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我怎么做才能让我父亲死？”这是电视剧《天道》中一个片段道，主人公丁元英在父亲病重时，对医生说的这句话。当丁元英的父亲因脑溢血躺在床上时，丁元英对家人说:“不到确定父亲是植物人的最后时刻，绝不能放弃治疗。如果证实是植物人，就停止治疗费用，我就把氧气管拔了。”

      听到这话，哥哥和妹妹都愤怒地反对丁元英。一般家庭遇到这种情况，都会尽全力保住家人的命。当一个人丧失自理能力卧床不起时，他的尊严和灵魂会受到极大伤害。这个时候，他的命运掌握在亲人手中。但丁元英认为，如果要靠父亲的痛苦和失去尊严来证明自己的孝心，那才是真不孝。

      中国历来都是孝道的文化渗透在社会方方面面，例如在对待父母的逻辑上，只要是生养都大于一切的定论，让很多看似不平等的辈分上多了很多无法让人持以所谓的“公平”。在很多社会上只要人没有好的孝名声就会失去信誉，古时用人标准更胜于现代。如今社会并没有完全消失这种“孝”文化，它依然存留在人性最基础的道德层面。这种道德层面有时更多以“经济利益”挂钩，如果老人有退休金那么延续他生命是有价值的，如果他一无是处只能如此消耗人财力、物力、精力，那么人性就很容易产生厌恶、嫌弃的态度。在久病床前无孝子的人性弱点上，人本就不是完人。清代文学品评家王永彬《围炉夜话》里就有说：孝字论心不论事，论事万年无孝子。在论事上，外人前因后果都无所之之，看到别人在对待一个瘫痪、无法自理，要整天守在病床上的老人时，很多人几乎消磨所有精力，以至于没有太多温情。外人看热闹，故而内心第一时间会在心理指责那些个粗暴、冷漠的照顾者，感觉他们在精神虐待。

      在探望父亲时，病房里我就看到中间那个看护者如此行迹时第一时间产生如此想法。而后在面对父亲手术时姐妹四个在家里商讨要不要做手术做所谓“治疗”时，我们意见各不相同。三姐意思偏向保命第一，如果不做手术，不做“治疗”就随时有可能生命停止于某一时刻。然而我认为，人生命质量大于时间，如果去手术、治疗让痛苦加倍只是为了延长生命，而让生命一直陷入在恐惧、痛苦里遭罪，那是没有意义的。外科手术在现代人来说见效快，可是伴随后遗症和痛苦却很大，对于医院医生来说他们“业绩”是人道主义“救命”，但是对于病人能否承受这样痛苦，病人后面家庭能否承担之后长期的陪伴、照顾都无法给出意见和建议。

      从小见到我的邻居就是一个半瘫痪的伯伯在与他“无意义”的生命做顽强戏谑、抗争。他是属于单位职工因工受伤还是其他伤残不明等原因提前领着退休金和伤残金在家修养（具体多少不得而知）。在他每天日常里就是看到人就戏弄、调侃、咒骂。小时候不懂事，总喜欢站在他对面，勇敢反击回去，可是发现如果你越搭理他，他就越兴奋来劲。于是乎聪明的人尚且知道选择，可以不和他一般见识和计较的，可以忽视、漠视他的存在远离他。可是他的家人则“幸免于难”，每日都要折腾骂人时候，照顾、陪伴者就算一段时间能保持理性能与他讲道理也无济于事，长期精神家暴让正常人用“非正常手段”例如粗暴的打骂、冷漠的态度等来回应这种非正常交流。再加上现代的小家庭分子都没有一个闲人的，每个人都要回归到各自正常的生活轨道：赚钱、工作、婚姻、爱情、交友、社交、娱乐等。而这样的一个病人犹如累赘，一个看不尽的包袱拖着人负重前行。我看不到真实古之前人在这种情况是如何尽孝道的。我在想大家庭和小家庭肯定不一样，富与贫家庭也不一样，人与人更是不一样。历史上能记录的写下来都是做得极好的案例，但是那是属于极个别的人与人的差异之榜样精神的楷模。我们要有这样楷模榜样来作为参照，知道如何是一个“标准”，以至于让自己检视、反省自己离“圣人”还差多少，觉悟高的人则能日三省吾身，借此机会得以修得圆满。

《中庸》：唯天下致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这话其有很多解读，遇到事拿来应和对照能用得上方觉得悟到它真正含义。物性、人性，两相照应。人性之先于物性，物性直到天地，为“诚”字而已矣。在老百姓的日常里看似纠结、缠绕、黏附、胶着的人事上，每个人尽自己性，诚心诚意，虚假不得。有烦躁、厌恶、恐惧、拖累都是人之常情无可厚非，但能见到“性”而后呢，这个才是重点。我们见“性”不是让它顺其而下，而是逆其而上的。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人想有所得，必得有所尽。不尽则不得，谁尽谁得。老话说：公修公得，婆修婆得，不修不得。每个看似来折磨你的都是来给你尽性的，能否有所得，还要有所真得，还要得的够，乃下一番功夫不可。

    以上所见，自然看到自己依然有不够尽性之嫌。至于别人也无所论道，宽以待人，严于律己，乃真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