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动出击积极应对和“倒逼”机制的有机统一
——杭州上海考察学习有感
编者按：
“在一场变革里面我们的原则是鼓励先进，允许落后。当我们允许落后的时候这种抱怨就不会爆发，就不会变成一种力量，因为我们允许你落后，所以变革尽量是从前面带着走，而不要从后面推着，这是一个重要原则。”——前教育部基础教育质量检测中心主任、时任北京十一学校校长李希贵。
笔者有幸参加了本次赴杭州四中、杭州学军中学和上海同济大学第一附属中学的考察学习。平心而论，或是因为对新高考和新课程改革没有多少直接的认识和了解，行前并没有感觉到一些具体的疑惑。但通过短短三天的考察学习，猛然觉得：困惑和疑问陡增，竟然也开始了“胡思乱想”。
有感一：改革（改变）面前，真正起作用的是“倒逼”机制。
2017年全国“两会”期间，教育部部长陈宝生谈及新高考改革时特别提出：高考及招生录取制度的改革，将会影响和改变一代学生的命运。上海、浙江、江苏等地作为新高考和新课程改课的先行主阵地，其当下形成的经验，既是是为全面推广做好准备，更是在“倒逼”我们“主动”改革，积极改变。其结果或是从一种“千校一面”走向另外一种“千校一面”。行政班主体的班级授课制进入中国一百多年，从工业化时代到信息化时代都没有变化，已经远远脱离社会发展的社会形态。它只能把不一样的学生变一样了，而社会需要的是不一样的孩子。所以，笔者认为真正的落脚点是如何培养“八面玲珑”、“形（学业）神（素养）兼备”的高素质人才。
有感二：从微观上来说，新高考和新课程改革也在“倒逼”着学校教育教学及管理格局、理念和模式的转变，一线教育工作者“硬着头皮”得面对诸多变革带来的挑战。
1.分数怎么办？
我国的任何教育改革都无法回避高考的压力。即便是在教育发达国家或地区，分数也依然是体现教育者成就感的重要标尺。不得不说，对于一所学校特别是教师群体来说，每一次教育改革都会首当其冲考虑到分数带来的“风险”。事实上，我们目前看到的是改革成功的学校，还是从升学率这一维度界定的（杭州四中的一本率新高考前45%左右，改革后60%左右，处杭州八所重点中学中游；杭州学军中学一本率91%，仅次于杭州二中），理论上这种成功在改革初期应该是一种动态的呈现，那么失败的或是不怎么成功的学校（信息不对称，没有调研，不得而知），问题又出在哪？是不是改了、变了，但分数丢了呢？（所以称为不成功？）
2.怎么“管”和怎么“理”？
行政班消失之后，意味着教室逐渐功能化，若干个行政班被分散到若干个功能教室上课，上哪个课学生就去哪个教室，也就是所谓的走班制，更接近于大学的上课方式。传统概念上的班级概念已经十分模糊。可想而知给管理带来的难度和挑战，也就意味着即便学校老师再优秀、再有经验，班级“消失”之后，班主任也就会显得力不从心，因为学生走班上课、分散自习之后，处于一种相对的“离散”状态，原有的班级建设和管理平台缺失了。于是乎，笔者理解了新型“导师制”也就顺应的出现了，学生可以选择自己的导师，建立起新型的师生关系。问题是，导师怎么产生的？由谁来统筹和监督？如何评价？非导师群体又如何应对传统意义上的“满工作量”和绩效的评价？可见，“倒逼”机制下出现的类似于“导师制”的一系列变革，只是一个开始。
其次，学校管理从校长室到各职能处室，再到级部管理，权责如何重新划定？或许这个问题与新高考和新课程改革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即便是现行的学校管理，也存在这样的困惑。学校各项教育教学工作最终的落脚点都在级部和班主任、任课教师，但沟通不畅、权责不明和“懒政霸政”的现象出现，无疑形成了学校的提升和发展的严重诟病。修正更为科学的管理架构、明晰更为合理的权责制度，是进入新高考和实践新课程改革的必经之 路。
有感三：课高考改革，理论上学生的负担减轻了，但老师的工作量增加了，这样的“加减法”该如何正确看待？
以杭州四中2014、2015届学生选课数据为例，能够清楚地看到，在浙江7选3共计35种选课组合下，经过学生们自主选择分别出现了31和32种情况，选择了纯理科（物、化、生）和纯文科（史、地、政）的学生在这两年分别为18.9%和24.3%。这也就意味着有大约80%左右的学生在选课过程中涉及到了文理科交叉，选择性作为新高考改革的一大亮点，得到了学生们的广泛认可。7选3和打破文理分科，扩大学生和高校的双向选择权也是新高考改革宣传的主旨之一。但杭州四中张伟韬校长说了这样一段话耐人寻味：由于选课的需要，部分学生很清楚自己要选什么不选什么，但最难的是，一些学生没有特别突出的科目，于是就不知道自己该选什么、不应该选什么。于是，只要谈及新高考，学生生涯规划就成了很多学校的“必需品”。一方面，在高一就要让学生们对每一门课程都有充分的了解，学习压力也自然会随之上升。同时，目前的选考政策并不支持学生们报名之后再做更改，若学生在学考之后认为自己对该科更加擅长，是否能够升级为学考？ 张校长也举了个很实际的例子：数学老师反映，学生对数学的重视程度直线下降，不是因为数学不重要了，而是因为他们需要先解决其它学科的考试，根本顾不上，只有等到高三再专心搞数学。由此看来，学生准备不足、自我定位不准、影响未来志愿填报、盲目性和不确定性等因素造成了某种程度上学生负担的增加。
反观，从学校层面来看，既然学生生涯规划成了“必需品”，那么学校人事配置上缺少相关教师的问题怎么解决？是班主任还是课时有余的教师？如何才能保证生涯规划的教育质量？
有感四：“一生一课表”——不是问题的问题。
“一生一课表”是走班制满足学生自主选择的直接体现。原以为学生选课、学校排课会是大问题，会产生不可调和的矛盾。但在考察期间，几所学校的校长都纷纷表示，借助计算机算法和信息技术，这些都不复杂。据张伟韬校长介绍，在2015.9-2016.6期间，杭州四中不到3000名学生共排出了5538张课表，包含必修和选修。当三个年级全部进入新高考后的课表数量还会更多。但通过排课软件和平台都较为顺利的解决了。但同时张校长也表示，虽然在很多学校，走班已不再是新鲜事，但不可否认走班的确带来了更多管理问题。如选课和走班引发的最直接影响是，教师无法调课、代课。学生每一节课程的时间和地点都相对固定，难以随意改变，因此在不可避免的情况发生时，杭州四中唯有采用跨年级教师代课的方式弥补空缺。
那么对于此次新高考改革来说，走班是否是必要的？如果学生对某一个选择有明显地倾向性，不走班或少走班显然是最优的选择。但学校并不能为了不走班，而改变学生选择意志，本末倒置。学校要首先考虑自身所坚持的理念与学生的核心价值需求，将“我们为了什么”放置于“应该怎么做”之前，思考学生的未来发展方向与他们能达到的空间高度，仔细研究学生需求。其次，引导好教师，制定完善的教师发展评价与绩效管理。
新高考改革必然会带来动、变、乱，校长和教师都应该学着换一个思路解决问题。只有简单的办法才是好办法，虽然教师群体对于接受改革的思想准备还不够充分，但也只有把教师引导好、动员起来，他们才能够想出更多的解决办法，进一步引导和管理好学生。于学生层面，解决学生个体需求是提升学校发展最重要的驱动力，对于每一个孩子的梦想都应该用各种方式去鼓励，让他们做自己适合的、喜欢的事情。对学校而言，要注意转变教师角色、教学理念和课程体系，扩展学生视野。
或许新高考的最初阶段的“慌乱”和“焦虑”，恰恰是学校能在“弯道处”超越的前奏。以此为重大契机，不断提升学生学业成绩、培养有品质的学生，最终实现学校质的飞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