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真思想在汉代不仅激励了诸多士子的抗争精神，尤其在文学发展中成为驱散神学迷障的武器，并对东汉王充文学真美观有历史的启迪作用。
《诗》学的微言大义及其致用精神
诗三百篇在汉初的传播、诵习，鲁诗首出，齐诗、韩诗继起，毛诗为后，故论汉初《诗》学，应先明鲁、齐、韩三家义。
与三家相比，赵人毛公治诗属私学，不及三家显，然流传民间，其意又与三家异同。所以，后世论汉初《诗》学，又多合四家而言。
由于汉代诗学之经学化和汉儒言诗之功利主义色彩，在极大程度上掩盖了“诗”的文学性。但是，如果我们针对西汉经学与文学难以分割的关系，正视《诗经》作为诗歌艺术所饱含着的先民之欢乐与悲哀，以及汉代《诗》学研究者对其情感的心领体悟，又不难看到经学中的文学思想。
汉初盛行三家之学，直至东汉今（三家诗）古（毛诗）文之争剧烈，才出现后世毛诗兴而三家微的局面。然三家遗意，尚可于汉代旧籍与后代之辑佚、研究中得之。
汉初《诗》学异同，三家与毛诗因官学、私学之异，文学释义之异较易辨别，唯三家因立学官同和文字基本相同，其间相异又易淆忽；故考索三家之异，当注重两点：一是师法传统，一是地域文化。
这种由传经方式到传经内容的演化，决定了诸家言经歧义与一家说经思想之系统化。
汉初虽争锋之势已萌，但却留给后世研究家两点借鉴：其一，可以通过各家诗整理之异以考求本真；其二，可以通过各家诗解说之异观照汉初文化大势。由于师法传授，三家诗在汉代有着各自相对独立的地位。鲁诗倡自申培，在汉代传习鲁诗的思想家、文学家有王臧、孔安国、褚少孙、韦孟、司马迁、刘向、鲁丕、李咸、王逸、蔡邕、王符、徐幹等。虽然这种传习本身就是诗学参融、演化、发展的过程，但鲁诗的微言大义却或多或少存留于传诗者论述中。
齐诗倡自辕固，终汉之世受其影响的思想家、文学家有董仲舒、翼奉、匡衡、桓宽、马援、班固诸人；韩诗由韩婴导之，汉世受其影响的思想家、文学家又有王吉、郅恽、梁商、王阜诸人。
齐诗与鲁诗不同，其因有齐地文化特有的尊贤赏功、好奇创意的思想积素，故阐理时有奇创，渐至恢诡，推衍出以灾异说、阴阳五行说言诗的文化现象。如治齐诗的董仲舒与翼奉，即一倡灾异之说，一纯以阴阳五行说诗。
陈乔枞云：“齐诗之学，宗旨有三，曰四始，曰五际，曰六情，皆以明天地阴阳终始之理，考人事盛衰得失之原，言王道治乱安危之故。”
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序例》云：“《诗》有美有刺，而刺诗各自为体：有直言以刺者，有微词以讽者，亦有全篇皆美而实刺者。美一也，时与事不伦，则知其为刺矣。”
因为，汉初诗学正是通过《诗》中“王道之兴衰”情状而针对现实王道得失阐发其“仁义”之心的。综此作用、方法、目的，关键在于致用。
朱自清《诗言志辨》云：“风、赋、比、兴、雅、颂似乎原来都是乐歌的名称，合言‘六诗’，正是以声为用。
美刺致用不限于四家言诗，而是渗透于汉初文化机制的文学政教意识的普遍反映。陆贾《新语·慎微》：“诗在心为志，出口为辞，矫以邪僻，砥砺钝才，雕琢文邪，抑定狐疑，通塞理顺，分别然否。”贾谊《新书·道德说》：“《诗》者，志德之理而明其指，令人缘之以自成也。”皆出自心志的感发而寻求诗人之性情，美刺时政，实为止境。
从“直抒己见”来看，汉初解诗学者与政论作家同具刚正而不阿谀，刺世而求治世的精神。他们以《诗》为现实谏书，“彰君子之志，劝美惩恶”（裴子野《雕虫论》），甚至不惜危及身体发肤、名誉地位。
“以意逆志”方法达到通经致用目的之道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