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陵其人，“飞将军”李广之孙，年龄将近四十，正是血气旺盛之际，请免了“监护辎重”一职，却请愿出征。然而，天时、地利、人和这三样他一样都没有占到。
入冬后胡地气候严酷，此乃天时不利；胡地宽阔，车辆辎重全凭人力牵引，徒步行军速度极慢，同时，胡地气候不同中原，将士们多有不适应，此乃地利有缺；当时兵马频繁调动，没有多余的军马可以分给他，还未到达战场即已被部下路博德摆了一道而汉武帝轻信路博德给李陵和他发出了不利的指令，直接导致李陵率军孤军奋战，此乃人和有失。
在这样的情况下，李陵仍凭借自己的智慧，以五千兵力，对抗三万匈奴，也曾于山谷中击溃匈奴军队，斩首数千；多日后，斩杀部队中隐藏的女性后，又与匈奴酣畅淋漓地痛快搏杀。但即使再有勇有谋，依然寡不敌众，又兼有叛徒告状，终于只能下令将士各自逃命，希望能有生还者。
李陵的故事发展到这里，竟自然地连接到了司马迁身上。他们的渊源就在于李陵被那些“平素唯念全躯保妻子之臣”人落井下石的时候，司马迁说出了自己心中所想。而这竟然让司马迁遭受了人生中最大的劫难——宫刑。
受了宫刑的司马迁，在“蚕室”中闭养时，时而作为一个“史学家”清醒着：
与一般的儒生不同，司马迁即便是对于先王的价值，也深知要以历史学家的眼光来加以估量的，故而对于后王武帝，他自然也不会基于一己之私怨而妄加评判。
时而作为一个“学者”思考着：
为李陵辩护，这事无论怎么想也没有错啊。就连辩护的方式方法，也并不笨拙不堪的呀。只要自己不甘于阿谀奉承的境地，这么做是势所必然的呀。
受罚，他明白为何，但他不能理解的是，加诸在自己身上的竟然“宫刑”这等侮辱性极强的处罚。
司马迁在极度的怨愤之中，将自己的遭遇看作是“遇上了疾风暴雨、霹雳雷电一般的无妄之灾”。但这真的是无妄之灾吗？非也。作者提到：
在那几年里，司马迁的日子过得十分充实、幸福。他不懂得和光同尘，一味地意气风发，嬉笑怒骂，总古论今，最为得意之事就是将论敌驳得体无完肤。
作者还提到了司马迁父亲——司马谈对他的影响。
他（司马谈）对于自己的头脑和意志有着绝对的自信，而这种自信又原封不动地传给了他的儿子。
在训教儿子方面，他所做出的最大的贡献，就是在传授完诸家学说之后，又让他远行万里路，畅游了海内。
从这一段我们就能看出，由于司马迁对本身的自信及傲气，再加上原本职场环境的单纯，造就了他不知人心险恶、直抒胸臆的性格。这也是在特定环境下必定会招致灾祸的原因。
闭养结束后，回到家中的他已无当初顾盼自雄的得意之感。这次的灾祸让他感受到了自己在命运面前的渺小。对于“修史”这一事业的宿命感，让他苟活于世，只能将自己当作一个“活死人”来暂时忽略伤痛。然而这份伤痛，在书写历史中的“宦官”“阉奴”等字样时，在深夜想起那屈辱的一幕时，常常令他忍不住呻吟、怪叫乃至跳起来，直至自己恢复平静。
故事回到李陵身上。李陵并未向汉朝众人想象的那样被俘降敌，而是被击昏后由匈奴带回。由于单于及众人敬佩李陵的英勇和李广老将军的威名，并未将李陵当作俘虏，而是厚待了他。初始仍希冀着带着单于首级归汉的李陵，在之后的生活中，与左贤王亦师亦友，又听闻自己的妻、子和母亲被陷害处死，渐渐衍生出在胡地了此一生的念头。于是他有了新的妻子，也有了可爱的儿子。
故事中又牵扯起苏武。苏武与李陵乃旧识。当出苏武作为使节带领匈奴俘虏来此换回汉朝俘虏，却遭同伴连累，又不肯归降，被发配北海（贝加尔湖）牧公羊。
且鞮侯单于看重他，狐鹿姑单于亦如此，并派李陵去劝降。李陵面对苏武，面对苏武明知自己归汉遥遥无期，明知自己的所作所为不为人知，却仍宁愿牧羊北海，坚守自己的“道德底线”，对自己的归降一事感到羞愧。（一开始，我觉得大可不必，毕竟他自己所遭遇的以及苏武所遭遇的的确不一样。但后来我才知道，苏武的两个哥哥也曾因小事被责自戕。至此，我对苏武只有深深的敬佩了。）李陵也没有能开的了口劝降他，只是为他改善了生活状况。
之后偶然间，李陵得知武帝已驾崩，也告知了苏武。苏武竟恸哭数日至吐血。幸运的是，汉昭帝始元六年夏，苏武十分偶然地得以回归汉朝了。我想，这是上天对他的犒劳吧。
在这个故事中，我还关注一个议论点——礼仪。
李陵由于长居胡地，渐渐明白，原来在汉人眼里所谓的“野蛮”和“不合理”，恰恰是由于胡地的地理、气候导致的。而且鞮侯单于更认为：
汉人一开口，总说自己的国家是礼仪之邦，而将匈奴的行为看得如同禽兽一般。可汉人所说的礼仪究竟是什么呢？不就是将丑恶的表面加以美化，不就是“虚饰”吗？就见利忘义，嫉贤妒能而言，汉人与胡人，到底哪个更严重呢？在贪财好色方面，又到底是哪个更无耻呢？剥去了华丽的外衣来看，应该都是一样的。只不过汉人懂得糊弄与掩饰，胡人不懂罢了。
确实，我们不应简单地去对他人下评语，对于他人不同于自己的思想、行为要有包容之心，明白对方这么做是有对方自己的原因。当然，也不是无原则的为他人“着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