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贤”的内在要求

“况有贤良之士，厚乎德行，辨乎言谈，博乎道术者乎！此固国家之珍而社稷之佐也。”“厚乎德行，辨乎言谈，博乎道术”，从一个人的内在和外在对贤才作出要求，而外在又分交际和能力两方面。

“德行”要求贤才必须以德统才，德行是标榜一切能力的先行条件，若是没有德行即使有再强的能力也无法成为为国家献策的候选人。对一个人德行的要求自古已有，《尚书·召诰》：“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王者只有高尚的道德才能保证其统治长久存在。孔子对德行的内涵做过深刻的解释：“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从德行修养过程和对德行修养的内涵作出了解释，然而，《墨子》中对德行没有直接正面的解说，对德行如何修养更没有系统的论述，唯有“使不知辨德行之厚，若禹、汤、文、武，不得加也。”以及“德行、君上、长老、亲戚，此皆所厚也。”虽然举出了典型人物，却没有对德行作出实质要求。墨者本身多来自社会下层，虽然能有将维护公理和道义看作义不容辞责任的知识分子领袖，然而他们中大多数还是注重实践经验，是有知识的劳动者，对于具体的道德要求不是很高。他们与儒家最大的不同点是对“爱”的范畴划分。儒家认为“爱”是分亲疏内外的，而墨家主张“兼爱”。何为“兼爱”，墨子站在的是反传统宗法等级制度的立场上对人与人、人与社会作出了新的要求。在贵族社会建立起的统治大厦即将倾覆之际，下层人民的反抗涌起，他们需要的不仅是政治地位上的提高，还有传统社会对他们能力的认可。可以说，“德行”虽然很重要，但仅仅是墨子在宣传个人思想、渴望被诸侯国看中的“幌子”，他更希望国君在“德行”背后更能注重对人才“能力”的选拔，因此“厚乎德行”后便紧跟着“辨乎言谈，博乎道术”了。

逻辑清晰、厚重有度的“言谈”是个人内在才情与外在魅力的重要表征。墨子对言谈的要求讲究一定的逻辑性，因而后世产生了对墨子逻辑学的研究。墨子对言谈中逻辑性的看重从《墨子》一书中便可看出。以《尚贤》为例，首先提出“尚贤”中“贤才”的评判标准，而这样的贤才于国家、国君有何益处呢？接下来从正反两方面对“尚贤”的国君和不“尚贤”的国君最后的结果进行举例论证、推理论证，得出“尚贤”是为政之本。最后格外强调众贤是统治者的主要任务和继续获得贤才的方法来源。环环相扣，小之可将其视为注重任用贤才的“贤人政治”观念，大之可视其为对政治制度设计的整体构思。以身作则的墨子还认为，“好”的“言谈”是顺乎天意的：“观其言谈，顺天之意，谓之善言谈。反天之意，谓之不善言谈。”而善“言谈”的人帮助天子进行思考，增长其见闻，对天子施于国家的影响便是“则其德音之所抚循者博矣”。言谈是“今天下之君子之为文学，出言谈也。非将勤劳其惟舌，而利其唇呡也，中实将欲其国家邑里万民刑政者也。”这里对善“言谈”的人进行了要求。

“博乎道术”中对“道”“术”的理解应该分开。“‘道’的本义是‘路’，人行之路为‘道’。……引申为人或物所必须遵循的轨道，通称为‘道’。日月星辰所遵循的轨道称为‘天道’，人类生活所是遵循的轨道称为‘人道’。”[1]“道”是人应该遵守的信条原则。而“术”的则更侧重于可操作的层面，是各种技艺可以达到不同目的的各种不同的手段，例如“今夜农夫之所以早出暮入，强乎耕稼树艺”就是专门指种植树木的“术”。而贤才之于国家治理应该拥有什么样的“术”呢？“凡所使治国家、官府、邑里，此皆国之贤者。贤者之治国也，早朝晏退，听狱治政，是以国家治而刑法正；贤者之长官也，夜寝夙兴，收敛关市、山林、泽梁之利，以实官府，是以官府实而财不散。贤者之治邑也，早出莫入，耕稼树艺，聚菽粟，是以菽粟多而民足乎食。”这是对单独一个人的要求。对比墨子对贤才德行的要求，他对贤才能力的要求显得具体可操作。而且其中“早朝晏退”“夜寝夙兴”“早出莫入”甚至对贤才的个人作息做了详细严肃的要求，这也是与墨家本身吃苦耐劳的精神相呼应，与其他学派大相径庭。若是没有全能的贤才，那么就要网络罗广大可用之士。墨子强调因人之才、合理分工，以争取效益的最大化时说到：“凡天下群百工，轮、车、鞼、匏、冶、梓匠，使各从事其所能。”“譬若筑墙然，能筑者筑，能实壤者实壤，能欣者欣，然后墙成也。为义犹是也。能谈辩者谈辩，能说书者说书，能从事者从事，然后义事成也。”可见墨子是博采众长，将每一个有特殊技能的贤才全部招入麾下，各尽其能，以求国家能健全地发展。

二、“贤”的外在转变

首先要确定的是墨子所指的贤人与传统的贤人有一定的区别。“尊尚贤而任使能，不党父兄，不偏富贵，不嬖颜色。贤者举而上之，富而贵之，以为官长；不肖者抑而废之，贫而贱之，以为徒役。”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传统封建关系逐渐瓦解，任人唯亲已不是时代所能容忍，墨子更进一步，将血缘亲疏抛之脑后，“贤能”作为任用官员的唯一标准成为墨家能登上显学之位的有利凭借。这里还是需要强调墨者的社会地位，正是因为墨者多为下层有知识、有能力的人民，没有一定的政治地位，而同时上层在位者荒淫无道、知识匮乏，传统的贵族政治已经不适应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能推动社会进步的只有有能力的人。

虽然墨子反复对贤才的地位强调，确实是其对传统选才标准的一次完美冲击，然而从另一角度看来也是当时社会现象的反映，是存在矛盾却得不到解决的现实问题。贤者之所以能上位，是由其国君决定的，国君是贤才得以施展宏图的搭桥人。若是国君不任用其贤才那该如何呢？墨子希望国君可以与以前的“圣王”相同，就像尧、舜、禹、文王、武王，且不说如此寄托是否有实现可能，单论其将贤才的能力置于“圣王”之下的想法就已经将贤才施展才能与贤才掌权割裂开来了。未上位的贤才是一个全面的贤才，他们有雄心勃勃的想法使国家富裕强大，而上位的贤才只是一个勤勤恳恳、任劳任怨、被国家当做发动机的机器。前后地位的调动是“尚贤”思想不能预见的，但确实是在当时环境下可能发生的事情。

那么如果抛开贤才不忍预见的未来，而单单将其看作一个不可实现的美好幻想呢？《尚贤》的三篇每一篇都强调贤者对国家的重要性，其中开始便提出的“尚贤者为政之本也”的命题，并从多方面加以论述，指出统治者尚贤不仅有利于君主、百姓，更有利于国家。对君主而言，任用贤才可以“谋不困，体不牢，名立而功成，美彰而恶不生”，从而得出“得意，贤士不可不举；不得意，贤士不可不举”的结论。然而其实从当时的社会环境来看，国家不重视贤才一方面是任人唯亲的传统用人制度限制，一方面则是“士”阶层的流动性过大，国君需要考虑的不只是这个人贤能与否，更要考虑其是否对自己的政权统治足够忠心。东汉王充对战国时期士人流动这样评论道“六国之时，贤才之臣，入楚楚重，出齐齐轻，为赵赵完，绊魏魏伤”。[2]不过对此墨子也作出了自己的回答，他认为尚贤使能的最重要的一点便是国君对贤才抱有足够的信任、给予足够大的权利，“故古者圣王之为政，列德而尚贤，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高予之爵，重予之禄，任之以事，断予之令。曰：‘爵位不高，则民弗敬，蓄禄不厚，则民不信，政令不断，则民不畏’。举三者授之贤者，非为贤赐也，欲其事之成。”这里面分了三层论述选择贤才后应该如何使用他，将“爵”“令”“禄”三者统一起来，不与则事不成，与之则事成。跳出国君将贤才的不稳定性考虑在内的框框，直截了当地说出，我与你谋事断不是为你，而是为社稷，为苍生，坚决果断。贤能而聪明的君主听了立刻理解此话之义，明白贤才是治理国家的利器，知道如何去利用贤才，不贤明的君主则一方面担心权利的下移，一方面唯恐贤才流于他国，于是也任用贤才。这本是墨子的本意。

然而接着这段话的而后面又跟着一句：“故当是时，以德就列，以官服事，以劳殿赏，量功而分禄。故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举公义，辟私怨，此若言之畏也。”墨子还是回到了考虑自身阶层利益的初衷。“基于士阶层与统治者之间相互依存、对应交换的关系, 他们逐渐形成了独立不科的自我人格和坚定不屈的个体尊严。”[3]他无法改变现实对“贱民”的认识，而且也无法改变自身对自身的贬低，只能一遍又一遍地强调“贤”的重要性，以保持理想的纯洁性。

贤才上位后首先要求其对本身的部分理想“放弃”，“贤”的内涵缩小；其次最重要的是之所以出现这样的现象也是时代的局限性，墨家自身的定位便有种甘愿牺牲的精神，与他们对自身阶级地位低下的自卑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三、“贤”的现实启示

“尚贤”思想给予了现代人才管理很多有利的启示，但是结合对“贤”的分析，可见“尚贤”是从为政者的角度考虑，对于“贤”的内在要求很多，而给予贤才的外在环境不够宽裕。不得不说，现代社会依旧处于一个供给双方中供大于求的环境中。从“尚贤”里对“贤”的要求中我们可以得到很多有利于现代人才自身管理的启示。

现代人才对自身的要求依旧从内在和外在两面分析。之前讨论过，德行或许是在竞选岗位时考虑的次要问题。当今的社会是一个完全功利化的社会，相比较几千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的贵族社会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可以说是达到了“任人唯贤”的标准。基于此的竞争意识上涨，因此需要每个人提高个人技能，增强抗压能力。《尚贤》中从统治者的角度对现代管理者提出分配工作时合理安排工作岗位，有什么样的能力做什么样的工作，并且充分挖掘个人在某一项技能的潜能。这对于现代人才的要求是全面发展自我，这里就包含了德行的修炼。一个优秀的人才，是管理者将其安排在任何位置时，他都能施展才能。从管理者的角度看，这大大提高了对人才资源投入的效率，从人才角度看，这加深了其对行业的了解，为以后更进一步的发展做好基础。

墨子对贤才提出三方面的管理：任前试用、任上监督、任后评论。“听其言，迹其行，察其所能。”这些都是“慎予官”的体现，是任用前的考察和试用。“君必有弗弗之臣，上必有詻詻之下。”即使贤才上位也免不了有人评议。“闻善而不善，皆以告其上。……上有过则规谏之，下有善则傍荐之。”如果任上不力，或管理有所失误，则“抑而废之，贫而贱之，以为徒役。”是任中严格的监督制度。而任后评论制度更是决定贤才脱离原先岗位是否可以继续上岗的决定性因素。“若昔者尧、舜、禹、汤、文、武者是也。……万民从而誉之曰‘圣王’，至今不已。……若昔者三代暴王桀、纣、幽、厉者是也。……万民从而非之曰‘暴王’至今不已。”悠悠众口难堵。这些都是贤才自身管理的高度标准，从一而终，兢兢业业。

通过对“尚贤”思想中“贤”的内外要求分析，我们发现墨子口中的贤才具有一定的时代局限性，封建体制下的贤才不能完全发挥自身的才能，而这些也给了当今竞争上岗的人员以老生常谈、历久弥新的就业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