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阳楼记》讲的是忧乐。《岳阳楼记》的文字也非常优美，一句“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极尽洞庭湖之波澜壮阔。面对如此雄浑之景色，范仲淹不禁要问，人们的反应到底有何不同？
迁客骚人“登斯楼也，则有去国怀乡，忧谗畏讥，满目萧然，感极而悲者矣”。而官运亨通之人“登斯楼也，则有心旷神怡，宠辱偕忘，把酒临风，其喜洋洋者矣”。这都是人之常情，而非“古仁人之心”。在范仲淹看来，“古仁人之心”应该是“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既然进退之间都不免于“忧”，何时才能“乐”呢？范仲淹给出了答案，那就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也就是说，天下未忧我先忧，天下都乐我才乐。
从这里可以看出，范仲淹的忧乐已经超出了个人的具体体验，既没有王羲之对于生死的悲观，也不同于王勃对个人境遇的乐观与对前途的积极进取，而是上升到了国家的层面，与国家的兴衰连为一体。
宋仁宗庆历三年，公元1043年，此时的北宋已经83岁，开始步入王朝中期。因先天不足，83岁的北宋帝国完全没有大唐同期的恢弘气势。“富者有弥望之田，贫者无立锥之地。有力者无田可种，有田者无力可耕”，农民起义“一年多于一年，一伙强于一伙”，国内矛盾十分尖锐。在边境上，北有契丹，西有党项，狼烟四起，干戈不宁。只占半壁江山的北宋帝国，可谓是内忧外患，不绝如缕。
在范仲淹等人的努力下，北宋朝廷与西夏达成了“庆历和议”，西夏取消帝号，北宋花巨资买和平。在这个背景下，旨在改变北宋建国以来积贫积弱局面的一场改革运动拉开了序幕。因改革触动了利益集团的既得利益，受到了利益集团的极力反扑，很快就以失败而告终。庆历五年，各项改革废止，范仲淹、韩琦、富弼、欧阳修等一大批响当当的人物被贬出京。
庆历六年，57岁的前参知政事范仲淹转任邓州。此时，范仲淹的好友、庆历四年被贬岳州的滕宗谅重修了岳阳楼，给范仲淹寄了一张图，请求为其作序。凭着这张图，同为左迁官员的范仲淹挥毫泼墨，写就了这一千古名篇。
此时的范仲淹身处“江湖之远”，没有了“居庙堂之高”时的重担，可谓无事一身轻。然而，这个将忠君爱民思想刻进了骨子深处的老头子就是那么倔强，进退之间总不忘忧国忧民。孟子曰：“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不能治国平天下，那就修身自爱等待时机。在此基础上，范仲淹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大胆提出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为官标准，堪称所有为官者的座右铭。
文章只有具备了时代性，站在了时代的最巅峰，深刻地回答时代的命题，体现时代的脉络，才能做到百世而不朽。很显然，这三篇文章都深深地打上了时代的烙印，体现了作者对时代脉搏的把握，是时代风潮与作者精神的完全结合，无愧是文学史上的瑰宝。
论思想境界的高度，当以《岳阳楼记》为最。论个人体验的深度，当以《兰亭集序》为最。论文辞之美与豪迈之气，当以《滕王阁序》为最。巧合的是，三位作者写完各自的名篇之后没多久就去世了，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篇文章耗尽了他们一生的精气。
从写作时的年龄来看，王羲之和范仲淹都超过了50岁，而王勃仅仅27岁。从官位来看，范仲淹以给事中知邓州，此前更是高居参知政事。王羲之为右军将军、会稽内史，是会稽郡的最高长官。而王勃只是一介白身，此前也只做过虢州参军这样的小官。无论是对生死的体验，还是个人内心的修持，抑或是对国家大势的看法，王勃都不太可能达到王羲之和范仲淹的高度，这也是《滕王阁序》思想性相对不足的重要原因。由此可见，越是官大年高，文字越是内敛，思想越是纯熟，越是官卑年少，文字越是激昂，思想越是奔放。所谓炉火纯青，就是时间沉淀、阅历积累、感悟升华的结晶罢了。
（2022年10月14日于武汉）#历史##读书##语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