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　言

二、孝宗晚年部署之一——周必大、留正、赵汝愚汝愚三相

附说一：朱熹“立朝四十日”辨

附说二：六和塔与浙江亭

附说三：灵芝寺与北关

三、孝宗晚年部署之二——擢用理学型士大夫

四、理学集团的布局——荐士与重整台谏

四、理学集团的布局——荐士与重整台谏

重整台谏的大任落首先落在罗点的身上。袁燮《罗公行状》中记载有罗点独受召推荐推荐台谏。正如周必大所说“主知素厚”可知孝宗对罗点的确是另眼相看。

“夫人主所恃以共天下之事者，宰执也”，而宰执的第一道屏障就是台谏。就孝、宗、宁三朝而言，台谏的支持是宰相执政长久的保证，如王淮能“表里台谏”，姜特立在光宗朝的势力是因为“台谏皆其门人”。鉴于此种情况，孝宗必须打破“王党”控制下的台谏系统才能完成其部署。

作者先考察了罗点推荐的八个人，五人（叶適、詹体仁、孙逢吉、郑湜、沈清臣）皆出自理学集团，叶、与詹在此不再赘述。

孙逢吉，不属于任何理学宗派，但已接受理学洗礼，受到朱熹赏识。

郑湜，在陆九渊《与郑溥之》一书中记载有他与朱熹争《太极图说》的问题和与他畅论如何保持“心之灵”不陷于“壅蔽昧没”。在庆元党籍中列于高等，在政治上属于理学集团。全祖望《宋元学案》说他于淳熙十四年十二月辛巳轮对，论丧礼与接见金使节问题，坚决主张孝宗一切以“义理”为依归，“不用惑纷纷之说”。所以理学身份完全可以确定。

吴镒的生平略见《夷坚志·三志》，知其必为理学集团学之一成员。楼钥《孙公（逢吉）神道碑》记载吴镒居项安世（问学于朱、陆两家）和徐应龙（在党禁时期，不避祸患，为吕祖俭经纪丧事）之间，气类必相近。

另外两人，刘崇之是必大擢用之人、冯震武是“留正幕属”。

所以以上八人，五人为理学家，明属理学集团者一人，可定为周必大与留正门下士者各一人。大概都可被归入所谓“周党”之中。作者考证八人中无一人在孝宗时期进入台谏系统。“王党”仍盛，罗点的推荐阻力重重，攻击刘崇之、沈清臣，吴镒的台谏党派色彩明显，也再一次印证了孝宗“还是王党盛耳”一语！

光宗即位之时，台谏系统在“王党”手中。一年内周必大被逼下相位，五位理学集团的中坚分子被论劾（刘崇之、沈清臣、吴镒、谢谔与尤袤）。赵汝愚入朝也受制于“王党”中人御史范处义。

绍熙元年后，留正执政时期，理学集团逐渐打进台谏给舍系统，权力重心开始转移。作者借刘光祖一人的论劾活动，对这一转变做具体阐释。

刘光祖在绍熙元年间除殿中侍御史（俗称“副端”或“台端”）真德秀《刘阁学墓志铭》中记载光祖论劾沈揆，叶翥（二人结交“近习”姜特立），陈贾（用“道学”二字劾去朱熹），黄抡（姜特立一手提拨的谏官）四人。尤其《论陈贾、黄抡疏》考见理学集团争夺台谏的激烈状况。刘光祖论劾黄抡原因有二：一是抡借光宗废除补阙、拾遗两个谏官挑起光宗的厌恶。二是在光择台臣时，阻止“从臣荐人”。

作者从《论陈贾、黄抡疏》找到了薛叔似与许及之被废补阙、拾遗二谏职的内情，大概是二人有严厉的谏言，被“王党”利用去激怒光宗，而致二职被废。朱熹在《与李诚父书》书中指出了李信甫被擢为监察御史是“诸公排逐正人”后的“塞责”之举，所以勉励他“不可怀此小恩，而忘大辱”。薛、许二人因是逐走王淮的“二谏官”而遭报复，朱熹认为留正为保全相位而不惜与职业官僚周旋，一面逐去“二谏”，一面提升“黄抡”。所以在《与张元善书》中说“斡旋运转，无不如其意者”。《答赵尚书（汝愚）》中与留正论“党”的问题以及赞扬他“得士之多”皆有反讽之意，即希望他彻底与“君子”为“党”，尽去“小人”。

光宗即位之初，几股势力犬牙交错。首先是掌握权力源的新皇帝。他是一个很“固执”的人。不像孝宗那样信任理学集团。相反，他通过近幸如姜特立、谯熙载等与官僚集团保持联系，第二股势力是官僚集团，即“王党”。此时王淮擢用的职业官僚仍然占据台给舍系统，劾去“二谏”是新朝第一个反攻信号，接着便是必大罢相和诸多理学之士降黜，以此向留正施压。第三股势力是太上皇与理学集团的合流。光宗时，理学集团失去了“得君”的优势，只能寄望于宰相。虽然留正已经收擢很多理学之士在中枢，但朱熹终以为他不够彻底，让苟且敷衍的职业官僚仍留盘踞要津。但我们要理解留正的处境，在执政期间执行孝宗所托，擢用理学成员入中枢，既要受孝宗指示，又要对光宗负责，同时又在理学集团的监督之中，他需要平衡各方，“二谏之去，江夏之升”一说便难下断语了。

刘光祖论劾黄抡是两大集团争夺台谏系统的一次最尖锐的冲突。黄抡借薛、许二谏之去攻击直谏是“人臣掠名，归过君父”，借机讨好新皇帝以巩固权位，他反对台臣的选择由“从臣荐人”是直接针对理学集团而言，台臣不由“从臣谏人”，则只能由皇帝以“内批”方式指定人选（“自除”一途）。通过与皇帝近幸的关系，官僚集团就更容易控制台谏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