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今中国，温州人作为一个名词，可以说是家喻户晓，甚至是蜚声海外。那里有市场那里就有他们的身影，开餐馆、开超市、搞批发、搞外贸、办工厂、办企业，管它大的小的、吃的用的、想的到的想不到的，他们都有染指，在国内到处经商还不够，还跑到国外去经商，简直就是背负着经商使命的“蜜蜂”军团，哪里有花朵就去哪里采蜜，在你休息时、在你吃饭时、在你游玩时、在你聊天时，他们已经将大把大把的钱装入了自己的口袋，时间给了我们和温州人一样的长度，我们从时间中获得了享受，温州人从时间中获得了财富。在欧洲的一些国家，人们不知道北上广却知道中国有一个地方叫温州，因为他们生活的地方有不少温州人在经商。在中国，虽然还没恐怖到每个市镇都有温州人，但是他们经商踏足的市镇的确远超中国所有其他地方的人们，在你想都想不到的老家镇上或许都有他们经商的身影，更不用说县和市了，那句广为流传的话“只有鸟儿飞不到的地方，没有温州人到不了的地方”，虽说有点太夸张，但也的确反映了中国其他地方的人对遍地开花的温州人的佩服，这种佩服首先源于财富，其次源于带来财富的敢闯敢拼，再其次来源于遍地开花的数量。这种财富、这种精神、这种数量，很自然会使关注温州人的我们觉得温州人智商很高，脑袋很聪明，甚至美名曰“东方的犹太人”。进一步的，对于财富的向往就会让我们好奇为什么温州人能取得这样的辉煌？以及他们身上哪些品质可以给同样向往财富的我们带来启示并创造属于我们自己的辉煌？然后，这么辉煌的温州人为什么作者要说“温州人的没落”？到底是作者危言耸听？还是真的有这种可能呢？最后，作者还会详细说说“温州人未来的方向”。接下来，我们就先从温州人的历史开始说起。

温州古称东瓯，瓯可解释为器皿，据说东瓯人（温州一带的先民）在黄帝时代就擅长制作陶器，东瓯的称呼就此而来，因擅长而得名，可见此地在数千年前就有专业做某种东西而天下闻名的先例。无独有偶，此地还诞生过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铸剑大师瓯冶子，他也是以专业做某事而天下闻名的，瓯冶子生活在春秋末期（约公元前514年前后），据现代考古证实，瓯冶子其实并非一人，而是指在瓯人中，善于冶炼和制陶的先生；战国时代有一个东瓯国，其领域大致是现在温州市、台州市、丽水市一带，其久负盛名的是兵器铸造（顺便提一下，后来的秦灭六国中秦军也是以擅长铸造兵器闻名的，但是瓯越人凭着更精良的兵器和顽强的意志一次又一次的打退了不可一世的秦军，使秦军伏尸流血数十万），东瓯再一次因擅长某事而天下闻名。

在秦朝末年的农民大起义中，越王勾践第十三世孙驺摇也是灭秦力量之一，直至后来帮助刘邦打败项羽，赏赐战功，在今温州一带封东瓯国，驺摇封为东瓯王，东瓯国再次出现，也正是驺摇大力发展生存，让东瓯也就是今天的温州在2200年前就形成了一个以手工业为主的商贸城市。

此后，东瓯在东晋王朝时即公元323年建郡，名为永嘉郡，传说在建郡时有一白鹿衔花绕城一周，故又有鹿城一名。南北朝时代，永嘉郡（今温州一带）有瓯窑，瓯窑生产的瓷器外观优雅质量优良，迄今在温州一带已发现瓯窑古窑址200多处，足以可见此地是当时中国规模很大的制瓷业生产基地之一，可以想象，在当时今温州一带的瓷器就已畅销全国了。

公元675年唐高宗时正式设置温州一地，温州地名至此诞生并沿用至今，且温州州境大致范围也是那时划定的，时至今日并无多大变化，之所以称为“温州”，也是因为这里相比于北方全年都比较温暖。唐中期，北方人口开始大量迁移江南，温州的人口也随之增加，此时的温州海上交通非常发达，海上贸易往来不绝，当时温州的主要贸易国是日本，以民间贸易瓷器、茶叶、丝绸、特产为主，日本到温州甚至有直航（由日本值嘉岛启航，直达温州），所以当时有一小部分日本人来中国学习也会经温州入境。遥想一千多年前的温州先民们已经将生意做到了国外，那时的温州人也已开始发洋财盛产富豪了。相比于国外贸易，国内贸易也有声有色，唐朝后期的温州城中就出现了有一百家商铺聚集的步行街，称为“百贾坊”。那时的温州也是重要的造船业、造纸业、产盐区之一，蠲纸就是当时温州发达的造纸业的杰作，在当时被评为“东南第一纸”，纸质洁白，质量极好，供不应求，在一些地方甚至一纸难求。发达的生产力促进了发达的对内对外贸易，也因此提高了当地人民的生活水平，据说唐朝后期的温州，由于海产品得到良好的加工，连普通百姓的餐桌上都以海鲜居多。

到五代十国时，因为较为远离中原的战乱纷扰，所以当时的吴越国才得以奉行休兵、安民、乐业的政策，温州因为繁忙的进出口贸易成为当时吴越国的重要港口，每年进出口贸易带来的税收多达百万开元通宝（当时吴越国的货币，可以确定，这是一笔相当巨大的收入）。温州的贸易国仍然还是日本，进出港口的商船每天都络绎不绝，从事贸易的大部分都是当时普通的温州人。可以想象，那时的温州人聊到赚钱的话题时，最多的应该还是如何赚日本人的钱吧！

宋朝时的温州城周长就有10里，那时的扬州城周长17里，广州城周长15里，宁波城周长14里，可见温州在宋朝时就是全国比较大的城市了。据史料记载，北宋时温州居民就有70万人以上，到了南宋时更是突破100万，而且那时就有大量的流动人口了（甚至还有许多外国人在温州经商或短暂停留），可以这样设想，这些外来的流动人口是被南宋时的温州工作机会多、工资收入高、生意更好做吸引过来的，进一步设想，那个时候很多温州人听得懂甚至会说几种外来人口的方言或者外来人口听得懂甚至会说温州方言（这里提一下，据说温州方言在宋朝时就成形了，到现在也没什么变化）。北宋时的温州还只是民间对外贸易港口，到了南宋则正式成为官方的外贸口岸，海上贸易极其繁荣，进出口岸的大船络绎不绝。那时的温州人就已经凭着精湛的技艺、精美绝伦的工艺、严谨细致的分工，在陶瓷、船舶、纺织、造纸和漆器的生产上闻名全国，有“小杭州”之称，当时杭州是南宋的首都，可见南宋时的温州有多繁荣发达。据南宋史书记载温州“其货纤靡，其人多贾”，意思是那时温州的商品做工精细，普通温州人就以经商的居多。也因此，发达的经济促成了发达的教育，北宋时的温州开始在科举考试中崭露头角，中进士的人数不断增多，至南宋时，进士数量已高居浙江第一、全国第二，这和生产力进步、社会分工增多、有更多的人有时间有财力能接受得起教育密切相关（也有学者指出当时的温州人地压力过大使寻找新出路的人增多也是原因之一），南宋时温州进士的大量增加就是古代科举史上的“温州现象”，那时的温州甚至有“邹鲁之邦”的美誉。

元朝时，温州经济进一步发展，成为中国重要的对外贸易口岸，正式成为港口城市。为了加强港口管理，元朝政府在温州重新设置了管理海外贸易的机构-市舶司（相当于现在的海关），修建了码头以供大型的海船停靠，贸易的主要对象还是日本，出口日本的商品更加丰富，进口的商品也不断增多。据史料记载，元代从温州运往日本的贸易品中，“以铜钱、香药、经卷、书籍、文具、唐画、什器以及金襕、金纱、唐绫、毛毡等织物类为主”，从日本输入的商品“以黄金、刀剑、扇子、描金、螺钿等物为主”，进出口贸易非常频繁。那时的温州城内商铺连着商铺，房屋连着房屋，因为人口过多，甚至显得非常拥挤。元代诗人陈高在游览了温州城后说：“温城环十八里，居者二万家，甍连栋接，簇簇若蜂房，咫尺空隙，地不易得，故各为重屋以处。”意思是：温州城周长十八里（上文说过宋朝时周长十里），城区居住人口有二万户，房屋连着房屋，远远看，一块块密集的聚集起来就像蜂巢，房屋间的空隙非常的小，土地非常难得，得盖两层的房屋来满足居住。

明朝前期，温州的进出口贸易还是非常兴盛的，经济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然而，明朝中后期，正值日本处于“战国时代”，这一时期延续了100多年，日本分裂为大大小小数十个国家相互混战，局势混乱中一些生活无着的武士、逃兵、海盗、破产者、部分动歪脑筋的大名狼狈为奸聚集起来形成倭寇，富庶的东南沿海成了他们的目标，温州港繁忙的进出口船只更是他们重点劫掠的对象，他们在东南沿海一带到处抢劫过往船只，杀人越货，因海域广大，行船速度快，神出鬼没，防不胜防。尝到甜头的倭寇得寸进尺，在明朝海禁后，不再局限于海上劫掠，开始登陆中国东南沿海进行劫掠，温州也是其中之一，他们所到之处，烧杀掳掠，无恶不作，东南百姓深受荼毒。愈演愈烈的倭患和海禁对温州的经济和对外贸易产生了毁灭性影响，当地人为了躲避倭患，部分内迁，部分逃入山中，温州一带的人口也随之大量减少，所剩无几，当地进出口贸易也全面中断。而当时明朝的嘉靖皇帝昏庸无比，在位40多年，根本不理政事，一门心思炼丹求仙。直至后来，在戚继光、张经、俞大猷等名将率领军队抗击倭寇以及当地老百姓自发抵抗下，沿海倭患才得以平息。数十年的倭患灾难使温州当地经济毁于一旦，很多年后人口才开始增加，经济才逐步恢复。这段历史告诉我们，经商、贸易、经济发展都要建立在社会稳定和平的前提下，如果社会动荡（不管是什么原因），经济也无从发展，也无商可做。

清朝前期，清政府为了断绝东南沿海人民与坚守台湾反清复明的郑成功的联系，下令温州一带内迁五到十里，因此捕鱼业和制盐业凋零，海外贸易也被中断，这一断就是27年，刚刚有所恢复的经济再次遭到重创。直至1683年统一台湾后，康熙帝才下令“废迁界，开海禁”，内迁的温州人也陆续迁回沿海，逐步开始经商和贸易。至此，衰落二十多年的温州经济和对外贸易才得以复苏。然而好景不常在，乾隆年间（1757年），清政府害怕拥有武装力量的外国商船会成为反清力量而奉行闭关锁国政策（下令除广州一地外，停止其他港口的对外贸易）。因此，温州海关被封闭，温州的对外贸易也再次被中断，温州经济也随之再次衰败。这里再一次验证了稳定的局面和开放的环境对经商、贸易和经济发展的至关重要。然而宋朝之后的温州屡屡因为动荡的局面使经济停摆，贸易中断，唐宋时的辉煌难以重现，足以可见，人为的破坏是经济发展最大的绊脚石，不管是自己造成的破坏还是敌人造成的破坏。

清朝末期在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下，清政府不得不被迫同意重新开放通商口岸，温州就是其中之一，随着通商口岸的放开，温州的进出口贸易也得到恢复。但此时的清朝积贫积弱，签订的条约和协议都是不平等的，温州的对外贸易也处处受到不公平的对待。但相比于之前的闭关锁国经济停滞不前，清末的温州还是受益于口岸的开放，以及西方列强发达的机械生产力的引进，原先发达的手工业逐渐被更先进的复杂机械工业取代。光绪十九年（1893年），裕成茶厂成立，雇用女工300名，加工毛茶用于出口。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温州第一家肥皂厂和毛巾厂开办，1906年鹿城棉织厂股份有限公司成立。随着各种行业的工厂和公司相继成立，原先手工业从业者也逐步向工厂从业者过渡。经济在利弊参半中得到了较为快速的发展，这是先进生产力引入落后地区普遍会经历的一个阶段，这个阶段中会产生各种不平等、压榨、歧视、忍辱负重、民族情绪、排外运动、流血事件等现象，有些属于发展的必经阶段，有些属于人为破坏，有些属于本可避免的悲剧，奈何人性肤浅不能恰到其处，这是历史中普遍的无奈。

那段屈辱的清末历史告诉我们，富强的国家平台才能有平等互利的贸易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