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爷是个讲道理的人----《黑爷》三十八
过大年的那几天，不管是坐夜，初新，上庙，烧马，串门，还是之后的走亲戚，为了过好这几天年，人们其实把一件极为重要的事暂时放下了，那便是正月家的唱戏闹社火。
这都是年前腊月里排大戏前商量好的事。那些年一般是在正月初六起社火，并在同时开启唱大戏的序幕，于是白天大戏晚上社火一直闹腾到正月十七晚上才烧掉。因为太热闹，所以这在大家看来，是比过年更值得期待的一件事。
虽然这事是先前就说好了的，而且按照惯例是必须要做的。但在初六之前的这几天，特别是初四的晚上，还得有不少热心的人往起来烧火，而人们把这天晚上的为此召开的会议，就叫做“烧戏”。主持会议的一般是爷爷和李家五老汉，他们俩都是庄间德高望重的社祀负责人。在这次会议上，他们的任务只有一个，那就是任命一个社头，作为这次闹社火唱大戏的总指挥，全权负责一切事务。
虽然是临时的社头，但任务可不轻，他首先得安排下去两件事。一是安排人准备社火。比如哪些人装花船，哪些人做花伞，哪些人糊灯笼，哪些人扎狮子，哪些人缝龙灯，哪些人唱秧歌，哪些人做扭拉花，哪些人引拉花。二是准备大戏。至于唱哪几本戏，以及戏中的角色，都在腊月里排戏时安排下去了，这里关键是要安排好后勤剧务工作，比如搭台子的，拉帐子的，烧汽灯的，幕后提戏的，整理服饰头帽的，照看炉火茶水的。
这都是些极为琐碎的事，但每一样又不可或缺。所以说真正要耍一场社火，唱一台大戏，台下的服务的人往往比台上演出的人要忙出好多。所以这社头也不好当，有时候也存在使唤不动人的情况，不过这都不是什么事，因为有李家五老汉在，你只需告诉他一声，说，五爷，某某人不听话，五爷马上就来了。五爷络腮胡子，人高马大，说话高声大嗓，走路吊着两个长胳膊，在村里是个很讲道理的人。所以像这种情况，他首先会找你讲道理，但如果真的讲不通，冲上去就是几个耳刮子，而到这个时候了，你也别怪他不讲道理。我感觉当年那一帮老人，大多都能在村里带起土说上话，大家也都服他们。现在这些老人大多都已故去，村里人连玩都不好好玩了。
初四晚上开会的同时，锣鼓队早就开始行动了。这锣鼓队其实是自发组织起来的一帮半大小子，一到这个时候都是没了命的敲锣打鼓喊号子。当然，这也是往起来烧戏的一个很重要的环节，因为当人们听到整个晚上永不停息的锣鼓声时，就知道今年的戏唱定了，于是就可以给十里八头的亲戚捎个话，说过两天浪来，家里有戏来。
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些年晚上烧戏时那一阵紧似一阵的锣鼓声。我后来也去了不少地方，看过不少社火，也包括一些电视节目上经过精心包装的社火，但我至今觉得没有一种锣鼓能像我们老家那样有极为强烈的韵律感。因为节奏太快，一个鼓手即便是把脸侧在鼓皮子上打得汗流浃背，也撑不了几分钟，所以得好多鼓手轮流打一面鼓，才能保持那种节奏。而引领这种节奏的，正是那个打钹的。当时村里钹打得最好的人是福元，他把两面钹端在右耳朵跟前打，节奏一加紧，他便紧闭了双眼，脸上的肌肉因为用力过度都紧缩在一起，不一会儿，汗珠子便串一串往下滚落，只打得满脸冒白气，节奏也一阵强似一阵。即便是这种强度，他都能一个人撑半个晚上。
最有意思的是有些大人喝酒喝大了，走过来一把推开打鼓的小子，来一阵当年他们敲过的“滚槌子”。借着酒劲，抡起两个槌子在鼓间上翻滚，急如爆豆，细如雨点，听得人目瞪口呆。父亲至今能敲这种鼓，有一年全县汇社火，父亲敲了一路滚槌子，只引得好多人都跟着我们的社火走，为的就是听那一通锣鼓。有些老人还感叹说，好多年都没听过这种鼓了。
在晚上敲锣鼓烧社火时，有时候我们也嫌在一个地方敲不过瘾，就抬起鼓来满村子转着敲，而一通锣鼓的后面，往往跟着几十个小孩就着节奏一连一声地喊号子:“好，好，好好咿！”“好，好，咿好咿！”敲到后半夜，等到大多数人都睡觉了，大伙还会生出坏心眼，把鼓抬在每家每户的门口敲，直到主人出来和颜悦色地告了饶，我们才肯离开。
当然这种情况也有意外。有一次在一家门口锣鼓敲得震天响，搅了主人的瞌睡，便从里面传出了骂声。见我们的付出有了回报，大伙一下子来了兴致，这要比悄无声息的门口和和颜悦色的门口有意思得多。我们抖擞精神，瞬间进入狂欢状态，锣鼓点子密集得如同爆豆。这时候，不可思议的一幕出现了，一老头拿着铁锨大叫着从门内杀出。一见情况不妙，我们撂下锣鼓四散逃离。老头一顿喝斥，便回家睡觉。一看他回了去，我们就又聚拢了来，更加狠命地敲响了锣鼓，并齐声喊起号子：“好，好，好好咿！好，好，咿好咿！”老头刚脱衣睡下，见敌情有变，就又穿衣杀出，我们迅速作鸟兽散。如此反复了几次，老头筋疲力竭，偃旗息鼓，弃甲曳兵，再不言战，我们便得胜回朝。
有这样两个晚上，这戏也就烧足了，全村人也由此进入了正月家的联欢状态。
