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陵之重走革命路
回去的路和来时的路一样漫长，从博爱坊走过墓道走过陵门走过碑亭走上台阶一直走到祭堂，仿佛走过中山先生一生的革命路程。
博爱坊上的“博爱”就是中山先生一生践行的品行。孙中山（1866年11月12日—1925年3月12日），名文，字载之，号日新，又号逸仙，幼名帝像，化名中山樵，生于广东省香山县（今中山市）翠亨村，成长于贫困农民家庭，9岁入村塾读书，接受传统教育，青少年时受广东人民斗争传统影响，向往太平天国反清事业，还自诩“洪秀全第二”。13岁随母亲赴檀香山，在兄长孙楣的资助下，先后在檀香山、广州、香港等地接受西方近代教育，并在香港入基督教，接受基督教思想，逐渐形成他“博爱”的思想品行。
穿过博爱坊，走过四百四十米的宽大墓道，是中山先生逐步走上革命的道路历程。接受西方近代教育后，中山先生开始产生反清和改造中国的思想，期间他上书李鸿章，提出“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尽其流”的主张，组织兴中会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为誓词，并密谋广州起义，失败后亡命海外。
走完绵长的墓道，我们便看到位于中轴线陵门楣额上“天下为公”四个金字。此时的孙中山流亡海外，开始详细考察欧美各国经济、政治状况，研究多种流派的政治学说，产生了独具特色的民生主义理论，“三民主义”思想由此开始生根发芽，“天下为公”也成为先生为之奋斗一生的目标和理想。
穿过陵门，眼前是一段缓坡而上的阶梯，中山先生的革命历程由此开始逐步艰难起来。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先生派郑士良到到广东惠州三洲田发动起义，开始他的革命救国之路，最终因饷械不继而失败。戊戌变法后，先生在日本友好人士的活动下与康有为、梁启超等为代表的改良派商谈合作，终因革命主张不同未能实现。光绪三十年（1904年），先生在檀香山成立兴中会，起草了《兴中会章程》，规定以“振兴中华”作为立会宗旨，改“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为革命主张，这是中国第一个以建立新制度为目标的民主革命纲领。次年，中山先生与黄兴等在兴中会、华兴会等革命团体基础上创建中国同盟会，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同盟会纲领，并初次提出了“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从此，孙中山在世界各地奔波，宣传革命，发动组织，鼓动更多的人投身反清革命。同时，他还组织镇南关、黄花岗等武装起义，最终于宣统元年（1911年）10月10日发动武昌起义，推翻帝制，建立共和，成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史称“辛亥革命”。至此，中山先生领导的革命顺风顺水。
走上台阶，我们眼前出现的是一座碑亭，亭内的石碑上书写“中国国民党葬总理孙先生于此”。行至此处，多数人会以为中山陵到此结束，而从中国近代史上看，辛亥革命的成功，推翻了帝制，建立了共和，从此中华民族前途一片光明，但转过石碑又是长长的台阶，比先前的还要长、还要陡、还要难走，仿佛总理在不断告诫人们“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辛亥革命之后，中山先生走上了更为艰辛的革命路程，中华大地也经历着日本侵华战争前最混乱的军阀混战时期，先后走过了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和黎元洪、段祺瑞、张作霖北洋军阀的白色恐怖。中山先生在此期间先后发动“二次革命”、护法运动、改组同盟会组成国民党，经历着革命失败流亡海外恢复元气回国再革命“屡战屡败，屡败屡战”的艰难坎坷时期。
跨过339级台阶，终于走上祭堂前大平台。平台上的华表庄严肃穆立在祭堂两侧，直指青天。民国六年（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枪声传到中国，中山先生开始转变革命思想，关注俄国革命，并逐步确立“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革命主张。民国八年（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中山先生受到很大鼓舞，同年8月他委派胡汉民、朱执信、廖仲恺等人在上海创办《建设》杂志，宣传民主革命理论，10月改组中华革命党为中国国民党。民国九年（1920年），中山先生率领闽、粤军队东征陈炯明，南征邓本殷，把桂系军阀赶出广州，次年出师广西消灭桂系军阀陆荣廷势力，同年12月，会见国际共产主义代表马林，讨论建立革命党和革命武装问题，1922年又与苏俄全权代表见面，此后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策，1923年与苏联代表越飞联合发表了《孙文越飞宣言》，8月派蒋介石为首的孙逸仙博士团赴苏联考察政治、党务和军事，10月聘请苏联派来的鲍罗廷为顾问，开始筹备国民党改组工作。民国十三年（1924年），在广州召开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党纲、党章，从新解释“三民主义”，同时创办黄埔军校。至此，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思想正式形成，而我们面前正是高悬“民族”、“民权”、“民生”匾额的中山先生祭堂。
祭堂内中山先生端坐在大堂中央，手持长卷，目光坚毅地望着前方，似有革命的坚定，又有未完的遗愿。祭堂中的浮雕，墙壁上《建国方略》、《建国大纲》、《总理遗嘱》石刻和堂顶凹槽内的青天白日党徽是先生一生的成就。民国十四年（1925年），中山先生因患肝癌在北京逝世，逝世前签署的《国事遗嘱》、《家事遗嘱》和《致苏联遗书》，继续发出“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的号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