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靠着书法和文学的魅力,这十二个字所代表的时间已经成为艺术史上的永恒。
公元353年，王羲之50岁（有人说他这时候30来岁，但王羲之在宴会上被推举为写序之人，肯定德高望重，且全文的生死之悟非常深刻，我取王羲之出生于303年的说法）。一般书法作品，人们往往忽略它文学上的意义，但是，兰亭序本身一开始是作为诗序和宴集序而存在的，王羲之最想表现的还是自己的情感和想法，从头到尾都是不经意的书写，随意的涂抹。王羲之最初没想过它在会在书法上取胜的。
序文一开始是山水之乐。与其说自然的美神唤醒了魏晋人的生命意识，不如说是魏晋人发现了自然之美。因为处于乱世，不知人生几何。各种忧患，逼得知识分子终于发现除了经世济民安邦定国之外，还有山水的优雅田园的从容。李泽厚先生曾说魏晋乃人的觉醒时代。这种人的觉醒，首先就是对生命的忧患。汉末《古诗十九首》中，就有“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浩浩阴阳移，年命如朝露，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之类的诗句，成为中国诗歌中生命主题、时光慨叹的最早表现。汉末人在不容易活下去的年代觉悟到生命本身的价值。于是人们进入山水，希求安放自己的身心。孔子曾大赞曾点“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但孔子仁以为己任，须臾不敢忘大道之义，于是，这种理想，我们就只能在庄子、在后来的山水诗里寻找。
《世说新语》中的一个故事：过江诸人，每至美日，辄相邀新亭，藉卉饮宴。周侯中坐而叹曰:“风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异!”皆相视流泪。（唯王丞相愀然变色曰:“当共戮力王室，克复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对?”）山水之乐的背后是故国之思。如今，从公元317年过江以来，东晋已经在飘摇中度过了30多年，或许克复神州的梦想已经支离破碎很难实现了，故国已经变得很遥远很模糊了。王室还在延续，江山依然美丽。王羲之的山水之乐引发的是人类最为永恒的痛苦：生死之痛。所谓：
况修短随化，终期于尽。古人云：“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
这序文后半，近于玄学之语了，但王羲之又在哲学的高度，走出了玄学的迷思，难得一片清醒的沉痛。空间常引发时间的思索，这是古代诗文常有的模式。山水的逍遥，不得不触动“盛筵难再”的人生无常感。王羲之知道老庄的“一死生，齐彭殇”都是安慰自己的一厢情愿罢了。死亡的阴影如此巨大，尽管天朗气清，尽管惠风和畅，终将一去不返；眼前的名流，身边的流水，手中的美酒，都不能解除这古老而又切身的忧愁。宇宙之大，品类之盛，反而把人的渺小生命的卑微表现了出来。人，是面向死亡的存在；越是人生美好的时刻，越让敏感的诗人伤心。《王羲之传》里也记载：羲之既去官，与东土人士尽山水之游，弋钓为娱。又与道士许迈共修服食，采药石不远千里，遍游东中诸郡，穷诸名山，泛沧海，叹曰:“我卒当以乐死。”
魏晋人的玄学是一边姑且承认着老庄的齐物论，把人生推向虚无；另一面，老庄的养生观念，又让他们积极寻找长生之法。王羲之这样对生命对死亡敏感的人，甚至也加入了炼丹服药这一群体。序言最后，王羲之依然靠时间来消解自己的悲怆，因为，每个人，都得死亡，而总有一些东西，能够打败时间。古人有三不朽，而“后之览者，亦将有感于斯文”，不知道，是不是王羲之的一点安慰？看似悲观的忧患，实际上是一种对生命的最热烈的留恋。
对死亡的叩问，对未来的期许，《兰亭序》或者就是王羲之的《悲怆奏鸣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