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认为人的“先天”品性与命运，可以通过“不足用补，有余用泄”的方法来补偿，也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道家的学说思想。特别是其“内刚柔”之说又对“外刚柔”的机械倾向做了补正，强调要通过人的言行举止、思想品行来观察人物、品鉴人物，并重点分析了“粗”、“蠢”、“奸”三种人物的品性。这就由“外刚柔”的“五行命相”论，转而偏向于较为合理的“神鉴”论，如所谓“喜高怒重，过目辄忘，近“粗’。伏亦不伉，跳亦不扬，近‘蠢”。初念甚浅，转念甚深，近‘奸””。

人不可无刚，无刚则不能自立，不能自立就不能自强，不能自强也就不能成就一番功业。刚就是使一个人站立起来的东西。刚是一种威仪，一种自信，一种力量，一种不可侵犯的气概。自古以来，哪一位开国帝王不是自立自强闯出来的呢？哪一位圣贤不是各有各的自立自强之道呢？孔子可算是仁厚的了，他讲中庸之道，讲温柔敦厚，可他电有刚的时候，他当宰相才七天，就杀了少正卯。

因为有了刚。那些先贤们才能独立不惧、坚韧不拔。刚就是一个人的骨头。

人也不可无柔，无柔则不亲和，不亲和就会陷入狐立，自我封闭，拒人于千里之外。柔能使人挺立长久，柔是一种魅力，一种收敛。一种方法。一种春风宜人的光彩。谁不是生活在世上，谁无七情六欲，谁能离得了别人的信任与帮助？再伟大的人也需要追随者，再精彩的演说也需要听众。柔就是一个人的皮肉，是使一个人光彩照人的前提。

然而，太刚则折，太柔则靡。早年曾国藩在京城，就爱与那些名气大、地位高的人作对，当然不乏挺然特立、不畏强暴的意思，但肯定也因此吃了不少苦头。否则，曾国藩就不会认识到天地之道，应刚柔并用，实在不可有所偏废。

三国时，袁焕貌似柔和，可他临大事、处危难，即使是贲育之勇也不能超越他。孔子提倡仁道，可在齐鲁之会时，奋然于两君之间，击退齐国挑畔，保持鲁君的威严，这是以刚济柔之勇举。蔺相如奉命使秦，完璧归赵，威武不能屈，然其让车于廉颇，顾全大局，道义相尚，这是以柔济刚之义举。因此刚以柔济，柔以刚济，刚柔相济，才能有理有节，成为政治上的铁腕人物。

在处理人际关系上，古代政治家多贵柔尚宽，柔能接物，宽能得众，这是封建政治家的处世哲学，他们迫于人主的强暴，奸臣的谗言，不得不如此做人。

封建政治家主张“事君惟敬”。张永说：“事君者廉不言贫，勤不言苦。忠不言己效，公不言己能，此可以事君。”昔萧何、吴汉立有大功，而萧何每见汉高祖，似不能言，吴汉奉光武，也十分勤劳谨慎，金日单两子都受汉武帝宠爱，由于戏宫女，日单则杀之，恶其淫乱，恐遭族诛。顾雍父子深得孙权宠信，可是雍老成持重。见孙子顾谭酒后狂舞，则呵斥道：“败坏我家者，必定是你。”徐达言简虑精，诸将奉持凛凛，而在太祖面前恭谨如不能音。宋濂待明太祖十九年，未尝有一言之伪，诮一人之短，始终无二，可谓忠厚长者。上述所列，均忠谨奉上，宽厚待人，不矜不伐，不侮不凌，深得刚柔之术，所以得到善终。

刚强待物必败事，狎侮对人必受辱。曹操性忌，所有不堪忍受着，鲁国孔融、南筱、娄生，均以持旧不虞见诛。曹植任性而行，不自雕励，饮酒不节。曹丕御之有术，矫情自饰，宫人左右，并为之说情，遂定为嗣。关羽、张飞皆称万人敌，为世虎臣。关羽报效曹公，张飞义释严颜，并有国士之风。可是关羽刚而自矜，张飞暴而无恩，以短取败，这是理所当然。诸葛恪气凌于上，意蔑于下，因此不是善终之道，终于遭杀。隋代贺若敦恃功负气，每出怨言，以此招祸，临死诫儿子贺若弼说：“我以舌死，你不可不思。”因引锥刺弼意思舌出血，告诚他要慎口谨言。贺若弼并未接受父亲教训，居功自傲，好议人短，怨恨形于言色，终于坐诛。隋文帝谓弼有三猛：“嫉妒心太猛，自是非人心太猛，无上心太猛。”刘基为明太祖出谋划策，功居第一，然终不能为相，封拜亦轻，最后恩礼亦渐薄。原因是他过于刚直，得罪大臣与皇帝。

颍川周昭著书道：“古代圣贤士大夫所以失名丧身倾家害国者，原因各不一样，但总结其教训，不外有四点：急论议一也，争名势二也，重朋党三也，务欲速四也。急论议则伤人，争名势则败友，重朋党则蔽主，多欲速则失德。此四者不除，未有能善终者。”

可见刚与柔非特指一个人的个性，也是思想行为的表现，要很好掌握刚柔之术，应当先端正思想路线，不急议，不争势，不重党，不欲速，以柔守之，以刚正之，刚柔相济，才能无往而不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