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章

      ⼦游⽈：“⼦夏之门⼈⼩⼦，当洒扫应对进退，则可矣，抑末也。本之则⽆，如之何？”

      ⼦夏闻之，⽈：“噫！⾔游过矣！君⼦之道，孰先传焉？孰后倦焉？譬诸草⽊，区以别矣。君⼦之道，焉可诬也？有始有卒者，其惟圣⼈乎！”

⼦游：姓⾔，名偃，字⼦游，“孔门⼗哲”之⼀，有“南⽅夫⼦”之称。他和⼦夏都是“⽂学”科的⾼材⽣，后⼈把他们合称为“游夏”。

门⼈⼩⼦：⼦夏的弟⼦们。

洒：涤水也，从水西声。本义：把水散布在地上，如《礼记·内则》：“洒扫室堂及庭。”

    洒又指东西散落，如《周礼·赤犮氏》：“以灰洒毒之。”《诗·唐风·山有枢》：“弗洒弗扫。”

    洒又指挥洒、潇洒、无拘束，如《庄子·庚桑楚》：“洒然异之。”

    洒也指雪耻，如《孟子》：“愿比死者一洒之。”

    洒也指宋、元时关西一带男子的自称“洒家”的略称。

    洒也通“洗”，《说文》：“洗，洒足也。”洗由水和先组成，先又是跣（xiǎn赤足）的减省。

      由此可知古人一切洒涤，起源于跣足。因为先民生活之初，没有鞋穿，自然足脏，所以一切洗涤，必先由洗足起。洒扫就是洗涤和清扫。

应：当也，初文作䧹，䧹从广从人从隹，广指山崖，隹指鸟，广人隹结合意为随人所指，住在山崖上的鸟，即老鹰。

      䧹后来加“鸟”成鹰，加“心”分化出“应”。䧹的古音与人们答应时所发的声音接近，犹如现代汉语中的“嗯”，所以被借用为表示答应的声音，从心，表示内心的状态。

      应由本义引申为“应付”、“对付”，又进一步引申出“顺应”、“适应”义，如“应时”是适应时势的变化，“应用”是适应需要，以供使用。

      别人有问话，自己应该回答，因而“应”由本义又引申为“应该应当”，用此义时读yīng。

    应也指一种打击乐，如《周礼·春官》：“笙师应乐。”《周礼·春官·小师》：“击应鼓。”

    应又指姓，出南顿国，本自周武王后。《左传》曰：“邘晋应韩，武之穆也。”意为邘晋应韩皆出自武王。

      汉有应曜（yào），隐於淮阳山中，与四皓俱征，曜独不至，时人语之曰：“南山四皓，不如淮阳一老。”其八代孙应劭曾为《汉书》作注。

      本文的“洒扫应对进退”指⽇常⽣活起居、饮⾷、接待宾客应对进退之礼。

    《礼记·礼器》：“经礼三百，曲礼三千。”经礼指常⽤之礼，曲礼指细节之礼，《曲礼》中记有洒扫应对进退之礼。

      “洒扫应对进退”是古代⼩学之道，先学做⼈，培养孩⼦的⼈格，文则授之“礼乐射御书数”。成⼈之后，则学习⼤学之道，即修⾝、齐家、治国、平天下。

      《⼤戴礼记·保傅篇》：“古者年⼋岁⽽出就外舍，学⼩艺焉，履⼩节焉。束发⽽就⼤学，学⼤艺焉，履⼤节焉。”

抑末也：抑，⽂⾔发语词，⽆意义。末指末节⼩礼，这⾥指外在形式。

本之则⽆：“本”与“末”相对应，本末倒置之“本”。这⾥指内在德⾏修养，或治国安邦之道。

    《礼记·⼤学篇》：“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

倦：指“诲人不倦”。

区：臧隐也。从匸（xì）从品，会意字。甲骨文由表示藏匿处的“匸”和众多贮藏的物品的“品”构成，整个字形表示把物品放在一个地方贮藏起来，本意即为隐藏。

      也有一说“区”是指事字，它强调的是中部的“品”，本意是一种小盆之类容器，是“瓯”的本字。如《荀子·大略篇》：“言之信者，在乎区盖之闲。”

    区后来延伸出把两个以上的对象加以比较，认识它们不同的地方之意。如本文的：“区以别矣。”

    区又读作ōu，为古代计量单位，四升为豆，四豆为区。也可作姓氏，古善劒者区冶子之后，今福建莆田、湖南郴州有之。

诬：通“怃（wǔ）”，兼爱之意。或解读为不分难易，⼀起灌输给学⽣。

有始有卒：做事能贯彻始终，坚持到底。

全文理解为：

      ⼦游说：“⼦夏的弟⼦们，对于洒扫、应对和进退的礼节还是可以的，但只学末节⼩礼，根本的东西却不明⽩，怎么能这样呢？”

      ⼦夏听了说：“噫，⼦游的想法有些过了。君⼦之道，先传授哪些，后教诲哪些，如同那草⽊之别，要区别分类传授。君⼦之道，怎么可以把本末之道同时传授给弟⼦们呢？能同时学习本末之道的，只有圣⼈才能做到吧？”

    孔子去世后，孔门解散，儒分八家，很多弟子都自立门户了，但他们的教学思路和学术思想都不尽相同，甚至还会相互攻击、批评。

    被称为儒家思想集大成者的荀子就曾对先秦时期的十二个各学派的代表人物进行过严厉的批判，被称为“非十二子”。其中还包括儒家的代表人物。

      十二子包括：它嚣、魏牟、陈仲、史鱼酋、墨翟、宋钘、慎到、田骈、惠施、邓析、子思、孟轲。

      荀子只推崇孔子、子弓（可能是孔子学生冉雍）。

荀子为何要“非十二子”？

      被称为“最老师”的荀子曾经严厉批评了十二个春秋战国时期的思想家，称为“非十二子”。

      这十二个人为：它嚣、魏牟、陈仲、史鱼酋、墨翟、宋钘、慎到、田骈、惠施、邓析、子思、孟轲。

      荀子的目的是要提高弟子们分辨是非的能力，要弟子们在乱世中看清楚正确的方向。

      更为重要的是，荀子要在批评中以性恶论为基础，建立新的儒学理论，组织一支新的儒学队伍。数十年后，汉代著名的儒学泰斗几乎都是荀子的学生，就是证明。

      荀子认为“无冥冥之志者，无昭昭之明。无惛惛之事者，无赫赫之功”。只有坚忍不拔和锲而不舍，才能有所突破，将儒学提升。

      荀子所批评的六种学派的“十二子”并非全无是处，他们各自有各自令人敬佩的理论成就，但是站在一统天下的高度去审视，诸子之说均不能成为一统天下的理论。

      荀子认为，诸子的学说都体现了“道”的一个侧面：“墨子蔽于用而不知文，宋子蔽于欲而不知得，慎子蔽于法而不知贤，申子蔽于势而不知知，惠子蔽于辞而不知实，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老子有见于诎，无见于信。”

      也就是说，墨子只重视功利而不知道礼义；宋子只看到人有寡欲的一面而没有看到人还有贪得的一面；慎子只看到法治不知道用贤；申子只重视权势的作用而不知道才智的作用；惠子只玩弄辞藻而不讲实际。

      庄子只听命于自然而不知道人的力量。而老子则是对于“屈”的一面有所认识，对于“伸”的一面却缺乏见地。

      所以，他们主张的只是“道”的一个方面，而任何一个片面都不能成为指导一统天下的“道”。

      假如把实用叫作“道”，那么人们就都会去追求功利了；假如把欲望叫作“道”，那么人们就都会去满足欲望了；假如把法律叫作“道”，那么人们就只陷于法律条文了。

      假如把权势叫作“道”，那么人们就只知道贪图便利了；假如把玩弄辞藻叫作“道”，那么人们就都会陷于不切实际的空谈了；假如把自然世界叫作“道”，那么人们就只知道听天由命了。

      而今，天下学问哪一家最全面？荀子的回答是：孔子！他说：“孔子仁知且不蔽，故学乱术足以为先王者也。”

      天下只有孔子仁德明智，并且不受偏见的蒙蔽，所以他掌握了治乱之术，足以和古代的圣王媲美。

      可是，为什么孔子的学问不被当权者重用呢？因为“凡人之患，蔽于一曲而暗于大理”。

      人常犯的毛病，就是被事物的某一个侧面所蒙蔽，而不明白全面的道理。那些列国的当权者每日相互间争斗得你死我活，他们只选取最为功利的办法，所以“白黑在前而目不见，雷鼓在侧耳不闻”，不能够认识孔子的伟大。

      当然，孔子的儒学自身也确有缺陷。天下已经分裂为各自为政的诸侯列国之后，想让那些野心勃勃、时刻图谋取代周天子的诸侯，再去接受周天子礼乐制度的约束，那是绝对不可能的。

      既然儒学到了如此遭人厌弃的地步，荀子为什么还说天下唯有孔子一家掌握了全面的治国之“道”呢？

      荀子的高视角和大智慧正在这里。荀子不盲目地追赶时髦潮流，他冷眼看世界，细心做学问。

      荀子不但看到儒学的现实悲哀，更看到孔子儒学理想的精彩和耀眼光辉。孔子的儒学不仅仅属于孔子一个人，是总结了华夏民族智慧的伟大创造，是华夏民族珍贵的精神财富，是华夏民族共同的向往。

      因此，便不应该因其暂时有缺陷就否定，就抛弃，而应该改造它脱离现实的缺陷，提升它指导实践的能力。

      荀子非常痛恨那些没有职权的读书人，即所谓的“处士”，他们无能而标榜有能，无知而标榜有知，贪婪无度而假装没有贪欲，行为阴险肮脏而大言不惭地吹嘘自己谨慎老实，以不同于世俗作为习俗、放纵而高傲。

      他说：“歪戴着帽子，空话连篇，模仿着大禹跛脚走路，像舜那样在父母面前低头小步快走，这是子张一派的贱儒。

      衣冠楚楚，道貌岸然，好像很谦虚似的样子，整天不说话，这是子夏一派的贱儒。

      偷懒怕事，没有廉耻而又贪图吃喝，还总说：‘君子本来就不用出力气’，这是子游一派的贱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