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武帝的热心令人感动赞叹，但他的见解则以「佛性论」为基础。这是道生在公元428年，首倡「阐提成佛说」的理论延续，并得到后来传入大乘「涅盘经」的印证。梁武帝曾经发动60多位朝臣，批判公元 483年间，由范缜所著的「神灭论」，并多次亲自讲说「涅盘经」。梁武帝以帝王的身份，全力发扬「佛性论」，使它在中国的大乘发展中逐渐成了正统。历代在中国所发展出来的宗派，特别是具有中国独特风格的天台、华严、禅宗和净土，都受到「佛性论」深刻的影响。虽然达摩初来时的「廓然无圣」与梁武帝的「佛性论」并不相契合，但后来禅宗强调的「以心传心」、「应无所住而生其心」、「顿悟之心」、「本来面目」、「自性清净」…都有以佛性诠释的含义；华严宗的「三界唯心造」，也被法藏从佛性论的唯心观点解释为「如来藏心」。然而「佛性论」在印度初期大乘思想中并不被接受，它是中期大乘所集出的。「佛性论」刚传入中国的时候，也不为中国大乘思想的主流─般若思想所接受，但慢慢地结合了中国「神不灭论」的思想，又得到梁武帝以「真神为正因体」、「此意因中已有真神性」…的宣扬，终于深深地植入了中国大乘的思潮中。

　　公元511年，梁武帝亲自于华林殿公开发表「断酒肉文」，提倡素食，从此树立了中国大乘教素食的特性。事实上，「不饮酒」是五戒之一，出家人必当断酒，在家人亦当戒除。「不杀生」亦然。但「食肉」不同于杀生，「不见杀」、「不闻为我杀」、「不疑为我杀」是所谓三净肉，为戒律中所许食用。

　　佛陀住世时，提婆达多曾经提出五项苦行的禁戒，其中有一项即是要求世尊制戒严禁僧团食肉，世尊并未接受。但僧团在可以选择的状况中，不妨依照自己的意愿取用食物，并非强制要食肉。出家的托钵生活，原来就把食物看成药石用以治疗饿病，或者看成油脂用以润滑车毂，目的只在于支持身心的负荷走上解脱之道。至于托钵的行止更是以宁静安详的身教来教导世间远离贪欲的困扰。随方乞食，岂能指定素食？无上人天福田，又岂能因为坚持素食而障碍了施食者的机缘。

　　况且，解脱之道与脑子里所思惟的、心里面所忆念的有密切关系，而跟胃囊里装的并没有显著的关系。梁武帝的文告恰巧达成了提婆达多「断肉食」的心愿，也把中国大乘僧侣关进了自炊自爨的寺院里，从此要为柴、米、油、盐、酱、醋、茶等经济生活忙碌，从此失去了托钵的自信自尊，从此失去了以身教默化人间的契机，也逐渐失去了从人间生、老 、病、死中觉悟信众的活力。

　　一旦出家，如果还要为了张罗衣食、庄严殿堂乃至经忏法会而烦恼，岂 不是着了袈裟事更多？又那里找时间来专精思惟呢？

　　梁武帝以君王的喜好，个人的理解，尽力护持大乘教法，甚至为寺众讲说经论，成了后世白衣说法的典范。他对「法」的热心研究态度超过了阿育王，可比于迦腻色迦王，他对中国大乘法的影响也超过了历朝的君王。热心而缺乏正见的在家帝王，依照自己的意愿来接受教法，护持教法，宏扬教法，常会干扰了教法的发展，导引教法走向另一个不同的方向。时代的潮流、风尚每每因此而形成，所以后世学人亦每每随波逐流而不自知。

　　世尊及贤圣僧在教导俗家弟子的时候，通常会先观察他的个别情况，然后顺着布施、持戒、生天、欲味、欲患、欲出远离的次序，引导他一步一步地由世间正道走入出世间正道。武帝毕竟是个在家人，知见也还不见得正确，骤然又告以「净智妙圆，体自空寂」，恐怕武帝会更加迷惘，甚至心生反感了。再说「圣谛第一义」，也不是适合与在家人讨论的题材，尤其是武帝的程度还差太远，而「廓然无圣」的答案也很抽象。必须具备正见，真正了知四圣谛的人，才有可能了解具体的答案，否则宁可保持圣默然。出家与在家的立场毕竟有所不同，人生的价值观也有差异，骤然为一般在家人说出第一义谛，对说者、听者来说都没有什么利益。虽说「正直舍方便，但说无上道」，但正法只适合为正直、智慧、诚恳请求之人演说，并无「有问必答」的义务。世尊住世时，对「有我、无我」的询问，每因问者的情况不同而有各种善巧的回答方式。或许为了避免问者徒增困扰；或许为了怜悯其见浊，恐生谤法；曾经采「圣默然」的方式来回答。梁武帝是个暗含中国「神不灭论」的佛性论者，他的思想里有近似「有我」的观念存在，是不易突破的，不是三言两语的空义机锋所能转变的，自难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