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公都子曰：“外人皆称夫子好辩，敢问何也？”
孟子曰：“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当尧之时，水逆行泛滥于中国，蛇龙居之，民无所定，下者为巢，上者为营窟。书曰：‘洚水警余。’洚水者，洪水也。使禹治之。禹掘地而注之海，驱蛇龙而放之菹，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汉是也。险阻既远，鸟兽之害人者消，然后人得平土而居之。”
公都子，是孟子的弟子。孟子以辩才闻名，公都子就以为老师喜欢辩论，求胜于人。他问孟子：“外面的人都说老师您喜欢辩论，请问这是为什么呢？”
孟子说：“我难道喜欢跟人辩论吗？我是不得已而辩之，要给大家把道理讲清楚！人类社会产生很久了，太平一时，又乱一时。在尧的时代，洪水横行，到处泛滥。凡平地皆为蛇龙所居，天下百姓不能安居。地势低的地方，就在树上筑巢以居；地势高的地方，就打相连的洞穴。《尚书》说：‘洚水警诫我们。’洚水，就是洪水。尧很忧虑，选拔舜来治理天下，舜又派禹去治水。禹掘开壅塞，疏通河流，将泛滥之水注之于大海，驱逐龙蛇，放之于沼泽之地。水顺着河床流动，就是今天的长江、淮河、黄河、汉水。水患既除，险阻既远，鸟兽害人者也赶走了，人们才能够在平原居住。”
“尧舜既没，圣人之道衰，暴君代作，坏宫室以为污池，民无所安息；弃田以为园囿，使民不得衣食，邪说暴行又作，园囿污池，沛泽多而禽兽至，及纣之身，天下又大乱。”
这里的宫室，是指民居，而不是王宫。污池，是君王游观之所，池沼花园。
尧舜的时代过去之后，圣人之道逐渐衰落。从夏到商，暴虐之君相继而起，把老百姓的房屋拆了，做他的池沼花园，让百姓没有地方居住；把种粮的田地，征用为他打猎的猎场，让百姓不得衣食。暴政之下，自然风俗日坏，各种异端邪说也盛行起来，全社会弥漫着暴戾之气，人们相互残害。良田征用为猎场，民居毁坏为池沼，草泽增多，野兽又回来了。到了纣王的时候，天下又大乱。
“周公相武王，诛纣伐奄，三年讨其君，驱飞廉于海隅而戮之，灭国者五十，驱虎豹犀象而远之，天下大悦。书曰：‘丕显哉，文王谟，丕承哉，武王烈，佑启我后人，咸以正无缺。’”
奄，是东方的国名。飞廉，是纣王的幸臣。丕，是大。谟，是谋略。咸正无缺，是正大周密，没有缺点。
周公辅佐周武王，先是诛讨纣王，再去讨伐东边助纣为虐的奄国，三年之久，始就诛戮。纣王的幸臣飞廉继续抵抗，被一直追逼到海边，就戮伏法。又灭掉纣的余党，共有五十余国。再把虎豹犀象等猛兽赶到远方，使百姓重新安居乐业，天下大悦。《周书》上说：“文王的谋略多么光明！武王的功勋多么伟大！保佑天下，继往开来，正大光明，尽善尽美，没有一丝缺憾！”
“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周自武王、周公以来，天下已治。但时间一长，就又衰了。自平王东迁之后，国运衰落，王道湮灭，邪说暴行又乘机而作。以臣弑君的有之，以子弑父的有之。孔子生当其时，但不能得国师之位，操赏罚之权。他为世道人心所忧惧，于是以鲁国历史为素材，写了一本《春秋》，对历史上的人和事，都有所褒贬。《春秋》所载之事，明礼法、寓褒贬、别善恶，这本是天子的职权，孔子不得已而做了。所以孔子说：“了解我的，就在于《春秋》这部著作吧；责骂我的，也在于《春秋》这部著作吧。”
“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公明仪曰：‘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说诬民，充塞仁义也。仁义充塞，则率兽食人，人将相食，吾为此惧。闲先圣之道，距杨墨，放淫辞，邪说者，不得作，作于其心，害于其事，作于其事，害于其政，圣人复起，不易吾言矣。”
杨朱、墨翟，是两个极端。杨朱主张个人第一，现在我们说的成语“一毛不拔”，就是他的话。《孟子・尽心》：“杨子取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列子・杨朱》：“损一毫利天下，不与也。”让他为国家、为百姓贡献一根毛出来，他都不干。这是什么学说啊！但他有他的一番理论：“损一毫利天下，不与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人人不损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意思是：拔我一根毛让天下得利，我不干；集合全天下的利益供奉一个人，那也不行；每个人的利益都不受损失、不受侵夺，每个人自己管好自己，那天下自然就太平。不要利他，不要为别人贡献，也就没有尧舜；不要侵夺别人，也就没有桀纣。我们不要桀纣，也不需要尧舜，天下自然就太平。庄子说的“圣人不死，大盗不止”也和这个意思类似。当时诸侯横征暴敛，百姓被各种国家利益的宏大理由侵夺，所以杨朱的一毛不拔论就让大家非常有共鸣。
墨子的思想是兼爱，和杨朱相反。孟子说墨子：“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为了对天下人有利，就是磨光了头顶，磨破了脚板，他也愿意。但是墨子的兼爱和儒家的博爱有区别。儒家是爱有等差，虽然也爱天下人，但是推己及人，由近及远，爱自己家人要胜过爱别人。而墨家主张天下一家，自己的家人和别人的家人都一样，没有小家，只有大家。
所以孟子说：“杨朱只为自己，那是无君；墨子没有小家，只有大家，那是无父。无君无父，人道灭绝，那就是禽兽了。以前公明仪说：‘厨房里有肥肉，马厩里有壮马，而民众却面带饥色，野外躺着饿死的尸体，这是率领着野兽来吃人啊！’这社会没有一个大家达成共识的思想，杨朱、墨翟的学说不消除，孔子之道就无法发扬。这些邪说欺骗了百姓，也堵塞了仁义的道路。仁义的道路被堵塞，就是率领野兽来吃人，人们就会互相残杀，进入互害社会。
“我对此非常忧惧，便出来捍卫先王的学说，对杨朱、墨翟的学说深踞而痛绝之，驳斥其荒谬放荡之辞，让天下人都了解他的错误，让发表荒谬议论的人不能抬头。那些邪说淫辞，发于言论，而本于心术。从心里产生出来，便会危害到他们所做的事情。他那么想、那么说、那么做，就会危害到天下的政治。其端甚微，而其害甚大。所以我必须奋起卫道，让天下弃绝邪说，正心术、立正学、走正道。我想就是圣人再度兴起，也会同意我的话的！”
“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驱猛兽，而百姓宁；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诗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惩，则莫我敢承。’无父无君，是周公所膺也。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说，距诐行，放淫辞，以承三圣者。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能言距杨墨者，圣人之徒也。”
“以前大禹制服了洪水，而天下得以太平；周公兼并了夷狄，驱走了猛兽，而百姓得以安宁；孔子著《春秋》，明大义于当时，垂法戒于后世。有了价值观标准，叛乱的臣子、不孝的儿子才感到害怕。《诗经》说：‘攻击戎狄，惩罚了荆国、舒国，就没有人敢抗拒我们。’像杨朱、墨翟这样无君无父的人，正是周公要惩罚的。我正要端正人心，消灭邪说，反对偏激的行为，驳斥荒唐的言论，来继承大禹、周公、孔子三位圣人的事业。我哪里是好辩呢？我只是不得已罢了。能够以言论来反对杨朱、墨翟的，也只有圣人的门徒了，舍我其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