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安，家乡县城兼地区首府，位于长江中游北岸，大别山南麓，鸭蛋洲东南。北边背靠四座小山，石龙山、玉玑山、聚宝山、赤壁山，可称山城与江城的合体。其中赤壁山见于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江水》，是有关的最早记载。其中聚宝山出晶莹圆滑的美石，红黄白诸色，螺纹，被称为“齐安玉”。
齐安北靠大别山，南临长江，而附近山丘多圆滑玉石，证明远古时期这一带是湖泊、河流，或曰长江故道，在造山运动中隆起为山丘，含有江湖中原有的众多鹅卵石。城西北三十里的石门镇有螺蛳山，这里有新石器文化遗址，距今5000年，开启了齐安文明的先河。这里出土的石器、陶器、玉器，是当时仰韶文化等东西南北多种文化的交汇与混合。山体里还发现大量螺蛳壳、蚌壳、鱼骨、兽骨，是本地原始人的食物残骸，且陶器多网纹、鱼纹，属于渔猎文化区。齐安人喜吃水产品的习惯，至今没有改变。这里属于古老的“云梦泽”的东北边缘，野生动物资源丰富。清代蒋廷锡《尚书地理今释》云：“东抵蕲州，西抵枝江，京山以南，青草以北，皆古之云梦。”京山即荆山、大洪山一带，青草即洞庭湖东北的青草湖。先秦时的云梦泽是江汉之间的湖泊群，含有后世的洪湖、长湖、梁子湖、斧头湖、汈汊湖、龙感湖、牛山湖、汤逊湖等，后被誉为“千湖之省”。《墨子·公输》“荆之地方五千里”，“荆有云梦，犀兕麋鹿满之，江汉之鱼鳖鼋鼍为天下富”，“雉兔鲋鱼”更是数不胜数。《战国策·楚策》云：“于是楚王游于云梦，结驷千乘，旌旗蔽天。野火之起也若云蜺，兕虎之嗥声若雷霆。”西汉司马相如在《子虚赋》里，称“方九百里”的云梦泽是楚王的天然狩猎场。
那时的长江入海口，应该在吴国镇江。更早的旧石器时代，长江的入海口应该在西陵峡口的夷陵，而整个西蜀盆地此前是巨大的湖泊，名为“西蜀海”，而待夔门峡江导水东流后，逐渐淤积、隆起，蜕变成冲积平原。先秦的云梦泽时代，长江最早的名字是江水，仅指西蜀盆地的一段，后来自岷江口至入海口，才被称为长江。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载：“黄帝居轩辕之丘，而娶于西陵之女，是为嫘祖。嫘祖为黄帝正妃，生二子，其后皆有天下：其一曰玄嚣，是为青阳，青阳降居江水；其二曰昌意，降居若水。”郦道元《水经注》云：“若水沿流，间关蜀土，黄帝长子昌意，德劣不足绍承大位，降居斯水，为诸侯焉。娶蜀山氏女，生颛顼于若水之野。”北方黄帝娶南方嫘祖为妻，在打败南方炎帝后，将所生二子安排在炎帝昔日统治中心江水一带，名为降居（贬谪），实为历练。炎帝部落起于随州烈山，据有荆州，往西进入神农架、西蜀盆地，其后往北进入中原、冀州，与黄帝部落三战于阪泉，败亡。其后，炎帝部落后裔夸父、刑天、共工与黄帝部落后裔争战，均败亡，极惨烈。若水即雅砻江，亦作弱水，与大渡河（沫水）的支流流沙河毗邻，因而《西游记》里沙僧所降居的地界，被描述为“八百流沙界，三千弱水深。鹅毛飘不起，芦花定底沉。”金沙江上游为通天河，为唐僧师徒取经唯一两次经过的地方，那里有陈家庄，每年供奉童男童女给灵感大王，还有千年老鼋，后得知唐僧失信，将其连人带经丢进河水。唐僧生于江州，被弃于长江，漂流至镇江金山寺，与长江有着神秘联系。
我们可以推测，齐安人的原始土著是云梦泽畔的“现代原始人”，后来发展成被称为扬越人的现代人。他们断发文身，以渔猎为生，原始而野性，并非特定的荆蛮人，而是与诸多部落有着共同的祖先，即蚩尤。蚩尤自南海沿着海岸线北括，抵达青丘，其间有些部族滞留南方，各自发展。及至蚩尤败北后，其所部“三苗”“九黎”向南回迁，复盘踞于江汉、江淮，反复征战。据最先进的DNA技术介入与考察，百越人、扬越人的先祖是琼岛黎族，而这恰好证明齐安人、楚人的远祖是蚩尤，先天具有热烈粗暴的民族性格，具有野性叛逆的蛮族精神。
齐安石门镇的螺蛳山文化是长江中游新石器文化遗址之一，与巫山大溪文化、京山屈家岭文化、石首走马岭文化、鄂渚城子山文化、修水跑马岭文化等一起，证明长江流域也是中国古文明的重要发源地。五帝时期，长江中游为“三苗国”据有，与中原部族多有攻伐，帝舜“南征三苗，道死苍梧”，最终“禹征三苗”，将其驱逐至江汉以南。夏商时期，三苗、扬越之名不复存在，长江中下游为淮夷控制，又称“南蛮”，包括“荆蛮”“巴蛮”“五溪蛮”等。夏商王朝逐渐南扩，在汉皋北边、大别山南麓建盘龙城，作为南征据点，据有江汉，但未能征服“五溪蛮”，齐安一带仍属于淮夷古族的势力范围。夏商周时期，中原王朝与淮夷南蛮多有征伐记载。商王武丁死后，长江中下游又恢复为淮夷南蛮的荆棘之地。齐安陶店的霸城山遗址、蕲州毛家嘴遗址，都属于商代、西周齐安荆蛮人的居住地，而且因为云梦泽的存在，这些遗址都位于大别山南麓，完全符合历史地理的特点。西周至东周时期，这一带先后被吴、越、楚等国吞并。中原熊氏南下，起初据有汉中，熊绎被周成王封为子爵，建立楚国，遂逐渐扩张，蚕食荆蛮人的地盘。此后荆蛮与楚蛮合一，而“巴蛮”“五溪蛮”各自独立。
夏朝初期，与大禹一起治水的水神伯益，与大禹之子夏启争天下，被杀。其长子大廉乃舜帝外孙，建立“黄夷”方国，居于黄河中游，以黄鸟（黄鹂鸟）为图腾，属于东夷集团的“九夷”之一（伯益还被视为江姓的先祖，因其治理长江有功），其势日衰。《竹书纪年》载：“（夏）后相即位，二年，征黄夷。”西周周平王时，平东夷，建立黄国，黄夷首领为国君，建都于中原潢川。春秋时期，诸侯小国嬴姓黄国是“中原小霸王”，积极联合周边小国和东边齐国，抗衡楚国，对于楚国支持的沈鹿之盟，竟然置之不理，无人出席，而且接收被楚国攻灭的弦国君民，合力抗楚，以致后世有人误以为弦国是黄国的一部分。30年后，前675年，楚国出兵伐黄，没有成功。前648年，楚成王以黄国不称臣、不纳贡为借口，再次挥师东征，终于灭掉黄国。这中间，黄国应该会翻越大别山，南扩至长江之滨，归化开发，为荆蛮之地增加了中原人的血脉。此时，长江中游的荆蛮人逐渐丧失主体性，为纷纷南下的楚人、鄂人、黄人、弦人、英人等所取代，而其中一些小国大多是周朝遏制楚国东扩北上的工具，但后来均为楚国灭亡、吞并。弦国、黄国、英国、六国都是嬴姓，皋陶后裔，被视为正统部族。楚国为芈姓（图腾为凤凰），鄂国为姞姓（图腾为鳄鱼），被视为边缘部族，且皆反叛不羁，为周室所厌恶、忌惮。民国时吕式斌《今县释名》记载，齐安县“西北有黄冈山，因古黄国得名。”今之齐安应为古黄国南部故地，虽非首府，但据推测，春秋时期建有较小的城池，使得中原黄国终于拥有一条“长江通道”，可以做着占据江汉的“春秋大梦”。当时的小城，应该是依山傍水而建，西门濒临长江，占据陆运与水运之便，在后世齐安府治所的附近，原名失考。
另有一种意见，认为齐安应为中原古黄国被楚国灭亡后，黄国贵族遗民不能原地居留，只好往南移居于大别山南麓，因而这一带以“黄”为名的地方很多，以示纪念。因为故弦国与故黄国是一家人，所以故弦国也有一些以“黄”为名的地方。还有一种意见，认为齐安故地为弦国，以鴁鸺为图腾，建都于中原光山，在潢川之西。《晋书·地道记》云：“西阳，故弦子国。”两晋之际，五胡乱华，治所位于中原光山的西阳南迁至邾城附近的江边。北魏郦道元不明白这种地理变迁，才在《水经注·江水》里说：“江水又左径赤鼻山南，山临侧江川。又东径西阳郡南，郡治即西阳县也。《晋书·地道记》以为弦子国也。”这条注释让后世以为齐安县城属于弦国，《历史地图册》亦作如此标注。清代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光州府”条，对此记载最为准确：“光山县州西四十五里。南至湖广麻城县二百里。春秋弦国地。”南宋罗泌《路史•国名》亦云：“弦在西阳西。”弦国为春秋弱国，不可能拥有齐安大部分的疆域。由此可见，齐安故地为弦国、黄国乃至英国分治，三国自西向东相邻，皆诸侯小国，其中黄国实力最强，是中原嬴姓小国抗楚联盟的老大，而背后老大是齐国。弦国在西面，于前655年被楚国所灭。七年后，楚人灭黄，两年后，楚人再灭英，吞并了齐安全境。综合起来分析，我倾向于认为“黄国南侵齐安说”，否认“黄人南迁齐安说”，以及“弦国辖齐安说”。《左传•僖公五年》云：“楚斗谷於菟灭弦，弦子奔黄。于是江、黄、道、柏方睦于齐，皆弦姻也。弦子恃之而不事楚，又不设备，故亡。”弦国善于拉拢关系，跟周边小国皆有姻亲关系，结成联盟，疏于军事防备。弦国灭亡后，遗民弦高北迁至郑国，从事贩牛，在秦晋崤之战中，用12头牛作为犒赏，巧退秦军。他素来被认为是“义商爱国”的代表，其实亦是保持郑晋关系，便于自己继续行商，不断财路也。黄国素来强悍，富有谋略，国家虽亡，黄姓贵族犹在，成为南方黄姓的祖先，后代名人辈出，比如黄歇、黄承彦（诸葛亮的岳父，妻子黄月英）、黄祖、黄盖、黄忠、黄庭坚。其中最接近先祖水神伯益的人是黄盖，在赤壁水战中抢得了火烧曹营的头功。大约受到水神伯益的感召，长江中游历来诞生凶悍勇猛的渔民船工出身的名将，以水战著称于世，比如甘宁、张横、张顺、杨幺、倪文俊、陈友谅、廖永忠、唐正才、熊秉坤等。
经过几百年的发展，楚国不断兼并周边的一些诸侯小国，根据史料统计，至少有50个国家，比如鄂国、权国、申国、息国、弦国、黄国、英国、江国、柏国，逐渐壮大。前879年，楚君熊渠灭鄂国，分封三子为句亶王、鄂王、越章王，这是楚国第一次对子孙自封为王，乃大不敬，不久因担心周厉王讨伐，取消封号。楚国灭鄂后如此嚣张跋扈，放飞自我，主要因为占领了长江中游沿线，占领冶都铜绿山的铜矿，奠定了做大做强的基础。前706年，楚国攻伐随国，随国说：“我无罪。”楚君熊通说：“我蛮夷也。”随后，熊通不经周室封号而自称楚武王，与周王平起平坐，乃诸侯国唯一称王的国家。楚成王时期（前672年—前626年），楚国成为南方大国，据有江汉，而且楚成王为历代楚王中吞灭诸侯国数量最多者，达到九个。楚庄王时期（前613年—前591年），任用孙叔敖等贤臣，吞并北部五个小国，据有江淮，大败晋国，问鼎中原，成为春秋五霸之一，达到楚国最旺盛时期。就其问鼎中原战略而言，楚国北部山区边境有三条古道，可以北上攻伐中原诸国，亦成为战国南北交通的枢纽要塞，主要是第二条方城古道，可以直通郑国、卫国、晋国、洛邑（东周国都）：信阳古道（沟通西陵与淮河，亦名信阳通道）、方城古道（沟通襄阳与南阳盆地，亦名宛叶古道）、上庸古道（沟通上庸与汉中）。战国时期，自楚悼王至楚威王，楚国据有黄河以南的整个南中国，成为面积最大的国家。
战国晚期，屈原的“美政”改革遭到旧贵族和众宵小的抵制，四次被流放（怀王时、襄王时各两次，前者5年，后者18年，而且都是原本被流放一次，中途被追加一次），致使楚国由盛转弱，各项制度趋于衰败，不敌秦国之崛起。楚怀王实行“西失东补”战略，东征灭越，尽收吴越之地，为历代楚王中吞灭疆域最大者，但听信张仪割地六百里的连秦诡计，听信令尹子椒、上官大夫、靳尚、公子子兰、宠姬郑袖等“党人”谗言，于内政外交多次出现失误，大起大落如过山车，以致“兵挫地削，亡其六郡，身客死于秦，为天下笑”。楚顷襄王二十一年（前278年），秦将白起伐楚，郢都失守，楚国被迫东迁，定都于中原淮阳。《战国策·中山策》记载，白起临终前对秦昭襄王如此说道：“是时楚王恃其国大，不恤其政，而群臣相妒以功，谄谀用事，良臣斥疏，百姓心离，城池不修，既无良臣，又无守备。故起所以得引兵深入，多倍城邑，发梁焚舟以专民心，掠于郊野，以足军食。当此之时，秦中士卒以军中为家，将帅为父母，不约而亲，不谋而信，一心同功，死不旋踵。楚人自战其地，咸顾其家，各有散心，莫有斗志，是以能有功也。楚所以败，秦所以胜，略见于此矣。”“良臣斥疏”应该包含屈原被放逐的信息。此时，齐安、鄂渚沦为秦地。屈原《哀郢》中如此描述，“民离散而相失兮，方仲春而东迁。去故乡而就远兮，遵江夏以流亡。”司马迁《史记·楚世家》载：两年后，利用白起攻伐三晋之机，“襄王乃收东地兵，得十余万，复西取秦所拔我江旁十五邑以为郡，距秦。”结合《秦本纪》“三十一年，白起伐魏，取两城。楚人反我江南”的记述，“江旁十五邑”应该指郢都以南、武陵以东的地域，不包括上游已经失守的荆襄一带。齐安、鄂渚再次回到楚国的版图，不久被归为“南楚”，而这一带地域，大致为“南蛮”的最后据点。司马迁《货殖列传》云：“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长沙，是南楚也。”
楚考烈王时期，游学博闻、擅长辞辩的春申君黄歇为令尹（丞相，黄国贵族后裔），以“淮北十二县”为封地，大肆拓荒建城，以姑苏为都邑，并率兵北伐，灭掉东北部的鲁国、邾国，实现了楚国晚期的短暂复兴。春申君迁邾君及其臣民于楚国西部的齐安小城，扩建为邾城，沿用邾国故都名称，即邾邑，为楚地带来崇尚儒家仪礼的邹鲁文化。这些人多为朱姓、邹姓、曹姓。春申君特意将邾君及其臣民迁居于此，可能旨在开发大别山南麓、长江中游的战略要地，而且将邾城视为自己的大后方，毕竟这里是黄国故地。“战国四公子”每人门客多达三千，而春申君的门客数量据说是最多的，大多逞强好斗，奢侈浮华，缺少荆轲、毛遂之类的忠勇之士。他一度成为六国合纵伐秦的联军主帅，败亡于函谷关，使得楚国声望剧减，从此被楚考烈王冷落。春申君犯了一些重要错误，比如不该实行连秦政策，转而在连横与合纵之间徘徊犹豫，以致伐秦不力（曾经和太子熊完在秦国作人质十年，侥幸逃回，但多少对秦国有感情），不该重用门客李园，收用其妹，又受其蛊惑，转而将其妹送给楚考烈王，最后为李园做局算计，被斩杀并灭族。他曾重用荀况为兰陵县令，而荀况有学生韩非、李斯、张苍，张苍有学生贾谊。春申君去世后十五年，楚亡，其间楚国为“三晋贱种”李园所控制，屡屡失算，每况愈下，一片萧条，而秦国嬴政屡屡胜算，逐渐统一六国。
邾城扩建为大城市后，政治经济文化地位飙升，而留恋郢都故地的一些楚国贵族，随即迁居于邾城，使得该地呈现为江淮一带繁华大都市的景象。此后，楚考烈王削弱邾君势力，改封邾君之女或者楚国公主于此，俗称“女王城”。但是，女王城更可能是方言谐音的结果，因为邾城亦名邾王城，邾和女在方言里发音较近，因而唐代重建邾城时，俗称其为女王城。民国时期，女王城又被讹传为禹王城。明万历版《齐安县志》载：“黄歇垒，在县北十五里，即永安城，楚黄歇所都也。”黄歇垒应是黄歇被害后，安葬于此，后来成为邾城的另一叫法。永安城是齐安在隋代的另一叫法。清光绪版《齐安县志》里保留有《邾王城图》，邾城正是一座江城，含有“邾城八景”，风景优美。女王城遗址的夯土城墙和城门的轮廓至今犹在，属于典型的先秦城市遗址，附近的一些丘陵，现今发现有春秋至汉代的大型墓葬，主体为楚国贵族家族墓葬群，出土青铜剑、青铜戈、蚁鼻钱，以及漆木器、陶器、玉器等，部分地跟郢都贵族的随葬品重合。鉴于随葬品里有春秋时期的物品，有人推测战国晚期的邾城，应为早期城邑扩建而来，始建于黄国、弦国或者楚成王以后，但是该城邑的具体名称不得而知。自楚成王至楚考烈王，中间隔着400年，齐安一带或者邾城一带，绝对有更古老的城池。
其实齐安人还有巴人的文化基因，至今有巴河巴镇。巴国建于夏朝，武王伐纣决战牧野，巴人担任先锋队，因军功而据地方一霸。与《越绝书》同为中国最早地方志、专记汉水以南西南地区史料的《华阳国志》，在其《巴志》里记载：“巴师勇锐，歌舞以凌殷人，前徒倒戈。”巴人东战楚国，西击蜀国，最后纷纷亡于秦，为张仪诡计所害。秦朝时，巴蛮、蜀蛮、楚蛮各据其地，互不干扰。刘邦为汉中王时，命巴人部族长范目征募巴人，组建精锐劲旅，“明修栈道，暗度陈仓”，而且巴人亦如当年帮助周武王伐纣，高唱战歌，手持板楯，作巴渝舞（这很像屈原《国殇》里的战争舞），杀向关中三秦。因此，刘邦封范目为长安建彰侯，并下诏免除巴人租赋，这使得西汉时期巴人安定无事。楚汉相争，项羽的兵力来源主要是“西楚”，即江东地区。《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记载了两汉之际的民族形势剧变：“汉兴，改为武陵。岁令大人输布一匹，小口二丈，是谓賨布。虽时为寇盗，而不足为郡国患。光武中兴，武陵蛮夷特盛”，“边患”不绝，威胁中原。“夷夏之辨”思想在夏商时期早已出现，中原大国对四周部族方国存在偏见，但是司马迁作《史记》，秉持“华夏命运共同体”的精神，在《西南夷列传》中，称西南诸夷为“楚苗裔”，多记交往史，而且对部族方国多有客观描述乃至称颂，在《匈奴列传》中，对冒顿单于的记述遵从匈奴人的习俗与立场。《汉书》大体能祖述之，保持“主体间性”。
到了《后汉书》，民族偏见尤多，且前后矛盾，褒贬不一。该书称蛮夷“外痴内黠，安土重旧”，引用“蠢尔蛮荆，大邦为仇”的先秦恶谥，甚至开篇使用有关蛮夷起源的神话传说，不怀好意：畜狗槃瓠杀犬戎将军，得高辛少女，负走南山，裸体交配于深山石室，三年生六男六女，赐居山广泽，“其后滋蔓，号曰蛮夷”。纵观整个东汉时期，南方各地巴人蛮人屡屡发生聚众叛乱，而究其原因，一为西汉末年发生“王莽之乱”，迫害众多士族，加之灾荒连年，民不聊生，致使大批中原人迁入南方，引发了中原人与南蛮人的矛盾；二为南蛮人不满东汉政权对其中原化的管理方式，尤其不满徭税，不满管教，不满屯兵，要求政策怀柔，地方自治；三为受到王匡、王凤绿林军起义的影响，其初始地在荆州江夏郡，啸聚于绿林山（今大洪山），对西南地区的蛮族起到了榜样作用。到了《三国志》，只记曹魏“乌丸鲜卑东夷”等番邦外国，而蜀汉之南蛮、孙吴之山越，皆融入有关纪传。尤可道者，诸葛亮奉行民族团结政策，对后世影响深远。自《晋书·南蛮传》至《宋史·西南溪峒诸蛮传》，“南蛮”的称呼始终存在，其间发生多次民族大迁徙与大融合，但始终有“熟蛮”与“生蛮”之分。到了明清时期，正史增录“土司”，实行民族自治，而雍正朝实行“改土归流”，又激起西南地区的不断剧烈反抗。沈从文在《湘西杂记》中对其有着自己的看法。
这里回到齐安人与巴蛮人的血脉联系的话题。《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记载：“至建武二十三年，南郡潳山蛮雷迁等始反叛，寇掠百姓，遣武威将军刘尚将万余人讨破之，徙其种人七千余口置江夏界中”。由此可见，东汉早期，川东鄂西的巴人多次发起暴动，被朝廷派兵镇压，而战败后，七千多人被迫迁居于齐安，形成“江夏蛮”，后称“五水蛮”“西阳蛮”，而另一部分人被迫迁居于武陵，被称为“五溪蛮”“武陵蛮”。南朝沈约《宋书·夷蛮传》、唐代李延寿《南史·夷貊传》均载：“西阳有巴水、蕲水、希水、赤亭水、西归水，谓之五水蛮，所在并深岨，种落炽盛，历世为盗贼。”西阳即齐安别称，巴水即巴河，希水即浠水，赤亭水即举水，西归水即倒水，加上蕲水，五水大抵发源于中原三角形的大别山区，悉数西南而下，注入长江。其整体形状，颇似带穗子的香囊。山水之间地势险要，蛮荒遍野，苍鹰所及，必有血腥。这里确切有着金雕、白肩雕、白尾海雕、白腹山雕、秃鹫、赤腹鹰、鸢、白尾鹞、灰背隼、红隼。大别山南麓，大致包含五水蛮地区，其实共有七条南北向的河流，除了这五条河流，还有流经大悟、黄安、盘龙的滠水，流经广水的广水河。作为府域的齐安，大体包括五水地域。作为县域的齐安，限于举水与巴河之间，除了北倚大别山，南靠长江，南部还被一条大致与长江平行的长河贯穿着，其名字就叫做长河，被夹在举水与巴河之间。这八条河流都是万里长江七百多条支流中的三级支流，而荆楚境内的一级、二级支流则分别有汉江、清江。与南麓七条南北向的河流相应，大别山北麓也有南北向的七条河流，竹竿河、潢河、史河、漫水河、灌河、浉河、淠河，皆向北注入淮河。大别山是长江与淮河的分界线，地理位置极其重要，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大别山的南北植被景观因此“大别”：南麓地区植被茂密，树种丰富，冬季一片绿色，而北麓地区大多是山地草原、森林，冬季一片枯黄。
五水蛮延续了巴人桀骜不驯、剽悍好斗的作风，多以盗贼为生，时常发生聚众叛乱，让朝廷头疼不已。东汉中期，永和三年（138年），五水蛮民攻打邾城，杀死邾长，据城而居，一度发展成独立王国，后被朝廷派兵血腥镇压，几乎被屠杀。齐安五水蛮跟湘西五溪蛮的性格比较相似，巴人被迫东迁时，确有一支被迁入武陵五溪，足见鄂东湘西同源。《宋书·夷蛮传》云：“居武陵者有雄溪、褭溪、辰溪、酉溪、舞溪，谓之五溪蛮。”五水蛮、五溪蛮和巴蛮在反叛起义上，可谓同气连枝。《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连篇累牍地记载它们的反叛，宛如朝廷的“南蛮噩梦”。比如“和帝永元十三年，巫蛮许圣等以郡收税不均，怀怨恨，遂屯聚反叛。明年夏，遣使者督荆州诸郡兵万余人讨之。圣等依凭阻隘，久不破。诸军乃分道并进，或自巴郡、鱼复数路攻之，蛮乃散走，斩其渠帅。乘胜追之，大破圣等。圣等乞降，复悉徙置江夏。灵帝建宁二年，江夏蛮叛，州郡讨平之。光和三年，江夏蛮复反，与庐江贼黄穰相联结，十余万人，攻没四县，寇患累年。庐江太守陆康讨破之，余悉降散。”三国以后，怀柔政策开始施行，“南蛮”叛乱事件明显减少，大体如此。《宋书·夷蛮传》云：“蛮民顺附者，一户输谷数斛，其余无杂调”，“蛮无徭役，强者又不供官税”。唐宋以后，“以土官治土民”的方法逐渐得到推行，直至形成“土司制度”。
《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同时记载东汉时南方夷族的风土人情和奇异风俗，甚至是具有原始社会性质的群婚制。如交趾郡越族“男女同川而浴，故曰‘交趾’。”《后汉书·循吏列传》也说此地“无嫁娶礼法，各因其淫好，无适时匹，不识父子之性，夫妇之道”，“民如禽兽，长幼无别。”其实，此“杂游”“杂交”的野合风俗很早就盛行于北方。《楚辞·天问》提及大禹与涂山女野合于“台桑”：“禹之力献功，降省下土四方。焉得彼涂山女，而通之于台桑。”商纣王在邢国沙丘增建酒池肉林，使男女裸体追逐游戏，狂歌滥饮，通宵达旦。《周礼·地官·媒氏》记载周代“中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墨子·明鬼》云：“宋之有桑林，楚之有云梦也，此男女令所属而观也。”桑林云梦、桑间濮上遂为男女苟合之处的代名词。闻一多《诗经研究》亦云：“《国风》中讲到男女相约之地，或曰城隅，或曰城阙，或曰于某门，即国城的某门，衡门也还是这一类的场所，栖迟于衡门之下，和《静女篇》的‘俟我城隅’，《子衿篇》的‘在城阙兮’，也都是一类的故事，并且古代作为男女幽会之所的高禖；其所在地，必依山傍水，因为那是性秘密之事的地方。”桑间濮上正是城门外依山傍水之地，宜于幽会野合。《史记·孔子世家》记载，鲁国叔梁纥为陬邑大夫、鲁国虎将，与正妻生九女，与妾生子残疾，六十岁时，“与颜氏野合”于尼山，而颜徵在十六岁，四年后，生下孔子。《史记·滑稽列传》载齐国“州闾之会，男女杂坐，行酒稽留”，“堂上灯灭，罗襦襟解，微调香泽，故曰酒极则乱”。《汉书·地理志》载：郑地“男女亟集会，故其俗淫”，卫地“有桑间、濮上之祖，男女亦亟聚会，声色生焉”，燕地“宾客相过，以妇侍宿。嫁娶之夕，男女无别，反以为荣”。东汉以后，除了汉灵帝刘宏、魏明帝曹叡、吴末帝孙皓、前秦厉王苻生、后梁太祖朱温、隋炀帝杨广、金废帝完颜亮、宋高宗赵构、弘光帝朱由崧的荒淫无道，这种野合之风基本退出中原地区，而南北的蛮夷地区，依旧保留着昔日的自然人性。除了《后汉书》的描述，《三国志·吴书·薛综传》记载日南郡越族“男女裸体，不以为羞”，而张华《博物志》亦记载日南郡“有野女群行觅丈夫，裸祖无衣服。”《北史·高丽传》记载关外高丽人“风俗尚淫，不以为愧，俗多游女，夫无常人，夜则男女群聚而戏，无有贵贱之节。”这种风俗遗存，在电视剧《成吉思汗》《孝庄秘史》《尘埃落定》还能看到，而到了现代，除了北极因纽特人以妻待客的风俗犹在，中国大约只有川滇交界的泸沽湖纳西族支系摩梭人的走婚制，以及沈从文笔下的民国湘西山林里的五溪蛮世界尚有余韵。韩国金基德电影《撒玛利亚女孩》，大约体现高丽“游女”“神女”的宗教救赎品性，但是它在现代文明社会，会受到严厉惩戒。
举水又称柏树河、柏举河，因上源有柏子山，故名。举水与柏子山合称柏举，即春秋末期吴楚柏举之战的主战场。《水经注·江水》曰：“举水出龟头山……南流注于江。”龟头山亦名龟峰山，在大别山西南麓。举水入江口有沙洲，名叫举洲，自商周至两汉，其名不变。汉末三国时期，因地处险要，该洲改名烽火洲，元代移民拓殖时，因形似鸭蛋，改名鸭蛋洲。清初，洲人刘子壮考中文状元，为美化乡梓，改名雅淡洲，后也叫状元洲。倒水在龙口注入长江。清末，十七岁的董必武挑着行李，在黄安县城坐上木排，顺倒水而下，在龙口拐弯，经葛店、乌林、鸭蛋洲，抵达齐安码头，踏上长长的石阶，再步行至考棚街，参加府试，成为秀才。巴河分上巴河、下巴河，在巴河镇注入长江。陈沆、闻一多即巴河人，前者是清中状元，后者是民主战士，皆为锐意改革的著名作家、学者。浠水经兰溪注入长江，蕲水在双沟注入长江。郦道元《水经注·江水》曰：“江水又东迳邾县故城南”，“城南对芦洲”，“亦谓之罗洲矣。”这里的罗洲是现今齐安城南的江心洲，也即鄂渚的得胜洲，历来以生产芦苇、捕捞鱼虾著名，与举洲约有十四五里之隔。鄂渚的芦洲正是伍子胥逃往时经过的芦洲渡。被兵追击的他为渔父所救，后者唱道“芦中人，芦中人，岂非穷士乎”，馈以食物，并送他过江。等他走后，渔父见其语带犹疑谨慎之意，为保守其渡江秘密，慨然覆舟自尽了。他出逃遇难的地方是芦洲，而他重返决战的地方是举水下游的柏举一带，两者最近距离约有三四十里，可谓一衣带水。这或许是历史的有意安排，符合心理学的某种逻辑，在哪里跌下去，在哪里站起来。
春秋末期，孔子因与鲁公不和而周游列国，遭遇“陈蔡之厄”后，经过信阳古道往南，到了楚国东北境内，在负函（即今信阳）见过楚国名臣叶公沈诸梁后，向西行走，在西陵举水一带迷路了，便让子路问津，询问去鄀郢的路。当时楚国有个狂人叫接舆，见楚昭王政令无常，自行髡首，留着光头和胡须（这个造型后来遗传至晚明李贽、现当代熊十力，皆为鄂东名士），佯狂不仕，喜欢发表一些大而无当的言论，被时人称为“楚狂”。他看见孔子一行人到了楚地，就跟在牛车后面，唱道：“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他告诫孔子，楚国政治昏庸，不值得趟浑水，还不如只做好自己的事。其背景是，楚国刚刚经历柏举之战、郢都失陷的哀痛，又遭遇迁都鄀郢，政令混乱。孔子停车欲与之谈，他却快速走远了。从地理上看，接舆长期隐居于齐安西北山水之间，故可称为齐安隐士，使得后世宋玉、陈季常等诸多文人、隐士慕名而至。遭到接舆如此嘲弄，加上楚廷令尹子西的阻拦，加上陈蔡之厄的阴影（被陈蔡大夫派人围困于野，阻其入楚，且没有粮食，随从病倒），孔子眼见不被楚昭王重用，未入鄀郢，东归而去。汉武帝初期，此地属衡山郡，而衡山郡属淮南国。某日，有人在山边掘土，挖出“孔子使子路问津处”的秦篆石碑，于是有了孔子河、孔子山的地名。为此，崇尚文教的淮南王刘安命人在西陵修孔子庙，祭祀先圣，同时征召学士讲学著书，伏生、申公、戴德等大儒先后来此讲学，复兴“孔孟儒学”，堪称荆楚最古老的大学。
战国时期，齐安属于邾城、西陵，而西陵覆盖今齐安、新洲、盘龙等区域，大致是春秋柏举之战发生的故地。战国晚期，秦国利用张仪之计，破坏楚齐联盟，置楚国于不义之地，夺取汉中后，趁势自北向南发动攻楚之战，占据了南阳盆地、江汉平原和洞庭湖流域，迫使楚国东迁吴越之地，沦为二流国家。《战国策·秦策四》曰：“顷襄王二十年，秦白起拔楚西陵，或拔鄢、郢、夷陵，烧先王之墓。”司马迁《史记·楚世家》载：“二十年，秦将白起拔我西陵。二十一年，秦将白起遂拔我郢，烧先王墓夷陵。”西陵属地古来记载不详，颇多争议。有人认为它在夷陵附近，属于巫郡、巴郡，但《秦策》《楚世家》里都说得明白，西陵、夷陵是楚国两个不同的要地，而夷陵是埋葬、祭祀楚国先王的地方。据考，三国时期，孙吴夺取荆州，将最新西边要塞的夷陵改为西陵，将夷陵附近的夷山改为西陵山，将巫峡以东的几处江峡统一名为西陵峡（长江三峡乃后世称名，此前为逐段命名的众多江峡；孙吴谋夺荆州后，将西塞移至巫峡一带，据有巫山县，而蜀汉据有奉节县，那里有鱼腹浦、白帝城，前者有诸葛亮入川时布置的石堆八卦阵，后者为刘备于夷陵之战惨败后的托孤处），是为西陵之始，影响甚广（后世还在全长66公里的西陵峡中建有嫘祖祠，与昭君祠、屈原祠、武侯祠、关帝庙、禹王殿等为邻，意在庇佑峡江，顺利通行；后来经过考证，夷陵文旅只宣传“三人”：爱国诗人屈原、和亲美人王昭君、神农架野人）。
更多人认为西陵在齐安、新洲一带（新洲、盘龙长期隶属于齐安），总体属于江夏郡。东汉班固《汉书·地理志》载，西陵乃“江夏郡西陵县”。南朝沈约《宋书·州郡志》、唐代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江南道三》载：“盘龙县，本汉西陵县地”，而西陵县较大，涉及盘龙附近区域。唐代李泰《括地志》、张守节《史记正义》均称，“西陵国故城在齐安黄山西二里。”黄山即黄武山，后名黄毛尖，是大别山西北主峰之一，海拔1011米。清代程恩泽《国策地名考》云：“案《楚世家》：顷襄王二十年，秦将白起拔我西陵。徐广曰：属江夏。”《史记·五帝本纪》载：“黄帝居轩辕之丘，而娶於西陵之女，是为嫘祖。”这里的西陵是西陵氏，后为西陵国，后改为西陵县。如此说来，植桑养蚕、缫丝制衣的嫘祖，这位“西陵之女”“西陵圣母”（嫘祖与黄帝之子昌意，又娶蜀山氏之女昌仆为妻，所生之子为颛顼），应为盘龙人，或称齐安人、汉皋人，而在当代以前，盘龙长期归属于齐安。南宋罗泌《路史·国名纪》：“西陵，黄帝元妃嫘姓国，作‘傫’同。今江夏安陵间，故吴以安陵为西陵，有嫘氏、西陵氏。”安陵即安陆，与盘龙接壤，属于江夏郡，因而仍是前者佐证。当代巴蜀文化研究专家段渝在《嫘祖考》中亦持此说，认为嫘祖的娘家应该在齐安附近。
战国末期，屈原弟子宋玉侍奉楚顷襄王，崇尚老庄，写有《高唐赋》《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与屈原并称“屈宋”，甚至被认为文学成就高于屈原。鉴于屈原屡遭流放，宋玉虽为议政大夫，但不敢直谏，到了楚考烈王时期，遭到楚相春申君的排挤，被免除职务，近乎被流放，遂隐居于齐安举水一带，写有《九辩》，抒发“贫士失职而志不平”，遂有“宋玉悲秋”典故。当时齐安邾城为江淮名城，临近长江，但举水流域乃弦国故地，近乎蛮荒。相传他从楚国新都郢陈（淮阳）出发，翻越大别山，抵达齐安后，见到山水众多，风景秀丽，便在举水上游的宋埠镇隐居。其间，他四处游山玩水，经过举水口附近，遇到江上大风，得“滩风”之名，也即乌林，当时只有树林、沙滩，尚未开发。他十年后才回到新都寿春，继续任职，一年后奸臣李园任楚相，使得楚国陷入分裂内战。前222年，楚国亡，宋玉卒。举水上游、大别山南麓的黄麻一带风景宜人，有天台山、五云山、孔子山等众多名山，有孔子问津的孔子河，宋玉隐居的宋埠，有建于西汉的孔子庙，在后世集纳了众多文化名人，成为讲学、隐居之地。
举水流域的麻城、黄安、乌林、新洲，以及附近的盘龙，在历史上长期属于齐安郡、江夏郡，这一带成为古代荆楚著名的思想文化中心，可以名为“举水文化圈”。比如，新洲孔子庙发展成问津书院，先后有东晋毛宝，唐代杜牧，南宋孟珙、吕祖谦、朱熹、张栻，明代王阳明、顾宪成等名人在此增修建筑，或设帐讲学。问津书院与岳麓书院、东林书院、白鹿洞书院，被誉为中国古代四大书院。北宋中期，盘龙县衙里，县尉程珦之妻生了两个儿子，即程颢、程颐。他们在此成长、读书、办学，后返归故里中原洛阳，发展“洛学”，开创“程朱理学”。该县附近至今有二程镇，是二程办学之地。明代中期，黄安诞生耿定向等“三耿”，接续“陆王心学”，在本县天台山创办书院，并与隐居于黄麻一带的“王学左派”李贽展开激烈辩论，成为中国古代思想史的著名事件。民国时期，诞生于齐安境内的熊十力、徐复观、汤用彤（我在金陵求学时，遇见其子汤一介做讲座，思想开通，语言风趣），融汇各家，开创了“新儒学”。这三位均为“东山法门”的接续者，是儒学、佛学的双料货，而境内四祖寺、五祖寺的道信、弘忍法师，即东山法门开创者，皆齐安人。李贽既催生了新儒学大家熊十力，又催生了启蒙思想家殷海光。“举水文化圈”还是藏龙卧虎、特立独行的隐士修行之地。北宋名士陈季常长期隐居于麻城歧亭杏花村，喜欢带着一顶自制的“方山帽”，引得谪居齐安的好友苏轼多次拜访，一起游玩、饮酒，而苏轼为其写有《方山子传》，称其为“光、黄间隐人”，“异人”。晚明著名思想家李贽晚年隐居于麻城芝佛院，喜欢剃发留须，为“大明第一思想犯”，引得齐安士女为之癫狂，而门生袁中道为其作《李温陵传》，称其“人真有不可知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