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为政第二》：“君子”是个什么东东

子贡问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后从之。”

讲到“为政”这一话题，孔子忽然提到“君子不器”，既然老人家认定了“君子”不是个“东西”，那么，“君子”在他心目中到底是个什么东东呢？

“君子”一语，广见于先秦典籍，在先秦典籍中多指“君王之子”，着重强调地位的崇高。君子的主要意思是“君”。 “君”，从尹，从口。“尹”，表示治事；“口”，表示发布命令。合起来的意思是：发号施令，治理国家。“君子”的意思就是发号施令、治理国家的人。而后“君子”一词被赋予了道德的含义，逐渐被引申为道德上值得他人追随的人。

看到老师讲“君子”，讲“君子不器”。自贡赶紧凑上来追问，什么样的人才算是“君子”。

孔子说，君子做事在说话前，然后才照着他做的说。

由此看来，孔子心目中的“君子”有三个特质：

一、敏于行而讷于言

孔子一向是讨厌“巧言令色”的，在《论语·学而第一》中，孔子就强调“巧言令色鲜矣仁”。太会说话了，满脸装着讨人喜欢的面色，这种人仁心就很少了。

言与行之间，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奇怪的关系呢？

说话的“说”，本身是“悦”的意思，说话的目的本身就是取悦他人，通过取悦他人来达成影响他人的目的。平时我们讲一个人“会说话”，是在说他说的话“中听”、顺耳，为什么要说“中听”、顺耳的话呢，就是要听话的人能够听进去，从而潜移默化的影响和改变他。

如此一来，“言”本身就存在两大天然的缺陷。一则以取悦他人为原则，难免陷入谄媚阿谀的虚妄境遇；二则以影响和改变他人为目标，难免先入为主，自己先持了浅薄的成见，然后不断的用“言”来为这种成见粉饰和买单。

说得直白点，我们看生活中那些能说话的人，最终都会陷入两种状态，一则便是孔子所说的“巧言令色鲜矣仁”；二则便是不断的为自己说过的话买单，成为自己言语的奴隶。正因为如此，《弟子规》才讲“话说多，不如少，惟其是，勿佞巧”。

正因为深味了“言”的这一特质，孔子才强调，君子是“先行其言而后从之”的，而不是先把大话吹出去了，然后用一连串蹩脚的行动来应付自己说过的话。

孔子作为一名老师，有弟子三千，他说这话，当然是有所指的。

学生之中，一定有一些是喜欢吹牛的，这些学生说起什么来都头头是道，做起事情来，却十分不堪。倒是有些学生，整日里没有那么多话，总是埋头做自己的事情，不到万不得已，轻易不去做虚妄的评价。这种学生便是孔子所倡导的“君子”——先行其言而后从之。

二、求于内而随于外

仅从“敏于事而讷于言”去理解孔子所说的“先行其言而后从之”，似乎偏颇了一点。孔子是讲究“有教无类”、“因材施教”的，“敏于事而讷于言”显然更适合那些内向的学生，难道孔子“弟子三千”，老人家会只喜欢内向型学生？

除了“敏于事而讷于言”，孔子还有一层意思，便是“求于内而随于外”。孔子也是讲求理想的，但孔子对于理想的追求，是向内求，向自身求。对于一切不如意，讲的都是“行有不得，反求诸己”。种种不如意，不过是自己做得还不够好。

今天，我们看到一些“为政”者讲“且思且行且唱”，强调“酒香也怕巷子深”，不能说没有道理，只不过“且思且行且唱”也好，“酒香也怕巷子深”也好，都已经开始求诸于外了。

一边思考，一边行动，一边宣传，对于推进事业而言，除了急功近利一些，也没有太大的毛病，但绝对不符合孔子所讲的“君子”标准。一不留神，宣传的和所做的，便有可能出现不同步的情况，如此一来，便有失去君子“求于内而随于外”根本的危险。

三、得于知而成于行

孔子所讲的“君子”，已经趋近于一种道德概念。

德者，得也。《尚书》中讲“七世之庙，可以观德”，由一时一事之成体悟到的收获叫“得”，由连续七世不断获得超人成就的世家中证悟到的叫做“德”。

孔子讲“先行其言而后从之”，意思是说先不谈虚的，先通过有条不紊、卓有成效的行动研究、扎实实践去有“得”，然后再去概括和总结这种“得”，不断积累和复制这种“得”，从而汇集成“德”。

如果把这种由行动研究、扎实实践中，由一时一事之成中体悟到的“得”称作是“知”的话，这种“知”才是真知。得于这种“知”，从而才能更好的指导自己新的实践。这种“知”才是有用的。

后来，儒学家们所讲的“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都是在孔子“先行其言而后从之”的基础上生出的辩证哲学分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