县的农民协会恢复起来，并组织农民自卫军。

这个工作还非常适合李炳荣去干，因为他是霞东乡人，本土本乡，熟悉这里的农民。

李炳荣是去年六月入党的。当时北伐军路过这里，他受政治部的一个干部的影响，就加入共产党了。路过这里的是第二军第六师，政治部主任就是后来闻名的肖劲光。介绍李炳荣入党的那个人叫林焕然，另一个是省农民运动特派员杨孔万。由他们两个人介绍，李炳荣成了当地最早的共产党员，而且还和他们组成了茶陵县最早的共产主义小组。

后来，李炳荣被调到湘南永明县去搞农民运动，茶陵县的共产党组织就另外有人负责了。今年五月长沙发生“马日事变”后，他才悄悄潜回茶陵，但不幸被捕入狱。前几天，工农革命军一打茶陵城，打开监狱救出了八十多人，其中的一个，就是他。

由于有谭震林和李炳荣的帮助，宛希先的政治部在大街上宣传，马上就有人愿意来参加工人纠察队了。

接着，他们又开始做起了建立工会、农民协会和农民自卫军的工作。

（3）

在打进茶陵后，团长陈皓一改先前那种一脸阴霾的表情，而马上显得春风得意起来。想不到只有几天工夫，这茶陵县城又被夺在了手中，这是他始料不及的。想当初，刚攻下，还来不及享受一下城里的繁华，就被罗定“逐”了出来，当时觉得很窝囊。现在，罗定已经撤走，他可以高枕无忧了。于是，就在洣江书院，大摆庆功宴，开怀畅饮起来。

副团长徐恕，参谋长韩昌剑和一营长黄子吉，也喜笑颜开，与团长一起，把酒席闹得轰轰烈烈。

他们还邀请宛希先，但被宛希先拒绝了，还说了几句他们认为难听的话。气得营长黄子吉在背后骂道：“这宛麻子简直不识抬举，以后就别请他了。真是假正经！”

记得在攻下莲花城后，这几个人就这样聚过，那时还有师长余洒度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却被毛泽东知道后，狠狠地批评了一通。陈皓一听师长都挨了批，早就灰溜溜地躲开了。

可现在毛泽东不在，他们又遭到宛希先的批评，这让陈皓耿耿于怀。他想，在共产党的队伍里真难，想自由一下摆个酒席都不行，还活个什么劲呢？这党代表真成了“挡代表”，把他们想做的事全挡着不让做，不想做的事偏让他们去做，真是太让人气愤。

宛希先兼着许多职务，既是团党代表，又是营党代表，还是团政治部主任。他对陈皓、徐恕他们的做派看不下去，也只是说说，根本没打算要采取什么措施进行整治。就是这样，也引起了陈皓他们的不满。

但说归说，工作归工作。在一些重要问题上，宛希先还是要找陈皓商议的。比如现在已经把国民党的县政府给推翻了，可部队的给养问题找谁要呢？每天几百号人要吃饭，人吃马喂的，也需要一些银洋吧？所以得尽快建立起一个新政府来。这个问题，他就得和陈皓商议。

陈皓也同意建立新政府，他把名字都想好了，叫“茶陵县人民委员会”，他认为这个名字响亮，苏联的中央政府不是叫“人民委员会”吗？但是他没想到，这是县级政府，用不着这么大排场。

当务之急，现在是需要一个人出来当县长，把茶陵县出现的权力空缺给填补上去，然后维持它的运转，为军队和老百姓服务。可这县长谁来当呢？在陈皓的手下，都是一些黄埔军校出身的军人，要说行军打仗，排兵布阵，那可没问题，但要说当县长，谁会？

所以，陈皓说这事他管不了，应该是宛希先政治部的事，要他一手去操办。

其实，宛希先也觉得棘手，他们都是军人，要带兵打仗还行，这县长的差事谁干过？

他正犯愁，第四连党代表罗荣桓来找他汇报发展党员的事。他马上灵机一动，觉得罗荣桓是青岛大学的学生，知识分子，来当这个县长肯定没问题。

宛希先把自己的意思一说，可罗荣桓却说：“我们这里有一位现成的县长，你怎么不用呢？”

宛希先忙问：“谁呀？我怎么不知道！”

“谭梓生，我们连的文书。”罗荣桓笑着说。

“他怎么会是现成的？”宛希先问道，“难道他以前当过？”

“就是因为他当过，我才这样说，军中无戏言嘛！”罗荣桓回答道。

宛希先忙问：“那你说说，他怎么当的？”

原来，谭梓生也是一名大学生，在鄂南暴动前，比罗荣桓早先一步到了通城，待罗荣桓去后，他们就住在一起。这期间，两个人经常在一起，就要免不了谈谈各自的经历，这才使罗荣桓知道，原来谭梓生还当过县长。

谭梓生是安徽旌德人，曾在南京南方大学就读，后又转入上海法政大学。他是一九二五年参加革命的，并秘密加入了共产党。北伐期间，当谭延闿的第二军第六师经过他们的旌德县时，他正好在家乡，就曾被第六师政治部主任肖劲光任命为旌德县的县长。

宛希先一听谭梓生以前当过旌德县的县长，就像发现了宝贝，马上把谭梓生从第四连找来。但是谭梓生却说：“我当县长只有几天，没什么经验，怕搞不好”。

宛希先说：“没关系，反正你当过，比一天都没当过的强多了，现在我就任命你为中共茶陵县人民委员会县长”。

就这样，谭梓生这个连部文书，马上就当起了县长来。那时是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比符向一在鄂东的黄安县建立的农民政府迟了六天，但和彭湃在海丰县成立的苏维埃政府却是同一天。

但遗憾的是，这个政府却是“新瓶装旧酒”，它虽然仿效的是苏联中央政府的名称，却干着中国旧衙门里所干的事，在今天看来，有些不伦不类。可在当时，已是很不错的一大进步了。毕竟它是中国共产党公开打出自己的旗帜，在湘赣边界进行土地革命时建立的第一个红色政权。

谭梓生究竟装了哪些“旧酒”呢？根据他在安徽老家当县长的经验，部队的给养问题，找商会要。以前北伐军就是这么干的，而各地的商会。有人来报案，他就像旧小说里描绘的那样进行“三堂会审”。

可是这样做，却引来了许多人的不满。大家都说，既然是新政府了，就应该给老百姓撑腰，怎么到头来，商会却把钱摊到了每户市民的头上。还有那个打官司断案也不对，应该是重证据，而不是县长随便一句话，就把被告关进了监狱。

宛希先知道这些事后，也觉得不妥，但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只好写信给井冈山下的毛泽东，要他对这个刚成立的茶陵县给予具体指导。

（4）

却说部队得到军费后，团部的几位军事首长们一改先前那种和士兵们同吃同住的规定，而是自己开起小灶来。他们把营长黄子吉也叫来，一到晚上，就在洣江书院里开怀畅饮。

陈皓本人也开始讲究起来，在公众场合，首先很注重自己的仪表，而且还以庆祝胜利为由，在洣江书院里唱起了堂会，也就是把戏班子请来专门为他们唱戏。营长黄子吉和他手下的何成匈，还逛起了妓院，进出于赌场。

他们对部队驻扎在这个地方，早忘了毛泽东叮嘱的三大任务，打仗以消灭敌人，打土豪筹款子和发动群众起来革命，而认为部队就是单纯的打仗，所以只做军事上的训练，按照军校要求的课程，每日“三操两点名”后，就各自玩痛快去了。

一时间，他们仿佛又回到了在武汉的日子。而从武汉到黄石，再到修水，再进军长沙，以及兵败金坪、芦溪而路过三湾、古城，再到酃县而后又上荆竹山，这一系列所经历的事情，都仿佛是一场噩梦，只有现在，才是他们想要的生活。

陈皓、徐恕、韩昌剑、黄子吉这四个人，都是黄埔军校的毕业生，陈皓、韩昌剑是第一期的，而徐恕、黄子吉则是第四期的。他们都留恋过去武汉的生活，对进入武汉警卫团曾经是有一种优越感的，特别是陈皓和韩昌剑，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但是现在看来，他们都后悔了。

首先是那个团长陈皓，这人是一个典型的阴阳人。三湾改编前，他只是一营营长，虽然在三湾他自愿留下了，但那是因为他看见师长余洒度没走。后来被毛泽东升为团长，毛泽东为什么这么做？还不是因为武汉警卫团比浏阳义勇队强，他很器重吗？

可陈皓呢？在毛泽东面前他装的唯唯诺诺，言听计从，但是骨子里却是另一番景象，什么好大喜功，自以为是，吃喝玩乐，贪图享乐，贪恋女色，以权压人，各种毛病，在暂时的胜利中充分表露了出来。

其实，陈皓这些毛病，在今天和平安定的社会里，也算不得什么。但在革命战争年代，却是个大问题。因为它可以直接削弱每一个人的革命斗志，在敌人未来之前，遇到困难就会溜，在敌人来了，还没有打，可能就想投降。

两个多月的艰难行军和几次激烈的战斗，以及三湾改编后官兵平等军官取消开小灶，和战士们一起每天吃的几乎都是红米饭、兰瓜汤，好几天都见不着一点油星，这种日子已经让陈皓相当愤懑。

在许多时候，陈皓的心里是很不平衡的，一想到这些不愉快的事，心里就暴躁。不禁自问，难道考上黄埔军校就是为了过这种日子？但他善于伪装，在公众场合，不把自己的想法表露出来。

可是，现在进入茶陵城后，就不同了，由于没有毛泽东在身边，他就什么都不怕了，觉得可以放松一下了。

三湾改编时，陈皓和张子清都是营长，但从大局考虑，毛泽东没让张子清当团长而让陈皓当，这是因为毛泽东看重这个曾经是武汉警卫团的第一营，把他们作为部队主力来培养。但是陈皓对自己成为团长并不感到有什么幸运，相反的，却认为这是一个想自由一下都不能的包袱。因为在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毛泽东的管教下，清规戒律实在是太多，使他真受不了。

如果有机会的话，陈皓也想学他的老上司余洒度，脚底下抹油，溜！当他带着队伍到井冈山的大井，与第一连会合后，才知道张子清的第三营在大汾一战中居然失踪。当时他就断定，他们肯定不会回来了。他真佩服这个张子清，他想到的，他们也想到了。可这样一来，不是坑了他陈皓吗？以后来了敌情，靠一个营去支撑，怎么能行？

一想到这个后果，陈皓马上就失去了信心，觉得以后这个局面靠他来支撑，简直是泰山压顶，他可没有那么大能耐。于是，就想到把队伍拉走。可拉到哪里去呢？目前他还没想好。他认为第一步，是先摆脱毛泽东的控制，这是最重要的。所以，毛泽东要他带着四个连来攻打茶陵，他真是求之不得。

（5）

却说毛泽东送走陈皓、宛希先他们后，继续在茅坪疗伤。在贺子珍的搀扶下，在步云山附近的坝上村、洋桥湖、马沅村与象山庵之间转悠。在遇到有人家的地方，他就坐下来歇一会儿，问问这些人家有多少人吃饭，有多少人劳动，家里有多少地，是自己的还是租种别人的，如果是租种别人的，和东家怎么分成，是五五开，还是四六开，一年实际有多少收入，又有多少开支，等等这些，他都用笔把它记在烟盒上。

表面上看，毛泽东是在与人拉家常闲聊，以打发疗伤中无聊的时光，而实际上却是在做革命工作，为工农革命军在井冈山打开一个新的局面做民情调查。因为他们刚来井冈山，对这里的一切还不熟悉，特别是生产关系、生产状况、土地与物产分配等，都还一无所知。这对将来制定相应的政策以调动农民的积极性是相当不利的，所以事先做一些社会调查，完全是必要的。

毛泽东后来说，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就是从这时才开始体会出来的。在战场上，有“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在政策上，不调查，两眼一抹黑，就开始决断，那是严重的官僚主义错误，这种瞎指挥，危害可深呢！

不几天，毛泽东接到宛希先从茶陵送来的信，知道陈皓他们一鼓作气攻下了茶陵，心里很高兴。但是一看见他们建立的“人民委员会”，就觉得不对，怎么会是一个脱离群众的政府呢？这不是典型的官僚主义吗？

军费靠商会筹集，然后又摊派下去，那些商会头子、土豪劣绅们给自己摊派了吗？他们不仅不会出钱，而且还可以趁此机会大捞一把，最终还是老百姓倒霉。这不是和国民党搞的那套一模一样吗？

“不行！”毛泽东想，“得马上写封信告诉宛希先，得建立代表工农利益的工农兵政府，就像苏联那种苏维埃式的。”同时，宛希先也汇报陈皓他们贪图享乐的事，并要求毛泽东给一个惩治腐化堕落的办法。于是，毛泽东匆匆忙忙地就在一家农民的院子里写好了回信，让宛希先的政治部立即整改。

为建立新的政府，毛泽东写到：应该是建立像苏联那样的苏维埃政府，就是以工人代表、农民代表、士兵代表各一人共同组成政府成员，把工会、农民协会团结在政府周围，实行“打土豪，分田地”的土地革命政策。至于人民委员会，那是苏维埃最高级的形式，目前还没有那个条件。

关于整治部队的腐化堕落，毛泽东写到：遵守三大纪律，官兵平等，同吃同住，支部建在连上，士兵委员会进行监督，是目前最好的办法。

宛希先在信中写到陈皓等人也腐化堕落起来，问这该怎么办？这件事情，不得不使毛泽东担心起来，而且已经敏感到了情况有些不妙。陈皓可是他一手提拔的军事干才，如果真有腐化堕落，那怎么得了？他可是军事上的主帅，会把整个部队带到阴沟里去。

目前，井冈山就只有这么一点武装力量了，如果出了问题，连老本都得赔光。所以毛泽东在信中没有正面回答对付陈皓的问题，他怕宛希先把动静搞大了，陈皓一气之下把队伍拉走，那该怎么办呢？

突然之间，毛泽东的心马上悬了起来。他真恨自己的这只脚，如果不是它耽误着，他早就跟着部队去了。现在怎么办呢？他只能在信中这样说，对付官长的腐化堕落问题，要广泛联系群众，让大家认清这些人的真面目，在证据充分的情况下，肯定要做相应的处理。但他们有权，此事得审慎，要顾全大局，不能因小失大。

信写完后，毛泽东依然不放心，他觉得这封信必须及时送给宛希先。为了保险起见，他要自己的警卫员李根勤亲自跑一趟。

几天后，毛泽东住进了茅坪村。

在茅坪村谢家公祠的后面，有一个叫谢观南的房子空着，在袁文才的协调下，暂时用来作为毛泽东疗养的住处，同时也可作为他指导革命的工作之地。

这个房子属于砖木结构的二层楼瓦房，其屋顶有些特别，留着一个天窗，很像一个天井。而且，做的也很精致，用八个角镶嵌而成，喇叭型，上小下大，用三层木板装饰起来。这种天窗，在茅坪，只要是两层楼房的人家，都喜欢这么做，当地人把它叫做“藻井”，是客家人的一种风格。

但毛泽东看了之后，却把它叫“八角楼”。

在八角楼住下后，毛泽东在想一个问题。为在井冈山打开新局面，除了部队要去各处游击，下一步又该怎么办呢？那就是要在这里建立工农兵政权，开展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要做这些事情，首要的问题，就是对袁文才、王佐的部队进行改造。

说到袁、王二人及其部队的改造，毛泽东认为还是不能操之过急。由于他们是江湖中人，一旦不慎，就会被认为你要吃掉他们，所以得慢慢来。以前，工农革命军只是路过这里，所以他们愿意以礼相待，而现在却要在这里扎寨，他们能接受吗？所以，要争取他们，还需要时间。

思考良久后，毛泽东觉得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他们自觉自愿来参加革命。他认为，工农革命军暂时不要损害他们的利益，而是在他们周边各县打土豪分田地，当搞出一个局面后，他们会找上门来主动参加革命的。到那时，就是瓜熟蒂落的时候了。

毛泽东答应袁文才派教官帮他训练队伍，是出于很多考虑的。这不光是为了双方搞好关系，更重要的是要把一些革命思想渗透进队伍中的每一个人，让他们脱离封建侠士观念，提高阶级觉悟，将来可以成为革命战士。其实，这已经在改造他们了。

在茅坪的八角楼里，毛泽东把自己在坝上村、洋桥湖所进行的调查记录进行了整理，写成了一篇像样的文章，题目就叫《宁冈调查》。他要把这篇文章作为在井冈山地区开展进行土地革命的客观依据，使读过爱文章的人觉得井冈山的革命是必须的，中国的革命也是必须的！

（6）

在茶陵，宛希先收到了毛泽东的信。信中说，那个“人民委员会”应该马上取消，谭梓生也不能去当那种县长，要重新成立政府，由工人、农民、士兵各选一名代表组成，这个政府叫工农兵政府。它的县长是在代表性产生，职能是“打土豪，分田地”，部队的给养也是通过“打土豪”所得来维持。

看到毛泽东的来信，宛希先知道自己以前是搞错了，于是立即召开会议，拟成立新的政府。出于无奈，陈皓、徐恕等人也表示同意。于是，他们又马上张罗起来。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茶陵县工农兵政府成立了。在两万多人参加的成立大会上，谭震林被推选为工人代表，李炳荣被推选为农民代表，陈士榘被推选为士兵代表。由谭震林出任茶陵县工农兵政府主席，李炳荣出任茶陵县革命委员会委员长。

政府成立后，马上就像一架上了发条的机器，开始运作起来。在部队的配合下，经济上，马上对地主豪绅实行清算，如有不服，坚决镇压，没收其财产充公，把多余的田地分给当地的贫苦农民。

接着，县城外的十多个区、乡，也纷纷成立这种政府，使“打土豪，分田地”的活动空前高涨。就这样，到处都在清算土豪劣绅，分田分地，焚烧债券、契约等。

部队也分散到农村去发动群众。宛希先领着两个连来到高陇，亲眼目睹了农民群众革命斗争的热情，他们打土豪，分福财，闹得热火朝天。由此，他不得不佩服毛泽东。心说，这毛委员的确有两下子，他站得高，看得远，把农民了解得太透。没有他，真还打不开局面，这几百人的部队可就寸步难行了！

当上政府主席的谭震林也没闲着，他组织了一支工人纠察队，给每个队员发一个红袖套，让他们在大街小巷进行巡查，夜里还把他们集中起来，负责各地的联络和维护城里的秩序。还派出干部，对城里的工商业主进行调查，让他们捐钱捐物，支援革命。

由于他做得有声有色，附近各乡村都模仿起来，成立了各种赤卫队、暴动队，以拱卫胜利果实。

（7）

茶陵县工农兵政府的建立，使茶陵县境内的地主豪绅们又恨又怕，因为他们的地被查出后，分给了附近的贫苦农民，还把田契搜了出来，然后当众烧毁。

这引起了地主们的仇恨和反抗，于是就被抓起来游街示众，还开斗争会，让他们戴上高帽站在主席台前低头认罪。这使得一些地主铤而走险，逃出去后组织武装进行报复。

在高陇的大地主中，有两个人联手叛乱，一个叫谭绍绪，一个叫罗兆鹏，他们的地被分了后，马上就纠集了三百多人枪，准备突袭县城。只有一天的工夫，他们就穿过腰陂到了踞县城最近的定宁寺山上。

高陇在茶陵县城的东北角，与江西的莲花县接壤。从地里位置来看，它是县城东北边的一个重镇，两地相距七十多里，但这些土豪却神不知鬼不觉地躲过宛希先他们，突然之间就到了县城眼皮底下，这无疑是对新生的工农兵政府构成了威胁。

消息很快传到县城，但为了防备攸县敌军，团长陈皓已带着两个连布防去了。也就是说，城里已经没有兵，有的只有刚招募的两百多纠察队员。

天已经黑下来，政府主席谭震林马上去找农民协会委员长李炳荣，还有士兵代表陈士榘，共同商议御敌之策。最后决定，一面派少量纠察队员守城，一面派人出城去搬救兵，然后谭震林亲自带着纠察队主力到城外去迎敌。

谭震林原是攸县工人纠察队队长，有一定的实战经验和指挥能力。他听说敌人在定宁寺山上，他就捉摸着如何战胜这股敌人。在陈士榘的协助下，他把一部分纠察队埋伏在定宁寺山的右翼，另一部分却涉过茶河，迂回到敌人的左侧。

此时，在高陇的宛希先已得知这股地主武装去偷袭县城，马上派一个连抄近路来追赶拦截，而自己则带另一个连随后跟进。但他们的愿望落空了，因为一直没追赶上。

天亮了，定宁寺的敌人开始下山进攻，此时埋伏在左、右两路的纠察队员突然杀出，使他们猝不及防，结果被打死了二十多人。二十多支枪也被捡了回来，真是大获全胜。

开始，这些地主被打懵了，还以为遇到了正规军，当搞清楚是临时拼凑起来的纠察队时，胆子就壮了，立刻卷土重来。谭震林马上严阵以待，准备和这些地主拼个高下。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敌人的背后突然响起了枪声，接着还有冲锋号声。

原来是宛希先带着两个连的正规军从背后杀来。这一下，敌人的阵脚乱了，马上撤退。这时，谭震林看见机会来了，马上命令赶快追击。结果，这些地主武装被打得七零八落，只有狼狈逃窜的份。

（8）

一天早上，在茅坪的毛泽东听说工农革命军打了胜仗，心里马上轻松了许多。他刚进入工作状态，就听见贺子珍来说，有几个人要见他。

毛泽东说，自己腿不方便，叫他们上楼来。这些人上来，他一看，走在前面的是在步云山训练袁文才部队的陈伯钧，还有袁文才的部下周桂春。另一个是谁呢？穿着干净的军装，还有国民党的帽徽，但此人把帽檐遮住了眼睛，使他根本就看不清面孔。

毛泽东见到陈伯钧，第一句就问到了在步云山训练的情况，还和周桂春拉了拉手。这时那个穿军装的人却发话了。他的第一句居然是：“大哥，原来你在这里呀！”

毛泽东听见了一个熟悉的声音，他觉得奇怪，马上问那人：“你是谁呀，怎么叫我大哥？”

“我是润菊呀，为了找你，我走得好辛苦哟！”毛泽东一听，这声音的确是他弟弟毛泽覃的，而毛泽覃的小名就叫“润菊”。

这是父亲毛顺生在他三个儿子出生时的特意安排。为了让他们像花草一样只要有根就能生长，他给三个儿子都取了一个带草字头的小名来作为名字的“字”，所以，他把毛泽东叫“润芝”，毛泽民叫“润莲”，毛泽覃叫“润菊”。当然，后来毛泽东把他的“芝”改成了“之”，那就更有意思了。

那个穿军装的人听毛泽东一问，马上把帽檐往上移了移。现在，毛泽东终于看清了，此人果真是他的弟弟毛泽覃。惊喜之余，他马上觉得有些蹊跷，又问道：“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你从哪里来？”

毛泽覃马上说：“我从汝城来，是朱德军长派我来的！”

“你不是在武汉吗？怎么到了汝城呢？朱德是谁？他的哪个部队的长官？”毛泽东这么问，是因为在这之前，他根本不认识朱德，所以他必须要搞清楚。如果是国民党的军队派他弟弟来劝降，那就免开尊口了。

毛泽覃马上说：“朱军长是共产党的军长，是他派我来联络你的。”

“怎么回事？说来听听！”弟弟不是国民党派来的，毛泽东终于放心，但其间发生了什么，他依然不知道，所以希望毛泽覃告诉他。

“我和你在武昌分手后，就被党组织安排在张发奎第二方面军第四军政治部任文书。”毛泽覃开始了漫长的叙述，“南昌暴动后，军长黄琪翔把政治部解散了，主任李世安要我们去南昌，结果很费了一番周折才到，这时暴动已经结束，我被安排在叶挺第十一军政治部任宣传干事。”他所说的李世安，就是秘密介绍叶剑英入党的那个人。原来他是黄琪翔第四军的政治部主任，所以趁方便也把参谋长叶剑英争取加入了共产党。

接着，毛泽覃就把他的经历详述了一遍，也就是革命军如何南下，如何在抚州整顿，如何在会昌决战，又如何在汀州顺江南下，如何在三河坝分兵，如何在潮汕失败，一一告诉了大哥毛泽东，把毛泽东听得时而坐下，时而站起来，时而又走到窗前看着远方。

当说到潮汕失败的经过时，毛泽东深深地叹了一口气，把自己兜里留下的半截香烟拿出来，点燃后狠狠地吸了一口，然后吐出一股浓烈的烟雾。

毛泽覃比毛泽东小十一岁多，是毛泽东最小的弟弟。在毛氏三兄弟中，他们虽是一母所生，但性格却不尽相同。毛泽东刚毅沉稳，毛泽民忠厚精明，毛泽覃机敏聪慧。毛泽东去省城长沙念书的时候，毛泽覃还是一个七八岁的小孩，每天被父亲叫去放牛。

所以，毛泽覃从小就与那些放牛娃在一起，他喜欢大自然的山山水水，和小伙伴们练就了采草药、捉山鸟、捕毒蛇的本领。看到这些，父亲毛顺生很不高兴，认为这小儿子野性太重，要让他舞文弄墨，可能不太现实，看来只能是个舞枪弄棍的料了。

但毛泽东却喜欢他这个小弟，在假期回家，还和他一起进山，也教他识字学文化。

和大哥在一起，毛泽覃觉得很对脾气，他既是大哥，又是老师，还是知心朋友。所以，有什么话，他都要跟大哥说。别人的话他可以不听，但大哥的话他不得不听。

（9）

现在，毛泽东听了毛泽覃对南昌暴动南下失败经过的述说，终于有了一个对南昌暴动如何失败的全面了解。他心情很沉重，同时也在思考，他们失败的真正原因在哪里？在脑海中，他做了很多种避免失败的假设，但是都被他一一推翻了。也就是说，好像哪一种，都免不了要失败。

从当时的形势看，撤回广东，重新建立革命的根据地，争取苏联的援助，然后再进行北伐，这倒是一个完美的计划。可是能够实现吗？事实是不能。所以再完美的计划，如果不能实现，也是无用的。

也就是说，无论你采取哪种方式，是就地发展，还是南下广东，都免不了有国民党军队来围追堵截，最后兵力不足，打不过人家，依然是失败。

想到这里，毛泽东对自己带领三个师去攻打长沙，结果在半道上就被迫撤回，今天看来算是万幸。假如当时一切都顺利，三个师打到了长沙城下，又怎么样呢？动静越大，越要引来无数敌兵的围困。最后的结果是孤军奋战，不失败才怪呢？

这里有一个普遍的现象，就是中心城市和重要港口等，都是敌人统治力量很强的地方，你要去夺取，力量小了，根本就不可能。力量大一些，有可能攻下，但却经不起国民党军阀们的倾巢出动，遍地围歼。

这样也不行，那样也不行，这就得出一个结论，在革命力量还没有壮大之前，不能去留恋那些大城市。要革命，只能到敌人力量薄弱的山区，或者农村，去慢慢发展壮大，可能还有一线希望。

此时，毛泽东还有一点不明白，就是毛泽覃怎么又到朱德的部队里，他不是在叶挺的政治部吗，怎么又出现个朱德呢？

接着，毛泽覃就把自己从叶挺政治部又调到周逸群第三师政治部，之后又从潮州突围到澄海，再转移到茂芝，与朱德从三河坝撤退出来的第二十五师会合，全部告诉给了毛泽东。

毛泽覃说：“在茂芝，大家都没了主意，甚至有人提出解散。在这个关键时刻，是朱军长站出来，以最高首长的名义把大家拢在一起，然后对部队实行轻装，向粤闽边界转移，在一个多月里，才到赣南的崇义、上犹地界。”

毛泽东问：“这一个多月，就没发现敌情？”

“怎么没有？”毛泽覃说，“在福建安远县城，部队刚消灭一股土匪，就被钱大钧的十八师包围，损失惨重，致使原来的两千多人减少到一千多人。”

“那后来呢？”毛泽东急迫地问，“后来的敌情怎么样？”

“后来没有太多的敌情，但沿途要遭到土匪的袭击。”毛泽覃说。“更其严重的，是没有吃的，有人拖枪逃跑，到了天心圩。朱军长对部队进行了整编。”

“跟我们遇到的情况一样嘛！”毛泽东感叹道。“你给说说，他是怎么整编的？”

毛泽覃说：“部队到了安远县的天心圩，对不愿意再往前走的，发给路费回家，最后把部队整编为一个团。到了信丰县的大余镇，有人违反纪律吃饭不给钱，还拿手榴弹威胁，朱军长下令枪毙了两个肇事者，以整顿军纪。到了崇义县的上堡，部队又出现违纪现象，朱军长决定对部队进行整训。”

“哦，你们的朱军长还真有两下子，看来英雄所见略同呀！”毛泽东感叹道。

毛泽覃继续说：“朱军长不光打仗很在行，做思想工作也很有一套！”

“是吗？”毛泽东惊讶地问，“举个例子呢？”

毛泽覃说：“在茂芝会议上，大家面临着解散的危险，在天心圩，又面临这种危险。可是在大家正面临选择时，朱军长却站出来先讲了话，然后大家就放弃了选择。”

“他讲的什么呀？”毛泽东好奇地问。

“他说，中国的大革命失败了，我们的暴动也失败了！但是我得向大家说明，一九二七年的中国革命，好比一九〇五年的俄国革命。俄国在一九〇五年的革命是失败了，但到了一九一七年，却成功了。中国也一样，革命是失败了，但它是暂时的。因为中国也会有一个一九一七年。”

“说得好！”毛泽东称赞道。

毛泽覃继续说：“他说，只要我们能保存好革命的实力，我们就有办法，你们应该相信这一点。所以，请大家三思！我可是要革命到底的，一直到革命成功。因此，要革命的，就跟我来，不革命的可以回家，不勉强！”

“哦，你们这个朱老总，还真有些办法！”毛泽东不得不佩服道。

（10）

接着，毛泽覃把他们从安远撤退一路走来生活非常艰苦的事告诉了毛泽东。还说，部队发生波动的主要原因就是没吃的没穿的，即使在天心圩整编后，到了大余，还是有违纪现象，即使在大余枪毙了两个肇事者，到了上堡，还是有人在违纪。

怎么办呢？在朱德和陈毅的共同商议下，开始对部队中进行系统的思想教育，然后又千方百计想办法解决部队的给养问题。后来终于想出了一个“借鸡生蛋”的办法，与范石生的第十六军进行“党外合作”，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听编不听调，这才解决了给养。

毛泽东听到这里，马上问道：“你们被编进了多少人？”

“范石生是朱军长的同学，他肯定希望我们编进去后就是他的部队了。关于这一点，朱军长很谨慎，开了几次会议进行讨论，大家认为，在保持共产党领导的前提下，可以让他收编，否则就免谈。”毛泽覃说，“其实我们连一个团的人都不够，但是为了多要物资，朱军长报了两个团的编制，把井冈山这边过来的一支部队也算上了，又编成一个团呢！”

“井冈山的部队？他们是这样说的吗？”毛泽东很惊讶地问，他怎么不知道这个情况呢？

“是的，他们是从桂东那边来的，有一个营的兵力，与我们汇合了。营长姓张，叫张子清。”毛泽覃说。

“是吗？我的个天哟，我还以为他们上天入地了，让我永远也找不着了，原来他们在那里！”毛泽东惊呼道。

接着，他把在大汾遭伏击与张子清第三营失去联系的事一说，大家都全明白了。原来张子清第三营在黑暗中突围，把方向搞错了，本来是向西北，却去了西南，这样就越走越远，走到了桂东地界。继续往前走，就到了信丰一带，和朱德的部队撞上了。

这就把共产党最初的两支部队，促成了第一次会师。

现在，毛泽东听说，张子清第三营已在朱德那里，心里一直悬着的那块石头终于落了地，而且马上意识到朱德派毛泽覃来井冈山的目的了，那就是互为犄角，共同革命，为打开一个新的局面争取更大的力量。

毛泽覃说：“朱军长在报纸上看见，国民党的宁汉战争爆发了，估计在上堡可以有一个相对稳定的时间，所以就派我来联系你，希望我们以后加强联系，共同奋斗，以打开一个新的局面！”

“对，应该这样！”毛泽东高兴地说，然后又问道，“张子清他们也在上堡吗？”

“没有，他们拿到新的装备后，准备回井冈山来，我就是随他们来的。但到了安仁，他们听说你们这边的部队攻下了茶陵，也就往茶陵那边去了。我听说你没在茶陵，就往这边来了。”毛泽覃说。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毛泽东笑着说，“今天是个好日子，我们得弄几个菜招待一下你这个朱军长派来的信使哟！”

当天晚上，毛泽覃就在八角楼里和毛泽东同床，兄弟俩又整整谈了一宿。

第二天，毛泽东把贺子珍找来，要他去与袁文才联系，把毛泽覃安排到乡下去帮助建党。袁文才知道后，和龙超清商议，决定把毛泽覃安排在靠近砻市的乔林乡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