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的记忆大多美好。那时没有电视机，也没有零食，可不开心的时刻却很少。就算被母亲责骂，或是和小伙伴吵了架，睡一觉也就忘了。不像现在，一周工作积攒的疲惫，有时要用整个周末才能慢慢消化。只是如今，偶尔也还是免不了突如其来的低落。
记得上小学时，全村只有一台电视机。偶尔我会跟着大人去看一会儿。有一天早晨，我搬了小板凳坐下，全神贯注地看着阳光从瓦缝间透进来，在对面的墙上映出一片晃动的光斑。父亲问我做什么，我说：“看电视呀。”他没在意。中午回来，见我还端正地坐着，又问。我仍答：“还在看电视呢——早上它靠近屋顶，现在都移到墙中间了。”父亲笑了。没过多久，家里添了一台电视机，莺歌牌的。
父亲每周去赶集，我和弟弟总伸长了脖子盼他回来。有时他带回两个饭勺，一人一个；有时是文具盒——我的是米黄色，印着唐老鸭和米老鼠，弟弟的是橘红色，上面画着三毛流浪记；也有时是一条米黄的丝巾，或是一把玩具枪。
不赶集的日子，父亲天不亮就下地。回家吃早饭时，他的锄头或铁锹上，总会用草绳拴着点什么——有时是一条鱼，有时是两把带着秧子的花生，也有时是从怀里掏出两捧青青的枣。
父亲情绪总是平稳的，从没打骂过我，好像什么事在他眼里都不算天塌下来。只是他偶尔也有些粗线条。
初中时，他带我去做沙眼手术。结束后过马路，他蹬蹬蹬几步就穿了过去，留我独自在医院门口张望。他在对岸招手：“过来呀！快点！”我只好小心翼翼地往前挪。
初三毕业那个暑假，我膝盖髌骨错位，走路别扭。父亲骑自行车载我去医院，遇上坡时，他回头说：“你下来走一段吧，我骑不动了。”我咬住嘴唇，眼泪几乎要掉下来。
高中得了肠胃炎，上厕所见便血，心里害怕，给家里打电话。那时家里刚秋收完，父亲匆匆赶来教室——他趿着凉拖，脚趾缝里还沾着黄泥，一个裤脚卷在脚踝，一个卷到膝盖，头上戴了顶破草帽。带我去医院检查，幸好没事，开了药他又急着赶回去了。
高中那几年，老家连年干旱，田里收成不好，供两个孩子读书实在不易。弟弟一米八的个子，正月开学时一百二十五斤，到五一回家只剩一百零五斤。还是我卖掉书本试卷，凑出十五块钱，他才买上车票回了家。高考结束时，我用一个塑料袋就装走了全部行李：一床薄被、一个脸盆、牙刷牙缸、考试证件，就这么离开了学校。
后来因为经济困难，弟弟高中毕业就没再上学。他去北京饭馆刷过盘子，双手泡得肿胀，冬天生满冻疮；又到深圳的灯具厂打工；之后去了浙江，跟着四叔学做烤鸭。从一个人守着一个店，一天只卖出三四只鸭子开始，慢慢坚持到开出两家店，买下一套房、一个铺面。
而我复读一年后，考上了兰州的一所大学。大学期间做兼职、家教，每年拿学校奖学金和国家奖学金。平时省吃俭用，能吃一块五的拉面就不选两块的。四年后考上公费研究生，毕业来到北京，用了十年时间，也给自己安下了一个小小的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