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诗学与乐府
诗三百虽为周朝文学作品、春秋末期孔子所编，但是真正在平民百姓间流行起来，却是在汉朝，得益于汉初诗学的兴盛，而诗学兴盛又起于鲁、齐、韩三家议诗、盛于毛诗序。鲁诗首出，齐诗、韩诗继起，最后是毛诗为后起之秀。至今，鲁齐韩三家诗学皆遗散，唯有毛诗传世。
诗学，可能想模仿《春秋》三传，对诗三百进行注释、评议、作传，然而不同于春秋三传的是，春秋记述的本来就是历史事实，只不过是简明扼要，三传对春秋所列的历史事件加一补充描述，使其更完整。而诗三百却是纯文学作品，大部分诗歌没有对应的历史事件，或者作者故意隐藏事实，含蓄歌言。所以，对诗三百作传，要么凭空臆造、大胆揣测，要么根据蛛丝马迹牵强附会。今人已经看不到鲁齐韩三家诗传的本来面目，但从毛诗序窥之，大概都有不同程度的曲解误解，或牵强附会，或一家之言。
然而，汉代诗学，个性情感始终没有越过理性的栅栏和政教的规范，始终在围绕统治阶层的思想情感论诗、解诗、评诗。
以《毛诗序》为例，它总结古代诗歌理论，所谓的诗歌之“情”与诗歌文学创作之情并不是完全相同，甚至大相径庭。但是它“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吟咏情性”的诗歌理论，无疑是对古代诗歌最佳的评论和总结。其实我非常反对《毛诗序》评诗动则“赞”或“刺”的说法，却很赞同“情动于中而形于言”的论点。
因为《毛诗序》的观点符合统治者的思想意识，因此在漫长的封建社会历史上，《毛诗序》被很多人奉为圭臬，并作为文学教化理论的典范，压抑了文学创作的才情、个性，而沦为教化工具。由于汉初儒生的积极入世，影响着诗学的功利性，也掩盖了“诗”原有的文学性。这是诗学不能否认的负面影响。
无论如何，诗学，它不仅仅是为诗作传，更有作者的评议。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诗学的兴起，开创了文学评论的先河，也开启了乐府诗的繁荣。
乐府诗也称乐府，乐府是指统治者设立的专门管理乐舞演唱教习的机构。在秦朝已经有乐府的雏形，至汉代汉武帝时期正式成立，职责是采集民间歌谣或文人的诗来配乐，以备朝廷祭祀或宴会时演奏之用。后世将其搜集整理的诗歌统称为乐府诗，它是汉代诗歌发展的一个新体裁。
乐府诗发展了诗三百的节律，从四言诗过渡到以五言为主的诗歌，并逐渐开始使用对偶句子，读起来更具美感，为近体诗的形成奠定基础。
中学课本里学过的《孔雀东南飞》，是乐府诗的代表作，歌颂“在地愿为连理枝，在天愿为比翼鸟”的生死爱情。我们熟悉的还有《陌上桑》、《上邪》、《东门行》、《孤儿行》等。由于采集自不同阶层，其内容也体现出不同阶层的生活状态。《陌上桑》里秦罗敷为维护自己的爱情，毫不留情地痛斥使君的泼辣率真形象深入人心；《上邪》的连续排比誓言，表现女子对爱情的忠贞不渝，留下海枯石烂天崩地裂等成语；《东门行》表现不得不割舍夫妻之爱、儿女之情， 生离死别的场面；《孤儿行》中的孤儿， 因不堪忍受非人的待遇，小小年纪便对命运已经完全丧失信心。
两汉乐府诗既有表现贵族雅乐的生活气息，更不乏表现平民百姓疾苦歌词，尤其是深入到情感世界的严重创伤，淋漓尽致，给予下层人民苦难生活极大的同情。乐府时对于后世了解当时社会生活状况，提供丰富的历史资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