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斗指东南，维为立夏，万物至此皆长大，故名立夏也。”
——（《礼记.月令》）
告别春天的最后一个节气——谷雨，气温由原来的10摄氏度以下上升到10摄氏度以上。随着气温持续升高，进入22摄氏度以上，也就到了夏季。至此，人们送别了乍暖还寒的春季，迎来了激情燃烧的夏季。而作为夏时节的第一个节气——立夏也就成为了节气转换的分水岭。“立，建始也；夏，假也，物至此皆假大也。”
作为凝结先人智慧的节气，虽然取法于自然宇宙变化所引发的自然物态变化的表征，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人类文化与文明的积淀，这种节序也被慢慢被赋予了社会文化的特质。而从节气初始的作用看，它主要是通过物候的变化以标识时间的序列。但随着社会人文属性的附加，节气的意蕴也就变得丰富起来。从时间的层面看，简单地可以分为农业时间、文化时间和政治时间三个维度。不论从何种角度理解，它们都从不同角度反映了先民在“把节运气”中顺应天命、顺应天时、顺应生命的生存智慧。
“夏，大也，故大国曰夏；夏，中国之人也。”“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故称华。”古老的华夏民族，在漫长的战天斗地的历史进程中积淀了厚重的华夏文明和文化。自有人类始，生存本能的驱使，人类必须用智慧协调好同自然的关系。而刀耕火种的初创也就开启了对漫长华夏农业文明历史书写的历程。作为蕴育万物的母体，大自然按照自己的规律运行，并随着星际的运转发生着变化。而人类在斗转星移的过程中，也顺应天时调适着自身与自然、与社会的关系。不过，原始的荒蛮不能按照人类的期许进行自我的进化。于是，改造与变革成为人类处理同大自然关系的主要特征。当然，顺应和遵循也不可丢弃。这样，以农耕为生的先民根据自然变化和物候表征安排农事成为主要的生活程式。
“一年之计在于春”，经过春天的精耕播种，进入夏季主要的注意力当集中在对田间作物的管理。由于温度的升高，自然界的各种植物也随之进入生长的旺盛期。除了农作物，各种杂草也不甘寂寞。当然，年成的收获如何，除了得力于人力，也会受到天时地利的影响。只有“三原和合”，风调雨顺才会“谷子收满仓”。实践出真知，先人们通过对大量自然现象的观察，并经过长时间的生产实践的检验，就有了大量表征立夏节气的谚语农言存世，也就有了“立夏三候”的物候标识。像“立夏三天遍地锄”形象地描绘出农人为了幸福生活辛勤劳作的场景；“一天不锄草，三天出不了”摹写的是遍地杂草逢时令而旺盛生长，劝诫农人应精耕细作于农事；“立夏不下，犁耙高挂”“立夏无雨，碓头无米”形象说明天上对农业收成的影响。至于“立夏三候”——蝼蝈鸣、蚯蚓出、王瓜生，则借助自然物态在立夏日是否出现隐喻丰富的意涵：蝼蝈鸣，即立夏日可以听见蝼蝈在田间鸣叫。如果听不见鸣叫声，意味着地面积水漫溢，可能发生洪涝灾害；蚯蚓出，即立夏当天可以看见冬眠于泥土中的蚯蚓醒来纷纷掘土，到外面呼吸新鲜的空气。如果难觅蚯蚓踪迹，预示着集“千般宠爱于一身”的宠妃可能会夺去王后的性命；王瓜生，即王瓜的蔓藤开始快速生长，预示将会有好收成。如果王瓜不长，或生长过缓，表明王公贵族将要遭受困穷。
原本是极寻常的自然征候，一旦被人类植入社会人文的因子，作为表征农业时间的节气也就具有了文化时间的意蕴。从“夏”的本义看，它表示面向南方。古人以南为生，以北为死；以南为阳，以北为阴；以南为前，以北为后。不难看出，这种前置性的人为设定承载着先人对生活所寄托的美好心理期许。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初始期，因对自然的认知处于童稚期，故在对自然界所发生的现象无法做出合理的解释时，只能把所有的都归于冥冥之中存在的隐形力量。而在这种心理作用下，在立夏日也就有了许多充满浓郁人文气息的活动。其中，立夏称体重当是最富生活气息的仪式。不同的年龄，不同的性别，谱写的称量判词也不同：老人是“秤花八十七，活到九十一”，姑娘是“一百零五斤，员外人家找上门，勿肯勿肯偏勿肯，状元公子有缘分”，小孩是“秤花一打二十三，小官人长大会出山，七品县官勿犯难，三公九卿也好攀”。通过这些充满生活化和人情味的话语，可以看出先民在负重前行时对未来美好生活投注的心理祝愿。
“民以食为天”，说明了食的地位和作用。中华美食作为文化谱系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以其独特的东方文化特质享誉世界。在立夏日，先民在饮食上也准备了独特的节气佳肴。因为立夏是告别春天，迎接夏日，这种淡淡的惜别之意当然要寻找恰当的方式消解，所以也就有了立夏日备酒食，似送入远行以饯别。在丰盛的菜肴中，一般少不了“地三鲜、树三鲜、水三鲜”。当然，除了菜品，在吃与喝方面也很讲究，吃“立夏饭、立夏狗、立夏蛋”，喝“立夏茶、立夏粥”等。解决了口食之需，在精神上也有寄托和表达的方式。在大时间节序里，立夏是天泽履卦和地天泰卦交接的时空。天地相应，应验天地农作物需要雨水；而三阳开泰，则应验万物自此走向通泰饭茂之征兆。不论是什么样的卦象，其中都寄托着人类对风调雨顺、富足安康生活的美好向往。当然，先民除了从年成和生活的角度赋予立夏以浓郁的人文气息，在文化留存的典籍中，同样也有大量诗文辞赋等文字的书写。这种抒写，除了带有鲜明的个体心理，更多承载的是一种普世性的文化。
先古时代，文字是皇族贵戚独享的专属，是劳心者用以自娱的工具，劳力者只是劳心者奇思妙想的落实者。而这种门第和等级的人为划定，直接或间接地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就自然的节气而言，同样也被附加上社会政治的色彩。就立夏而言，也同样如此。立夏日，古代就有迎夏的仪式。这一天，封建最高统治者带领满朝文武大臣身穿朱色礼服，佩戴朱色玉佩，车马旗均用朱红色雕饰。通过这种盛大喜庆的场面，表达对丰收的祈求。当然，其核心价值是祺福社稷安康，国体永固，江山永在。不过，对乡野庶民而言，热闹是他们的，自己什么也没有。除了迎夏仪式活动具有鲜明的政治色彩，“立夏三候”中的“蚯蚓出、王瓜生”也同样被赋予一定的政治意味。
作为二十四节气之一的立夏，从时令节序的角度看，它刻录的是季节转换的印记。而作为时间的表征，天文时间、地球生物时间和人类文明时间存在着“罗致协从”的关系。从自然到社会，再到人文，从客观到主观，从生活化到社会化演进为一种文化态势时，也就呈现出一定的序列性，即天文时间，日地系统首先进入一种关系状态，地球生物紧随其后，以此引发人类的认知感受。这就是中国哲学中所说的“象天法地”。这样，立夏在中国文化里也就具有了超越天文时令的独特意蕴。（安徽省霍邱中学 陈士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