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林外史》第五十六回是否吴敬梓原作，学界莫衷一是，而借皇帝所谓“追封”将全书人才分出等级以“幽榜”的方式统一公布，则汇全书儒林人物之纲，读者庶可借以进一步理清这部巨著里头一百多位人物的头绪。
本书实质上的结尾就是第五十五回。此回目为“添四客述往思来，弹一曲高山流水”，逐一介绍了“四客”，可视作全书的儒林补遗吧。
第一位季遐年是个书法家，性情乖戾；第二位王太是个小贩，棋艺高超；第三位盖宽是个开茶馆的，诗画皆通；第四位荆元是个裁缝，琴弹得好，又喜写字做诗。这四个人都是底层布衣，对书、诗、艺至少一方面富于才情，都从未去弄过范进、周进、马二先生诸人热衷的“举业”，未曾想到“售其技”以谋富贵。
这四人可算四股清流，虽然作者没有给他们分配如虞博士、庄征君、杜少卿这些正派儒士那么长的篇幅，但将这四股清流放在本书末尾，似有“曲终奏雅”之效。
进一步说,在不学无术、利欲熏心、乌烟瘴气的儒林之外，这四人身上其实是寄托了作家的读书观的。
那么吴敬梓的读书观是怎样的呢？我认为可以从这四人身上共同的品质去探究。
这四人的共同的品质就是发自内心热爱读书，尊重内心的兴趣生活，而不是自觉或不自觉地把自己当作谋求富贵的工具而对功名利禄汲汲以求。
季遐年“字写的最好”，但他高兴写就写，不高兴就不写，“他若不情愿时，任你王侯将相，大捧的银子送他，他正眼儿也不看”，他穿破衣破鞋，每日得了笔资，吃了饭，剩下的就送给不认识的穷人。这个人身无长物，除了维持基本生存，一个多的钱也不留。无欲则刚，他当然不会为了名利趋奉富贵。施家老爷不识得他的人品，叫季遐年上门写字，犯了他的忌讳，他赶上门去，一通臭骂，虽然失却“温柔敦厚”，然读者看着，也着实痛快。
王太是个卖火纸筒子的小贩，与季遐年一样，衣衫褴褛。一天在旁看“大国手”下棋，旁人想让他出丑，就让他与国手对弈，结果他出手不凡，赢了国手。众人惊服，拉他去吃酒。他大笑道：“天下那里还有个快活似杀矢棋的事！我杀过矢棋，心里快活极了，那里还吃的下酒！”说完大笑走开。下棋快活就好，他无意通过不凡的棋技求得“咸鱼翻身”的机会，就这一条，要碾压多少“俗物”呀。
盖宽家本来颇有些资产，他年轻时嫌治产业的亲戚本家“俗气”，自己每日做诗看书画画，结交了不少寒士，“爱才如命”，把钱“几百几十拿与人用”；同时家里办事的伙计也浑水摸鱼，结果家财尽去。妻子亡故后,他靠开一家小茶馆抚养儿女，艰难度日。邻居劝他去找从前受过他惠的或者他亲戚本家，去借点本钱把生意做大，盖宽说不想惹别人嫌弃，自讨没趣。可贵的是，“他家各样东西都卖尽了，只有这几本心爱的古书是不肯卖的。”君子固穷，再怎么穷，对古书的爱还在；再怎么穷，“雅”的本色还在。真正难得。
裁缝荆元也是个极有意思的。他开一个裁缝铺，“每日寻得六七分银子”，业余就弹琴写字做诗。别人觉得他“雅”的爱好与低微的职业不相称，他说，自己“只为性情相近，故此时常学学”，又说：“难道读书识字，做了裁缝就玷污了不成？”在他看来，做裁缝是为了生存，读书则可以得到快乐和精神自由。就是当代，我们也难得找到几个爱读书的裁缝呀。
读书到底是为了什么？吴敬梓所在的18世纪上半叶，社会的集体意识一致认定，读书就是为了求取功名富贵的——虽然在专制社会，考不中的多，求来了富贵后又因此丢了命的也不少。一直到现在，人们还在拿“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颜如玉”来激励读书人。这种读书观只把读书作为改变命运的方式而没有把它作为目的本身，而现代教育观认为读书是个人的内在需要，一个人即使不需要通过读书改变命运，读书仍然有极大的价值。
我们从这“四客”的身上可以看到吴敬梓超越时代的读书观，即读书或学习是自我完善的手段，读书本身是追求个人快乐与幸福的方式而非仅仅是手段。如果一个人从读书中能够体验到个人尊严与幸福，那么读书本身就是极大乐事，“苦读”又从何谈起呢？
《论语》中记孔子这样赞美他的爱徒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贫穷是一条可怕的大虫，它会吞噬人的自尊，而颜回的安贫乐道，就是孔子的人格理想，所以孔子不吝溢美。孔子在另外一次与子贡的对谈中也说到最难做到的是“贫而乐”。吴敬梓笔下的“四客”身处底层，不能免于贫困，但他们都在学习、读书中寻觅到人生的乐趣。如盖宽，他开的小茶馆顶多赚得柴米钱，但他每日“依旧坐在柜台里看诗画画”，还有心在柜台上“插些时鲜花朵”。再怎么穷困寥落，精神世界里的鲜花还是常开不败。
又想起《红楼梦》里说贾宝玉“富贵不知乐业，贫穷难耐凄凉”，由于曹雪芹原著后四十回的不可见，今天我们也无法准确地猜测贾宝玉贫穷时“难耐凄凉”的情状，不过由此是否可以得出这个结论：《儒林外史》中寄托的读书观比《红楼梦》的更高明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